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08 01:55:49作者：
那是他記憶的源頭。就在他被棄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沒剪透，他喊疼死了媽媽不要剪啊！有鄰居勸媽媽住手。左耳鮮血淋漓，但沒剪透。母親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哢的一聲，右耳剪透了。
1960年前後，由於受全國性飢荒所困，一大批江蘇、浙江孤兒被無奈的父母遺棄於上海，隨後又被轉送到內蒙古、山東、河北等地。據保守估計，其人數至少有五萬之巨。今天，他們被通稱為「上海孤兒」。1980年代後，漸漸得知身世的他們，開始了艱難的尋親之旅。
劉正峽拉著兩耳站在學校門口，見人就喊：「誰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孩子……」 一直喊啞了嗓子。
這是2007年五一，無錫宜興官林小學操場。由尋親大姐呂順芳組織的第八次孤兒尋親會在此舉行。
與去年的情形相同，往來者匆匆，沒人領他回家。
47年前，不足兩歲的他被人從上海育嬰堂抱走，轉至河南三門峽的養父家中。成年後尋找親人，他唯一的線索是雙耳的疤痕。
那是他記憶的源頭。就在他被棄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沒剪透，他喊疼死了媽媽不要剪啊！有鄰居勸媽媽住手。左耳鮮血淋漓，但沒剪透。母親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哢的一聲，右耳剪透了。
踏上尋親路時他才幡悟母親的良苦用心。因為他找遍全身，發現自己除了這雙耳的疤痕，再無其它標記。
這一方式不是他母親的獨創。在耳朵上剪疤，或在身上燙疤，等等，原是蘇皖一帶農戶為免混淆而在豬牛羊等牲畜身上作的記號。類似種種，在上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被蘇皖等地的數萬父母淋漓盡致地用到他們所拋棄的子女身上。
半個世紀過去了，父母們帶著殘缺的夢老去，或逝去，他們失散的子女們帶著纍纍傷痕，踏上返鄉尋親之途。那夢了千百回的家園，終將在依稀殘夢裡召喚他們一生……
【骨肉離別】
1960年4月14日，安徽無為縣中醫楊健安握著毛筆寫下一張字條，淚珠隨即打了上去。字條干了，他折好塞進 5個月大的八女兒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開，抱出瘦弱的女兒擔在腿上。他握一根縫被長針，往孩子右大腿內側柔嫩的皮膚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聲哭了，小腿掙紮起來。父親緊咬嘴唇，還是完成了生平僅有的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個楊字。他原打算刺繁體的「木易」，筆劃太多，又改了簡寫。血水未盡之際，他塗了層墨水上去。
這項工作完成，孩子的哭聲已嘶啞。他泣不成聲抱住女兒親了又親：「你不要怪爸爸，以後爸爸一定會把你找回來！ 」
兩天後，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嬰兒帶著疤痕，揣著父親泣血而就的字條，躺在上海市靜安區的一個角落，在哭聲中等著她人生命運的一次大轉折。
安徽和縣烏江鎮，宮秀英家的絕境來得更早些。1958年春，37歲的宮秀英將四個孩子一一看過，拉走了5歲的三女兒楊宜翠。上面兩個都大了，能記事的，肯定沒人要，最小的兒子剛幾個月，如果必須送一個，她只能送三女兒。
她把三女兒丟到南京碑亭巷與一枝園交界處的路口，塞塊餅子給她：「小翠兒，你在這等著，媽去買點好吃的東西給你。」女兒大口吞著燒餅，直點頭。
她走了。幾個小時後，她發現自己又轉回了那個十字路口。女兒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難以支撐，幾個月後，她抱著小兒子又趕往南京江浦的一個小村。
一路上，她一直讓兒子含著咬著她乾癟的乳房，兒子乳牙已經長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來，就放開血跡斑斑的乳頭對著她哭。她手裡還有一小丁糟麵餅，看他哭得厲害，就摳一塊放他嘴裡，繼而再將乳頭塞進去。她看見孩子滿嘴殷紅，卻已感覺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穩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後一塊餅塞到他嘴裡，又餵了他一口血。然後轉身離去。
兩年後，她42歲的丈夫楊岐昆活活餓死。
宮秀英拉著小翠兒往南京奔時，無錫宜興官林鎮農婦謝秀妹正帶著她的小女兒呂雅芳往上海去。35歲的謝秀妹從宜興坐船到常州，又轉火車來到上海街道，為的是給她這兩歲還不會走路的小女兒，找一個不會挨餓的未來。
她把女兒丟在一家飯館門口，轉臉就走。上海會有飯吃的，上海會有飯吃的，上海會有飯吃的！她神經質般一路念叨著，回到一貧如洗的家裡。家裡還有三個等吃的孩子。送走一個並沒能換回充飢之糧，只讓她此後常從思兒的夢裡哭醒。
像楊健安一樣對大都市滿懷期待的父母們並不知道，曾經的人間天堂早已不是他們兒女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個狂熱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飯不要錢，如今實現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糧，連糧種也成盤中餐。斷糧後三年飢荒，蘇皖一帶餓死無數，哀鴻遍野，骨肉分離幾成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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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政志載，上海社會福利機構1958年共收容嬰幼兒1770人入院，其中棄嬰佔98%。1959年收嬰3 525人。1960年1~3月，共有棄嬰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創歷史最高記錄。
1960年5~6月，連續發出關於京津滬等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的文件，6月6日發出《指示》中稱，北京存糧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無存糧。
從外地急調奶粉，派人赴東北、西北、華北等地動員當地群眾來領養，這些都難解燃眉之急。最終經 周恩來出面與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烏蘭夫協商，棄嬰們被引向一條漫長的求生路。「內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兒們接到內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撫養吧！」
他們被統稱為「上海孤兒」。1960年初，第一批孤兒越千里關山，坐火車到達內蒙古。至1963年，內蒙一共接收了3000餘名上海孤兒。據曾參與過孤兒接收工作的烏蘭夫女兒雲曙碧回憶，牧民家庭最多一戶收養嬰孩達五六個。
很快內蒙也滿了，有文獻記載草原上曾出現溺嬰事件。地方政府嚴查此事後，來自蘇浙皖各地的棄兒開始沿著鐵路線、車輪所到處尋找其他的棲身之所。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車汽車所到處，孩子們走一路，丟一路。至今已無人說清，北上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拋別家鄉的哭聲，事後人們估算的一個保守數字，是5萬人。
至1964年，糧食短缺問題得到解決，孤兒北送工作相應停止。此後時勢漸轉，劫後餘生的家人們投入到另一項工作去——在茫茫人海中，撈針一般去尋找當年被棄的親人。
尋親路上，54歲的王海庚行程最遠。1958年，6歲的他是一個六口之家的長子。靠著父親在鐵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並不豐裕，因此當年6月2日，三妹剛生下來，就有人想來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幾個月後，父親遭人誣告入獄，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輕的母親二臂傷殘，無工作能力，陪她終日落淚的，是4個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讓他們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遭遇雙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雙眼。1959年春夏之際，7歲的王海庚放學回家，發現三妹沒了。再問母親，說趁著還沒餓死，送到上海鐵路 醫院了。
痛哭並不能阻擋接下來的厄運。他和兩個妹妹被寄養到淮北、上海的兩處親戚家，曾經一個溫暖的家，就這樣支離破碎。至1960年初，飢荒席捲城鄉，親戚家也沒有餘糧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貧如洗的盲母身邊。
在屈辱與歧視中掙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沒有停止對父親與小妹的思念。有時，王海庚甚至要為小妹慶幸，他一廂情願地認為，被送出的小妹從此有了個好成分，摘掉黑五類的帽子，肯定過得比他們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決心，總有一天要熬出頭來，一家人團圓。
1966年文革開始，14歲的王海庚借紅衛兵大串聯之機取道蘭州，隻身前往青海尋找父親，幾經輾轉八千里雲月，一無所獲。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聽到了父親在青海曾經的勞改單位。他寄信過去，父親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長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親一路找到家裡來了。分別21年的夫妻相擁而泣後，父親問：「我還有一個孩子呢？」
王海庚一邊奔走為父親洗冤，一邊到處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親要難找多了，登報尋人，看別的孤兒在上海報紙登的尋親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無功而返。一籌莫展之際，他就跑到當年丟妹妹的那家醫院，一個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過去，三妹始終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辭世，臨終時雙眼緊盯著王海庚，不住流淚，只等著他說，我保證會把妹妹找回來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尋訪的過程中，他漸漸發現了很多與他有過類似瘋狂經歷的尋親者們。如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導演馬克宣，小妹失散 30餘年後，給他的一封信又被丟失，馬家8兄妹向發信地山東牟平縣寄出1561封尋親信，至今無果；
安微和縣的張思清兄妹，認下了一位河南邯鄲姐姐以慰二老殘年，又繼續背著老人四處尋找那還在人海漂泊的親姐姐；
1957年被錯劃右派的瀋建中老人，平反後四處尋找1959年底在上海丟掉的6歲女兒小淮，至1989年辭世時仍無音訊，臨終時特意要求子女們把小淮的名字也刻到墓碑上的子女欄中……
各地尋親活動越發頻繁，而種種機緣巧合，也讓一位宜興女成為「上海孤兒」們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興官林鎮那位農婦謝秀妹的二女兒，現年57歲的呂順芳，孤兒們叫她尋親大姐。
20多年前起，她開始到處尋找小妹呂雅芳，在電視中看到河北孤兒鄭蘭芬尋親，感覺很像，兩下對照資料後便初步認下，鄭蘭芬跑到她家裡，哭著喊謝秀妹媽媽。她們做了親子鑑定，但結果表明，鄭蘭芬不是當年的呂雅芳。
節目播出後，全國各地孤兒自發找到呂順芳，請她幫忙在宜興一帶打聽，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而宜興周邊丟棄孩子的家人也來找她，問有沒有他們的孩子來尋親。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她的電話成為尋親熱線，她家裡堆滿了全國各地寄來的尋親資料，而她也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義務投入孤兒尋親事業的民間力量第一人，她的作用至今無人取代。
妹妹呂雅芳一直沒找到，由她所自發舉辦的宜興孤兒尋親會，卻已成功舉辦了八次。她一年年自費往國內各媒體發函，打電話通知各地孤兒，為他們張羅住行，帶他們見親人，舉辦地點從宜興官林汽車站門口，到官林小學校內操場上，參與孤兒與家屬人數也在不斷增多。但迄今為止，孤兒與家屬們確認成功找對的，累計也只有200餘對。
這是耗時耗財耗力的事情，每辦一回，呂順芳的嗓子都要啞上好幾天。而每次尋親會後，她都向人訴苦發誓，說「再也不辦了，累死了」。可歇不了多久，孤兒來找得多了，她又忘了先前的苦，一如既往地將旁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業。但一個現實的情況是，很多時候，除了大部分孤兒與家屬的理解支持，她確實孤立無援。
母親謝秀妹走了，她剪下老人一縷頭髮以備將來認親之用。她說她多少比孤兒們要好些，那麼多身世飄零的孤兒，還在尋親的茫茫大海泅渡。
泅渡
比如王艷君。
王艷君的童年很幸福。10來歲時，有同學說她是從上海抱來的，她很生氣。她哭著回家告訴母親，母親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那個同學家走去。「不要在我女兒面前胡說什麼！」同學的父母不停道歉，從此再沒什麼人敢說她了。
上中學後，她發現同學父母都在40歲左右，且多有兄弟姐妹，而她的父母50開外，還只有她這一個女兒，她滿心疑竇。有人嘻笑著誇她：「你看人家王艷君皮膚多好，像上海小姐！」她聽了如萬箭穿心。回家查戶口本，籍貫一欄寫的是「 本市（唐山）」。想去問父母，又不忍心。母親因哮喘夜夜咳嗽，她開始幻想將來當一名醫生，治好她的病，從而感動她說出真相。然而1976年高中畢業時，高考尚未恢復，7月28日凌晨，震驚世界的唐山大 地震卻爆發了。
她醒來時，房子塌了，電斷了，她被壓在重物下，徒勞地叫喊。不知多久，有人在她頭頂扒雜物。「君，你在哪裡？快回話啊！」是父親在喚她的小名。父親把她從瓦礫中救出，父女倆邊哭邊尋找母親。沒多久，幸運的一家三口都脫險了。但次年5月，母親突發心肌梗塞去世，王艷君失去了一次得知身世的機會。
成人之後，王艷君越發想瞭解身世，怕父親也像母親那樣突然離開她。然而看著猝然蒼老的父親頂著花白頭髮，每天蹲在小路邊等她回家吃飯，她又不忍心去問。
1985年，父親被查出肺癌入院，她的心再度抽緊。她多希望他能在彌留之際吐露實情，然而老人只是愣愣地一直看著女兒，說不出一句話來。
1997年，有人找到一篇雜誌遞給她看。上面有一篇《上海22個孤兒尋親始末》。她開始向《唐山晚報》求援，她的信被登出後，家裡的電話漸漸多了起來。一年下去，已有70多名棄兒與她聯繫上。同時也得知，有不少棄兒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難了。
2000年5月，她與另32名唐山棄兒組團從唐山火車站乘車南下，他們來到上海，在黃浦江邊灑淚，看東方明珠絢爛了夜上海，都以為是回到了家鄉。然而媒體報導之後，一天兩天過去，沒有一個人來賓館認他們。臨走之前，她才知道，原來當年的孤兒們絕大多數出生地不在上海，而是上海周邊的江浙一帶。由此，回家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此後，她作為唐山尋親團代表數次赴無錫宜興，參加呂順芳組織的尋親會，至今無果。
也有個別幸運兒，比如徐國誌。
1960年7月，他被親人丟在上海，沒能乘上北上的列車，一個多月後被在上海工作的養父母抱走，成為上海人。
徐國誌很小就隱約知道身世，但他無所謂，深受養父母寵愛的他根本不認為這有什麼區別。剛抱回家時，他骨瘦如柴，鄰居都說養不活了，為了讓他吃上雞蛋，養父母跑到農村從農民手中五毛一個地買。他要吃 蛋糕，哪怕是冰天雪地的，養母也立馬就跑到離家半小時路程的靜安寺去買來。孩子長到大約100天時，已是個人見人愛的胖娃娃了。當時上海南京路有名的北京照像館還把他的百日照片放大擺在大櫥窗裡做廣告。
最讓他難忘的，是每年夏天養母單位發冷飲，她自己不吃，用毛巾包好一路小跑送到家給他，然後擦掉滿頭大汗喝點冷開水就急匆匆往單位趕。他就這樣在養父母的精心呵護下幸福成長著。
成年後，他突然就想要找找親生父母。他怕傷了養父母的心，就偷偷找，四下打聽，登報，可一無收穫。隨著年齡增長，尋親願望越發強烈，他小心翼翼試探養父母，養母居然極力支持：「孩子，去找吧！找到了你就有了親媽，也有了親兄弟或姐妹。我百年後也就放心了。」這樸實善良的話讓徐國誌激動地抱住了母親：「媽，即使我找到了親生父母，你也永遠是我的親媽！你們的恩情我永遠不會忘懷！」
他開始積極奔走於此後的每一場尋親會，同時也積極地參與活動擔當義工，遇到有人來認他，略有相似就掏錢做親子鑑定，幾場鑑定做下來，親人沒找到，卻認下了很多兄弟姐妹。
接觸孤兒越多，他就越發感到幸運。這個群體中，幸運兒是少數，更多人滿腹苦淚——徐國誌永遠記得有一40多歲的男孤兒，向他介紹自己情況時，只說了一句：「我5歲被領過去時，家裡面5個姐姐。兩年以後，養父母又生了個弟弟…… 」
之後再無一語，淚水悄然而下。
近20年來，數以萬計的孤兒苦苦尋覓，而成功圓夢的，只是極少數人。
1960年前後，由於受全國性飢荒所困，一大批江蘇、浙江孤兒被無奈的父母遺棄於上海，隨後又被轉送到內蒙古、山東、河北等地。據保守估計，其人數至少有五萬之巨。今天，他們被通稱為「上海孤兒」。1980年代後，漸漸得知身世的他們，開始了艱難的尋親之旅。
劉正峽拉著兩耳站在學校門口，見人就喊：「誰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孩子……」 一直喊啞了嗓子。
這是2007年五一，無錫宜興官林小學操場。由尋親大姐呂順芳組織的第八次孤兒尋親會在此舉行。
與去年的情形相同，往來者匆匆，沒人領他回家。
47年前，不足兩歲的他被人從上海育嬰堂抱走，轉至河南三門峽的養父家中。成年後尋找親人，他唯一的線索是雙耳的疤痕。
那是他記憶的源頭。就在他被棄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沒剪透，他喊疼死了媽媽不要剪啊！有鄰居勸媽媽住手。左耳鮮血淋漓，但沒剪透。母親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哢的一聲，右耳剪透了。
踏上尋親路時他才幡悟母親的良苦用心。因為他找遍全身，發現自己除了這雙耳的疤痕，再無其它標記。
這一方式不是他母親的獨創。在耳朵上剪疤，或在身上燙疤，等等，原是蘇皖一帶農戶為免混淆而在豬牛羊等牲畜身上作的記號。類似種種，在上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被蘇皖等地的數萬父母淋漓盡致地用到他們所拋棄的子女身上。
半個世紀過去了，父母們帶著殘缺的夢老去，或逝去，他們失散的子女們帶著纍纍傷痕，踏上返鄉尋親之途。那夢了千百回的家園，終將在依稀殘夢裡召喚他們一生……
【骨肉離別】
1960年4月14日，安徽無為縣中醫楊健安握著毛筆寫下一張字條，淚珠隨即打了上去。字條干了，他折好塞進 5個月大的八女兒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開，抱出瘦弱的女兒擔在腿上。他握一根縫被長針，往孩子右大腿內側柔嫩的皮膚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聲哭了，小腿掙紮起來。父親緊咬嘴唇，還是完成了生平僅有的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個楊字。他原打算刺繁體的「木易」，筆劃太多，又改了簡寫。血水未盡之際，他塗了層墨水上去。
這項工作完成，孩子的哭聲已嘶啞。他泣不成聲抱住女兒親了又親：「你不要怪爸爸，以後爸爸一定會把你找回來！ 」
兩天後，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嬰兒帶著疤痕，揣著父親泣血而就的字條，躺在上海市靜安區的一個角落，在哭聲中等著她人生命運的一次大轉折。
安徽和縣烏江鎮，宮秀英家的絕境來得更早些。1958年春，37歲的宮秀英將四個孩子一一看過，拉走了5歲的三女兒楊宜翠。上面兩個都大了，能記事的，肯定沒人要，最小的兒子剛幾個月，如果必須送一個，她只能送三女兒。
她把三女兒丟到南京碑亭巷與一枝園交界處的路口，塞塊餅子給她：「小翠兒，你在這等著，媽去買點好吃的東西給你。」女兒大口吞著燒餅，直點頭。
她走了。幾個小時後，她發現自己又轉回了那個十字路口。女兒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難以支撐，幾個月後，她抱著小兒子又趕往南京江浦的一個小村。
一路上，她一直讓兒子含著咬著她乾癟的乳房，兒子乳牙已經長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來，就放開血跡斑斑的乳頭對著她哭。她手裡還有一小丁糟麵餅，看他哭得厲害，就摳一塊放他嘴裡，繼而再將乳頭塞進去。她看見孩子滿嘴殷紅，卻已感覺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穩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後一塊餅塞到他嘴裡，又餵了他一口血。然後轉身離去。
兩年後，她42歲的丈夫楊岐昆活活餓死。
宮秀英拉著小翠兒往南京奔時，無錫宜興官林鎮農婦謝秀妹正帶著她的小女兒呂雅芳往上海去。35歲的謝秀妹從宜興坐船到常州，又轉火車來到上海街道，為的是給她這兩歲還不會走路的小女兒，找一個不會挨餓的未來。
她把女兒丟在一家飯館門口，轉臉就走。上海會有飯吃的，上海會有飯吃的，上海會有飯吃的！她神經質般一路念叨著，回到一貧如洗的家裡。家裡還有三個等吃的孩子。送走一個並沒能換回充飢之糧，只讓她此後常從思兒的夢裡哭醒。
像楊健安一樣對大都市滿懷期待的父母們並不知道，曾經的人間天堂早已不是他們兒女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個狂熱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飯不要錢，如今實現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糧，連糧種也成盤中餐。斷糧後三年飢荒，蘇皖一帶餓死無數，哀鴻遍野，骨肉分離幾成平常。
#p#
上海民政志載，上海社會福利機構1958年共收容嬰幼兒1770人入院，其中棄嬰佔98%。1959年收嬰3 525人。1960年1~3月，共有棄嬰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創歷史最高記錄。
1960年5~6月，連續發出關於京津滬等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的文件，6月6日發出《指示》中稱，北京存糧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無存糧。
從外地急調奶粉，派人赴東北、西北、華北等地動員當地群眾來領養，這些都難解燃眉之急。最終經 周恩來出面與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烏蘭夫協商，棄嬰們被引向一條漫長的求生路。「內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兒們接到內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撫養吧！」
他們被統稱為「上海孤兒」。1960年初，第一批孤兒越千里關山，坐火車到達內蒙古。至1963年，內蒙一共接收了3000餘名上海孤兒。據曾參與過孤兒接收工作的烏蘭夫女兒雲曙碧回憶，牧民家庭最多一戶收養嬰孩達五六個。
很快內蒙也滿了，有文獻記載草原上曾出現溺嬰事件。地方政府嚴查此事後，來自蘇浙皖各地的棄兒開始沿著鐵路線、車輪所到處尋找其他的棲身之所。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車汽車所到處，孩子們走一路，丟一路。至今已無人說清，北上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拋別家鄉的哭聲，事後人們估算的一個保守數字，是5萬人。
至1964年，糧食短缺問題得到解決，孤兒北送工作相應停止。此後時勢漸轉，劫後餘生的家人們投入到另一項工作去——在茫茫人海中，撈針一般去尋找當年被棄的親人。
尋親路上，54歲的王海庚行程最遠。1958年，6歲的他是一個六口之家的長子。靠著父親在鐵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並不豐裕，因此當年6月2日，三妹剛生下來，就有人想來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幾個月後，父親遭人誣告入獄，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輕的母親二臂傷殘，無工作能力，陪她終日落淚的，是4個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讓他們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遭遇雙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雙眼。1959年春夏之際，7歲的王海庚放學回家，發現三妹沒了。再問母親，說趁著還沒餓死，送到上海鐵路 醫院了。
痛哭並不能阻擋接下來的厄運。他和兩個妹妹被寄養到淮北、上海的兩處親戚家，曾經一個溫暖的家，就這樣支離破碎。至1960年初，飢荒席捲城鄉，親戚家也沒有餘糧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貧如洗的盲母身邊。
在屈辱與歧視中掙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沒有停止對父親與小妹的思念。有時，王海庚甚至要為小妹慶幸，他一廂情願地認為，被送出的小妹從此有了個好成分，摘掉黑五類的帽子，肯定過得比他們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決心，總有一天要熬出頭來，一家人團圓。
1966年文革開始，14歲的王海庚借紅衛兵大串聯之機取道蘭州，隻身前往青海尋找父親，幾經輾轉八千里雲月，一無所獲。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聽到了父親在青海曾經的勞改單位。他寄信過去，父親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長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親一路找到家裡來了。分別21年的夫妻相擁而泣後，父親問：「我還有一個孩子呢？」
王海庚一邊奔走為父親洗冤，一邊到處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親要難找多了，登報尋人，看別的孤兒在上海報紙登的尋親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無功而返。一籌莫展之際，他就跑到當年丟妹妹的那家醫院，一個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過去，三妹始終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辭世，臨終時雙眼緊盯著王海庚，不住流淚，只等著他說，我保證會把妹妹找回來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尋訪的過程中，他漸漸發現了很多與他有過類似瘋狂經歷的尋親者們。如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導演馬克宣，小妹失散 30餘年後，給他的一封信又被丟失，馬家8兄妹向發信地山東牟平縣寄出1561封尋親信，至今無果；
安微和縣的張思清兄妹，認下了一位河南邯鄲姐姐以慰二老殘年，又繼續背著老人四處尋找那還在人海漂泊的親姐姐；
1957年被錯劃右派的瀋建中老人，平反後四處尋找1959年底在上海丟掉的6歲女兒小淮，至1989年辭世時仍無音訊，臨終時特意要求子女們把小淮的名字也刻到墓碑上的子女欄中……
各地尋親活動越發頻繁，而種種機緣巧合，也讓一位宜興女成為「上海孤兒」們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興官林鎮那位農婦謝秀妹的二女兒，現年57歲的呂順芳，孤兒們叫她尋親大姐。
20多年前起，她開始到處尋找小妹呂雅芳，在電視中看到河北孤兒鄭蘭芬尋親，感覺很像，兩下對照資料後便初步認下，鄭蘭芬跑到她家裡，哭著喊謝秀妹媽媽。她們做了親子鑑定，但結果表明，鄭蘭芬不是當年的呂雅芳。
節目播出後，全國各地孤兒自發找到呂順芳，請她幫忙在宜興一帶打聽，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而宜興周邊丟棄孩子的家人也來找她，問有沒有他們的孩子來尋親。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她的電話成為尋親熱線，她家裡堆滿了全國各地寄來的尋親資料，而她也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義務投入孤兒尋親事業的民間力量第一人，她的作用至今無人取代。
妹妹呂雅芳一直沒找到，由她所自發舉辦的宜興孤兒尋親會，卻已成功舉辦了八次。她一年年自費往國內各媒體發函，打電話通知各地孤兒，為他們張羅住行，帶他們見親人，舉辦地點從宜興官林汽車站門口，到官林小學校內操場上，參與孤兒與家屬人數也在不斷增多。但迄今為止，孤兒與家屬們確認成功找對的，累計也只有200餘對。
這是耗時耗財耗力的事情，每辦一回，呂順芳的嗓子都要啞上好幾天。而每次尋親會後，她都向人訴苦發誓，說「再也不辦了，累死了」。可歇不了多久，孤兒來找得多了，她又忘了先前的苦，一如既往地將旁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業。但一個現實的情況是，很多時候，除了大部分孤兒與家屬的理解支持，她確實孤立無援。
母親謝秀妹走了，她剪下老人一縷頭髮以備將來認親之用。她說她多少比孤兒們要好些，那麼多身世飄零的孤兒，還在尋親的茫茫大海泅渡。
泅渡
比如王艷君。
王艷君的童年很幸福。10來歲時，有同學說她是從上海抱來的，她很生氣。她哭著回家告訴母親，母親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那個同學家走去。「不要在我女兒面前胡說什麼！」同學的父母不停道歉，從此再沒什麼人敢說她了。
上中學後，她發現同學父母都在40歲左右，且多有兄弟姐妹，而她的父母50開外，還只有她這一個女兒，她滿心疑竇。有人嘻笑著誇她：「你看人家王艷君皮膚多好，像上海小姐！」她聽了如萬箭穿心。回家查戶口本，籍貫一欄寫的是「 本市（唐山）」。想去問父母，又不忍心。母親因哮喘夜夜咳嗽，她開始幻想將來當一名醫生，治好她的病，從而感動她說出真相。然而1976年高中畢業時，高考尚未恢復，7月28日凌晨，震驚世界的唐山大 地震卻爆發了。
她醒來時，房子塌了，電斷了，她被壓在重物下，徒勞地叫喊。不知多久，有人在她頭頂扒雜物。「君，你在哪裡？快回話啊！」是父親在喚她的小名。父親把她從瓦礫中救出，父女倆邊哭邊尋找母親。沒多久，幸運的一家三口都脫險了。但次年5月，母親突發心肌梗塞去世，王艷君失去了一次得知身世的機會。
成人之後，王艷君越發想瞭解身世，怕父親也像母親那樣突然離開她。然而看著猝然蒼老的父親頂著花白頭髮，每天蹲在小路邊等她回家吃飯，她又不忍心去問。
1985年，父親被查出肺癌入院，她的心再度抽緊。她多希望他能在彌留之際吐露實情，然而老人只是愣愣地一直看著女兒，說不出一句話來。
1997年，有人找到一篇雜誌遞給她看。上面有一篇《上海22個孤兒尋親始末》。她開始向《唐山晚報》求援，她的信被登出後，家裡的電話漸漸多了起來。一年下去，已有70多名棄兒與她聯繫上。同時也得知，有不少棄兒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難了。
2000年5月，她與另32名唐山棄兒組團從唐山火車站乘車南下，他們來到上海，在黃浦江邊灑淚，看東方明珠絢爛了夜上海，都以為是回到了家鄉。然而媒體報導之後，一天兩天過去，沒有一個人來賓館認他們。臨走之前，她才知道，原來當年的孤兒們絕大多數出生地不在上海，而是上海周邊的江浙一帶。由此，回家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此後，她作為唐山尋親團代表數次赴無錫宜興，參加呂順芳組織的尋親會，至今無果。
也有個別幸運兒，比如徐國誌。
1960年7月，他被親人丟在上海，沒能乘上北上的列車，一個多月後被在上海工作的養父母抱走，成為上海人。
徐國誌很小就隱約知道身世，但他無所謂，深受養父母寵愛的他根本不認為這有什麼區別。剛抱回家時，他骨瘦如柴，鄰居都說養不活了，為了讓他吃上雞蛋，養父母跑到農村從農民手中五毛一個地買。他要吃 蛋糕，哪怕是冰天雪地的，養母也立馬就跑到離家半小時路程的靜安寺去買來。孩子長到大約100天時，已是個人見人愛的胖娃娃了。當時上海南京路有名的北京照像館還把他的百日照片放大擺在大櫥窗裡做廣告。
最讓他難忘的，是每年夏天養母單位發冷飲，她自己不吃，用毛巾包好一路小跑送到家給他，然後擦掉滿頭大汗喝點冷開水就急匆匆往單位趕。他就這樣在養父母的精心呵護下幸福成長著。
成年後，他突然就想要找找親生父母。他怕傷了養父母的心，就偷偷找，四下打聽，登報，可一無收穫。隨著年齡增長，尋親願望越發強烈，他小心翼翼試探養父母，養母居然極力支持：「孩子，去找吧！找到了你就有了親媽，也有了親兄弟或姐妹。我百年後也就放心了。」這樸實善良的話讓徐國誌激動地抱住了母親：「媽，即使我找到了親生父母，你也永遠是我的親媽！你們的恩情我永遠不會忘懷！」
他開始積極奔走於此後的每一場尋親會，同時也積極地參與活動擔當義工，遇到有人來認他，略有相似就掏錢做親子鑑定，幾場鑑定做下來，親人沒找到，卻認下了很多兄弟姐妹。
接觸孤兒越多，他就越發感到幸運。這個群體中，幸運兒是少數，更多人滿腹苦淚——徐國誌永遠記得有一40多歲的男孤兒，向他介紹自己情況時，只說了一句：「我5歲被領過去時，家裡面5個姐姐。兩年以後，養父母又生了個弟弟…… 」
之後再無一語，淚水悄然而下。
近20年來，數以萬計的孤兒苦苦尋覓，而成功圓夢的，只是極少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