發表時間： 2007-07-31 04:19:05作者：
德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對中國提供無償援助，在全世界排名第四，截止2006年7月，已經向中國大陸提供援助 7.74億歐元。近日，不同黨派的德國政要同時發言 要求政府取消對華髮展援助，引起多方關注。本臺記者就此專訪了旅居德國的著名學者仲維光先生，他對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停止對華髮展援助的聲音已經不是第一次在德國政界出現。從2006年2月開始，不同黨派的政要已經數次提出相似的提議，主要原因有三個，仲維光說（聲音）：「一個是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而且在很多領域裡和德國產生了相當程度的競爭；第二，中國在一些經濟領域裡的不守法促使德國的企業界和社會對此有了一些呼聲；第三是中國的人權狀況和社會狀況始終沒有任何改變，中國的環境問題對世界的威脅也在日夜加劇。中國在發展中沒有顯出更加遵守國際秩序。現在這個問題比較尖銳的提出來是由於德國公布了一個統計顯示，在2008年，中國將會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這一點刺激了德國各方面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桌面上來。」
仲維光認為要討論是否繼續對中國援助，首先要明確德國和西方對中國援助的目地(聲音)：「第一點目地是為了世界的和平和環境，為了促進世界民眾可以更加自由的生活；第二，是為了德國自身的利益，這是顯然的，世界穩定和安全了，中國穩定了對德國自身也有利；也促進了德國貿易和中國經濟的關係。第三是為了德國的企業和民眾的利益。」
仲維光首先列舉了成功達到援助目地的例子，前西德對東德的援助（聲音）： 「在七、八十年代緩和時期，西德對東德的援助和支持，大大的促進了東德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這一切造成了柏林牆的倒塌。實際上西德當時對於東德每一次援助，它都附帶了一些原則性的條件，附加了一些限制，這些限制就促使東德在接受這些援助時，必須在社會的其它方面做出一定的讓步和變化，每一次大型的援助東德都要放出一批異議人士，最典型的就是7月20號東德在紀念廢除死刑20週年，死刑在統治者手裡實際上是維護其統治的一個很有力的手段，他們可以隨意的執行死刑來消滅他們所謂的敵人，利用死刑來恫嚇社會。這個例子可以使我們看到，在整個七、八十年代，西德利用這種不斷的對東德的這種援助，造成了東德社會的鬆動。」
仲維光認為德國十幾年來對中國的援助沒有達到援助要達到的目地，他列舉了例子並分析了其表現（聲音）：「在九十年代以後，德國和西方與中國接觸的時候卻相反，經濟利益高於了他們對原則問題的認同，更多的採取的是一種綏靖政策，忘記和忽視了許多原則問題。德國和中國任何的一個合作項目裡，他們的那種人權、自由和對世界環境問題憂慮的底線都十分模糊。這就造成了經濟利益至上。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德國的前任總統在訪問中國時，本來應該把一份中國政府關押的異議人士的名單當面交給中國政府並要求釋放，但是德國總統在和中國領導人見面時竟然不敢當面交給他，而是在會見以後才交給他，這在德國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他們忘記了這種模糊了底線的做法最後實際上危害的是德國人自己。他們沒有像對東德的援助那樣提出明確的限制和人權要求。由於中國在人權和法治上沒有明確的界限，所以中國的廠商就可以隨意的複製德國的產品。德國政府太注意政府之間的合作了，而沒有把更多的眼光投向中國的深層和民間。例如在法律的這種溝通上，德國和中國政府一直有一個人權對話，但是這個人權對話到今天為止毫無成效，德國社會也看到，只是一個花瓶，他們又遵照了中國政府的所謂保密，不能夠把它公開出來，在裡面的他們又不敢提原則問題，所以整個的法律對話是浪費了德國納稅人的錢。」
造成以上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不清，仲維光分析了造成認識不清的原因以及帶來的危害（聲音）：「實際上他們對東歐共產黨的認識非常清楚，但是到中國共產黨這兒就產生了很多混亂。第一個原因是89年柏林牆的倒塌，共產黨集團的崩潰使得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對世界的威脅減輕了，他們不再感到共產極權對他們自己構成威脅，所以一些政治家有意的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做法；第二，德國這些對中國問題瞭解的所謂這些專家和漢學家，他們大部分是當年西方的左派，甚至就是毛份子，這些人和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思想上也有很強的共產主義的傾向。所以這些人血液深處可以說是西方的共產黨。這個在西方的漢學界和中國問題專家中問題存在的非常嚴重；第三，德國和西方的媒體由於存在語言和文化的隔閡，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模糊的，很多西方媒體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國上面，忘記了它後面的共產黨；常常以中國是一個特殊文化和傳統的國家、以中國獨特性而掩飾了中共這種當代極權主義的共性，造成了一種中國共產黨變了的假象。這種誤會也是德國社會和民眾對中共認識不清。他們甚至在中共 99年鎮壓法輪功以後，對於這種殘暴的鎮壓在媒體上的揭露很不足，對法輪功的鎮壓其實表明瞭中共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所以對中國採取的這種援助從長遠來說危害的不僅僅是中國人民，危害的還有他們自己。例如中國的環境問題一旦有一個大的爆發，全世界都會受到損害，比如中國社會道德衰敗的問題，西方也都受到了影響和損害，都對經濟以及其它方面產生很大的影響。」
德國和西方對中國所有的援助都會首先被中共用來維護自己的權力和統治，對中國沒有原則和底線的援助會給人類帶來災難（聲音）：「只要這種援助流入中國政府的錢包，中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如何用這個錢來維持它的政權和統治，而不是用來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發展中國。這一點中共從不迴避。因為中共從它一成立就講，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在中共近一百年的歷史說明它一直都在維護它的權力。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處於危險時，它也是首先考慮發展自己而不是抗日。2000年以後中國這種大規模的環境破壞和道德淪喪。包括明年的奧運會，中國政府絕對不是為了要給中國社會帶來進步，不是為了推進世界民主自由和世界各國民眾之間的聯繫，它首要考慮的是中共的統治。在援助中國時，在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時，一定要清楚，中國政府拿這筆錢考慮的絕對不是雙方的經濟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倒不是完全反對西方政府援助中國、進行經濟合作，而是提出，西方政府一定要在每一個經濟合作和援助上，明確的提出自己的底線和原則，西方各黨派、媒體和民眾要一起來監督自己的政府，看他怎麼花納稅人的錢。如果政府不在這些原則的底線上做出明確的承諾和表示，那麼對這種援助就應該堅決反對。」
以上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記者方亮採訪報導。
停止對華髮展援助的聲音已經不是第一次在德國政界出現。從2006年2月開始，不同黨派的政要已經數次提出相似的提議，主要原因有三個，仲維光說（聲音）：「一個是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而且在很多領域裡和德國產生了相當程度的競爭；第二，中國在一些經濟領域裡的不守法促使德國的企業界和社會對此有了一些呼聲；第三是中國的人權狀況和社會狀況始終沒有任何改變，中國的環境問題對世界的威脅也在日夜加劇。中國在發展中沒有顯出更加遵守國際秩序。現在這個問題比較尖銳的提出來是由於德國公布了一個統計顯示，在2008年，中國將會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這一點刺激了德國各方面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桌面上來。」
仲維光認為要討論是否繼續對中國援助，首先要明確德國和西方對中國援助的目地(聲音)：「第一點目地是為了世界的和平和環境，為了促進世界民眾可以更加自由的生活；第二，是為了德國自身的利益，這是顯然的，世界穩定和安全了，中國穩定了對德國自身也有利；也促進了德國貿易和中國經濟的關係。第三是為了德國的企業和民眾的利益。」
仲維光首先列舉了成功達到援助目地的例子，前西德對東德的援助（聲音）： 「在七、八十年代緩和時期，西德對東德的援助和支持，大大的促進了東德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這一切造成了柏林牆的倒塌。實際上西德當時對於東德每一次援助，它都附帶了一些原則性的條件，附加了一些限制，這些限制就促使東德在接受這些援助時，必須在社會的其它方面做出一定的讓步和變化，每一次大型的援助東德都要放出一批異議人士，最典型的就是7月20號東德在紀念廢除死刑20週年，死刑在統治者手裡實際上是維護其統治的一個很有力的手段，他們可以隨意的執行死刑來消滅他們所謂的敵人，利用死刑來恫嚇社會。這個例子可以使我們看到，在整個七、八十年代，西德利用這種不斷的對東德的這種援助，造成了東德社會的鬆動。」
仲維光認為德國十幾年來對中國的援助沒有達到援助要達到的目地，他列舉了例子並分析了其表現（聲音）：「在九十年代以後，德國和西方與中國接觸的時候卻相反，經濟利益高於了他們對原則問題的認同，更多的採取的是一種綏靖政策，忘記和忽視了許多原則問題。德國和中國任何的一個合作項目裡，他們的那種人權、自由和對世界環境問題憂慮的底線都十分模糊。這就造成了經濟利益至上。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德國的前任總統在訪問中國時，本來應該把一份中國政府關押的異議人士的名單當面交給中國政府並要求釋放，但是德國總統在和中國領導人見面時竟然不敢當面交給他，而是在會見以後才交給他，這在德國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他們忘記了這種模糊了底線的做法最後實際上危害的是德國人自己。他們沒有像對東德的援助那樣提出明確的限制和人權要求。由於中國在人權和法治上沒有明確的界限，所以中國的廠商就可以隨意的複製德國的產品。德國政府太注意政府之間的合作了，而沒有把更多的眼光投向中國的深層和民間。例如在法律的這種溝通上，德國和中國政府一直有一個人權對話，但是這個人權對話到今天為止毫無成效，德國社會也看到，只是一個花瓶，他們又遵照了中國政府的所謂保密，不能夠把它公開出來，在裡面的他們又不敢提原則問題，所以整個的法律對話是浪費了德國納稅人的錢。」
造成以上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不清，仲維光分析了造成認識不清的原因以及帶來的危害（聲音）：「實際上他們對東歐共產黨的認識非常清楚，但是到中國共產黨這兒就產生了很多混亂。第一個原因是89年柏林牆的倒塌，共產黨集團的崩潰使得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對世界的威脅減輕了，他們不再感到共產極權對他們自己構成威脅，所以一些政治家有意的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做法；第二，德國這些對中國問題瞭解的所謂這些專家和漢學家，他們大部分是當年西方的左派，甚至就是毛份子，這些人和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思想上也有很強的共產主義的傾向。所以這些人血液深處可以說是西方的共產黨。這個在西方的漢學界和中國問題專家中問題存在的非常嚴重；第三，德國和西方的媒體由於存在語言和文化的隔閡，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模糊的，很多西方媒體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國上面，忘記了它後面的共產黨；常常以中國是一個特殊文化和傳統的國家、以中國獨特性而掩飾了中共這種當代極權主義的共性，造成了一種中國共產黨變了的假象。這種誤會也是德國社會和民眾對中共認識不清。他們甚至在中共 99年鎮壓法輪功以後，對於這種殘暴的鎮壓在媒體上的揭露很不足，對法輪功的鎮壓其實表明瞭中共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所以對中國採取的這種援助從長遠來說危害的不僅僅是中國人民，危害的還有他們自己。例如中國的環境問題一旦有一個大的爆發，全世界都會受到損害，比如中國社會道德衰敗的問題，西方也都受到了影響和損害，都對經濟以及其它方面產生很大的影響。」
德國和西方對中國所有的援助都會首先被中共用來維護自己的權力和統治，對中國沒有原則和底線的援助會給人類帶來災難（聲音）：「只要這種援助流入中國政府的錢包，中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如何用這個錢來維持它的政權和統治，而不是用來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發展中國。這一點中共從不迴避。因為中共從它一成立就講，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在中共近一百年的歷史說明它一直都在維護它的權力。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處於危險時，它也是首先考慮發展自己而不是抗日。2000年以後中國這種大規模的環境破壞和道德淪喪。包括明年的奧運會，中國政府絕對不是為了要給中國社會帶來進步，不是為了推進世界民主自由和世界各國民眾之間的聯繫，它首要考慮的是中共的統治。在援助中國時，在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時，一定要清楚，中國政府拿這筆錢考慮的絕對不是雙方的經濟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倒不是完全反對西方政府援助中國、進行經濟合作，而是提出，西方政府一定要在每一個經濟合作和援助上，明確的提出自己的底線和原則，西方各黨派、媒體和民眾要一起來監督自己的政府，看他怎麼花納稅人的錢。如果政府不在這些原則的底線上做出明確的承諾和表示，那麼對這種援助就應該堅決反對。」
以上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記者方亮採訪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