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學西漸第一人 晚清官員陳季同(圖)

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歐洲，陳季同是最有影響的中國人之一。他用法文寫的書在法國多次再版（有的再版十餘次），被譯成英、德、意、西、丹麥等多種文字，在歐洲產生廣泛影響；他被法國政府授予教育勛章，還成為政治雜誌的封面人物……

「他身著漂亮的紫色長袍，高貴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飽滿的面容，年輕而快活，面帶微笑，露出漂亮的牙齒。他身體健壯，聲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這是一次風趣幽默的精彩演講，出自一個男人和高貴種族之口，非常法國化，但更有中國味。在微笑和客氣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內心的輕蔑，他自知高我們一等，把法國公眾視作小孩，……聽眾情緒熱烈，喝下全部迷魂湯，瘋狂鼓掌。……在今晚的四個講演者中，無疑，伏爾泰會覺得這個中國人是最有法國味的。」這段話選自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889年2月18日（光緒十五年）寫的日記，日記中的這位中國人名叫陳季同，正應邀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作演講。羅曼·羅蘭當時是高師學生，參加了這次演講會，為我們留下了這段難得的記錄。

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歐洲，陳季同是最有影響的中國人之一。他用法文寫的書在法國多次再版（有的再版十餘次），被譯成英、德、意、西、丹麥等多種文字，在歐洲產生廣泛影響；他被法國政府授予教育勛章，還成為政治雜誌的封面人物；他頻繁出入歐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龍，應邀作各種講演，與德、法上層社會多所交遊。陳季同在歐洲的出色表現，寫下了晚清中西文化關係史的重要一頁。

（一）

陳季同（1852－1907），字敬如，號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1867年考入洋務派官員左宗棠、瀋葆楨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前學堂」學習「造船專業」。前學堂又名法文學堂，教師多為法國人，陳季同每天聽的主要是用法文講授的自然科學和法國語言文學課程。他學習刻苦，資質亦佳，所以「歷經甄別，皆冠其曹」。1877年3月，陳季同與其他三十餘名學生啟程赴歐洲學習，這是清政府首次派遣赴歐留學生。在這些青年中，有後來著名的嚴復、馬建忠、劉步蟾、鄧世昌等。

當福建船政學堂的留學生來到歐洲時，他們已經接受了多年西學訓練，基本掌握了英文或法文，因而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環境。與大多數船政學生不同，陳季同並沒有進入英、法船廠或海軍學校學習有關造船、駕駛或其它自然科學，而是與馬建忠一起受命進入巴黎政治學堂（Eco le d e s sc ien ce s p o lit iq u e s），學習「公法律例」。清政府的用意在將二人培養為精通國際政治的外交人材。當時政治學堂專業課程有十六種，陳、馬二人擇其要者學習了八種，另外又學習有關各國歷史及英文寫作等。除此之外，陳季同又在法律學堂（Eco le d e d ro it）攻讀，並獲得這個學校的學士學位，他後來對法律的研究和翻譯，應與這段經歷有關。陳季同在歐洲讀書的同時，開始在中國駐歐使館任翻譯。他的外交官生涯最初一帆風順。當時清朝使臣常被邀請出席各種慶典、閱兵、宮庭舞會和音樂會等活動，而出使大臣及參贊多不通外語，所以每每要由陳季同晉接酬應。陳的天性本就活潑開朗，興趣廣泛，且待人熱情，善於結交，因而他很受歐洲上層社會的歡迎，還與其中一些人建立了友誼。

德意志皇帝弗雷德裡希三世（Frédér ic III）對這個年輕的中國外交官頗為青睞，曾經邀請陳季同一同騎馬散步。二人在馬上討論過社會科學、政治、經濟以及文學問題。弗雷德裡希三世當時傾向自由主義思想，陳季同與他的討論可以不受束縛地進行，二人自由交換對各種問題的意見。陳廣博的知識，一個東方人的獨特看法，加上流利的法語，贏得了弗雷德裡希三世的尊重。德國首相俾斯麥（O tto，Pr in ce Vo n Bism a rk，1815－1898）也是陳季同的朋友，陳在中法戰爭期間曾爭取到這位「鐵血宰相」的暗中支持。在與陳季同交往的歐洲政界人物中，法國政治家甘必大（Léo n G am b e tta，1838－1882）對他影響較大。這位第三共和國的締造者對年輕的中國外交官相當賞識，經常邀請陳季同出席他的政治沙龍。他很願意傾聽陳對政治、哲學及文學發表見解。陳季同在甘必大的沙龍中，獲得了不少關於民主、共和的知識，這對他歸國後的一系列維新活動產生了明顯的影響。藉助於甘必大的推許，陳季同在巴黎的其他沙龍裡也受到歡迎，他由此結識了眾多社會名流，其中既有政界人物如貝爾當（Jo seph Be r tran d）、特那爾（Le Baro n Thén a rd），也有經濟學家勒普來（Le Play），文學家拉畢什（La B ich e）等。

利用自己在歐洲政界廣泛的社會關係，陳季同在中俄伊犁問題和中法戰爭的交涉中，都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在歐洲社會活躍的表現，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歐洲人認為：「因為有了這個年輕翻譯的活動，中國才開始在外交上引起歐洲的關注」。可是陳季同在歐洲的外交活動的結局並不圓滿。1891年，由於私債糾紛，陳季同被清政府撤職，黯然回國。雖然次年他又被開復原職，但他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歐洲。

法國漢學家考狄（H. C o rd ie r）曾說：「我從未見過比陳季同更徹底地接受歐洲風格的中國人，實際上他對歐洲習俗的理解甚於他本國。」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歐洲外交生涯，陳季同確實深受歐洲文化、風俗的熏染，生活方式變得相當西化，他已完全融入了歐洲社會。但考狄只強調了陳季同接受歐洲影響的這個方面，而事實上，陳季同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方向的，也就是說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讓西方公眾理解中國人的觀點，改變他們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

（二）

作為一名外交官，陳季同雖然黯然離歐，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他的著作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長久地留在了歐洲。從1884年發表第一篇西文作品開始，到1904年最後一部著作出版，20年間，陳季同以Tch en g－K i－To n g這一西文拼寫在西方文壇聲名鵲起。在清末文人中，沒有人比陳季同在西方更出名。

陳季同一生用法文寫作了八部作品，分別是《中國人自畫像》（1884）、《中國人的戲劇》（1886）、《中國故事集》（1889）、《中國的娛樂》（1890）、《黃衫客傳奇》（1890）、《巴黎人》（1891）、《吾國》（1892）、《英勇的愛》（1904）。除了最後一種外，其他著作都在巴黎初版。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戲劇》的著作權存在爭議，起因是一個名叫蒙弟翁（Fo u cau lt d e M o n d io n）的法國記者聲稱這兩部書出自他的筆下，陳季同沒寫一個字。這樁公案在1892年的法國報界引起不小的波瀾，但當時多數法國人並不相信蒙弟翁的聲明。據筆者研究，這兩部書應是陳、蒙二人合著。

1884年7月，《中國人自畫像》在巴黎出版，時值中法戰爭，法國公眾對於中國因缺乏瞭解而充滿敵意。此書將一個文化悠久、風景如畫、飄溢著清茶芬芳的東方古國直接展現給法國讀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們對現實中國的偏見。書出版後引起轟動，年內再版五次，兩年內已印至第11版。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因此授予陳季同「一級國民教育勛章」（la p a lm e d e l?in stru c t io n pu b liq u e），表彰他所做出的文化貢獻。不只是《中國人自畫像》一本書，陳的其他著作在中西文化關係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人的戲劇》的副標題是《比較風俗研究》，作者通過中西戲劇的比較，試圖揭示兩種文明的差異。書中提出，中國戲劇是大眾化的平民藝術，不是西方那種達官顯貴附庸風雅的藝術。在表現方式上，中國戲劇是「虛化」的（dém a tér ia lise r），能給觀眾極大的幻想空間，西方戲劇則較為寫實。筆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第一部中西比較文學著作，也是中國人以西方方式論述中國戲劇的第一部著作。《中國故事集》選譯了《聊齋誌異》中的26個故事，是蒲松齡這部名著的第一個法譯本。法國著名作家法朗士在一篇書評中稱此書「比以前所有同類翻譯都要忠實得多」。《黃衫客傳奇》取材於唐
傳奇中的名篇《霍小玉傳》，但作者做了很多加工，將其改寫為一部歐式長篇小說。在陳季同之前，還沒有中國人做過類似的嘗試。

陳季同的法文著作文體多樣，既有散文、隨感，也有小說、戲劇。作者敘事生動有緻，議論熱烈犀利，文字上具有風趣幽默的特點。這些著作的內容涉及廣泛，雖不易簡單歸類，但主要還是以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和社會風俗，宣揚傳統道德倫理，破除歐洲人對中國的偏見為主。

（三）

19世紀是歐洲在科學上取得巨大進步的時代，工業革命、社會革命席捲英國及歐洲大陸，歐洲人的生活質量在這100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改善，資產階級為了打開國際市場，進行世界範圍的殖民運動，這一切極大地增強了歐洲人的自信。「歐洲中心」成為他們審視其他文化的基本態度。與歐美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生機勃勃相比，清帝國已過了它的極盛期，開始走下坡路，在軍事、經濟等物質文明領域已明顯地落後於歐洲列強。但大清帝國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士人、平民，多數人對於自己國家在世界上的現實處境懵然無知，還沉醉在中央帝國的虛幻優越感中。當兩個世界發生衝突時，中國在軍事、經濟、政治上的虛弱朽敗便暴露無遺，失敗的結局在多數情況下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此時，18世紀歐洲思想家心中的中國烏托邦被堅船利炮擊得粉碎，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急劇轉變，「人們普遍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腐朽的、道德敗壞的民族；中國人絕對的邪惡、殘酷，在各方面都已墮落。」這成了當時歐洲人的普遍看法。而且，歐洲思想家拋棄了中國實行「開明君主專制」的烏托邦，轉而接受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甚至幾千年來都沒有變化的觀念。實際上，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西方在科學和社會上的巨大進步也是

最近才發生的事情。更為驚人的轉變是，中國從原來文明燦爛的民族，一變而為一個「未開化」的蠻族。當時「未開化」（或「野蠻」）這個詞成為形容中國的套話，如英國《笨拙》（Pu n ch）雜誌1858年4月10日刊登的名為《一首為廣州寫的歌》中，用「殘酷」、「頑固」、「狡猾」、「膽小」、「流氓」、「混蛋」等貶義詞醜化中國人，即使拋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背景，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歐洲人對中國明顯的蔑視和敵意，以及隨著工業的發展和海外領土的擴張而產生的自我優越感。

由於長年生活在歐洲，陳季同對此感受最為強烈，努力消除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成為他作品中的一個主題。在陳季同的著作中，給人深刻印象的是其中的憤懣情緒，每當提到歐洲人對中國的誤解與偏見時，陳季同都會義憤填膺，不厭其煩地加以反駁。這種憤懣情緒在《中國人自畫像》、《巴黎人》、《吾國》、《中國的娛樂》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以致於「憤懣—反駁」成為陳季同的一種寫作方式和思維模式，貫串於這幾部作品之中。破除歐洲人對中國的偏見、使西方人瞭解真正的中國，成為他寫作的最初動機和主要目的。

陳季同利用一切機會試圖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他的出發點是基於一個中國人對這些偏見的憤懣，但有時表現得矯枉過正，這一點他自己也有意識。在《中國人自畫像》的序言中，他寫道：「如果受主題的影響，有時候我對祖國表示出我的偏愛，我要先向所有熱愛祖國的人們請求原諒。」歐洲公眾並沒有責備陳的這種「名正言順」的「偏愛」，他的著作大都能暢銷，受到讀者歡迎，《中國人的自畫像》再版十幾次，對於破除歐洲人的偏見起到很大作用。後人評價說：「在中法戰後，黑旗軍遺留在法國人的腦海中，一種極恐怖的印象，陳季同將軍來調和此事。他的意思是在越南稻田中的凶暴海盜之外，還有茶香之間可愛的中國人。於是乎大家就滿意」。

在努力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時，陳季同也在試圖建構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一個對西方人具有魅力的、完美的中國。他期望用這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來替代原來西方人對中國的「一種極恐怖的印象」。在陳的筆下，中國成了一個烏托邦，幾乎沒有痛苦、醜惡，有的只是美德和快樂，一切都令歐洲讀者悠然神往。實際上，陳季同在有意無意之間把中國的現實和傳統混為一談，把理想的、而非現實的中國描繪給歐洲讀者。

比較是精神的習慣。每一個人在思想的時候都離不開比較，否則就無法區分事物，也無法認識事物的特性。比較對陳季同來說尤為重要。因為他一生處於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經常會在精神上遇到兩種文化的衝突，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將雙方加以對比，品評高下，決定取捨，久之，中西文化比較成了他的一種思維習慣和癖好。由於陳的著作致力於使歐洲人瞭解中國人的風俗，為了讓西方讀者理解這一遙遠、陌生的東方古國，需要用西方人易於領會的西方的事物加以詮釋，這時候只有比較才有說服力。陳季同在《中國的戲劇》中稱自己所進行的是「比較風俗研究」，這種方法貫穿於他的西文著作之中。無論是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的表層問題，還是涉及兩個民族、兩種文明的深層次問題，「比較風俗研究」都促使陳季同在一種更廣闊的視野中進行新的思考。由於陳的外交官身份和讓西方人理解中國風俗的寫作宗旨，他不可避免地經常站在「抑西揚中」的立場上發言。但我們也應承認，「比較風俗研究」方法的不斷運用，使陳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他在文章中已開始反思中國的社會問題，有時甚至會為中國的缺陷而自責，儘管這種時候還很少見。畢竟，比較使人清醒。毫無疑問，陳季同偏愛中國文明，他在比較「地

球對立兩級的」東西方文明時認為：「你們的較為狂熱、激烈；我們的較為平靜，與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度相稱」。他還是為自己屬於一個古老國家而自豪的。而十幾年在西方的生活，親見西方文明的蓬勃活力，相形之下，中華帝國的氣象則要沉悶許多，他對東西兩種文明孰優孰劣很是困惑：「在許多事情上，我們兩種文明是相反的：我們的想法和行動都不同於歐洲人。這是好還是壞？我不知道，只有未來能做出裁決」。這種困惑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對中國現實狀態的清醒，是一種擺脫了晚清普通士大夫虛驕自大情緒的危機意識。

陳季同這位晚清外交官在歐洲的經歷，為中西文化關係史留下了重要的遺產。他是歷史上第一個用西文創作獲得巨大成功的中國人。據筆者所知，在陳季同之前，歐洲還沒有出版過中國人用西文寫的書，陳季同是第一個出版西文著作並獲轟動影響的中國人。他的多種法文著作將中國文化、文學直接傳播給西方讀者，很多內容是首次翻譯、介紹到西方，因而陳季同在中學西傳中擔當了重要角色，而此前，這樣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擔當的。對於陳季同的關注，將拓展我們審視晚清乃至20世紀中西文化關係的傳統目光，即在西學東漸或西化的大勢中看到另一種反方向的運動——中學西傳的潮流。這一反方向的運動並沒有因為西風西雨的強力侵襲而減弱，相反卻得到了加強。陳季同之後，辜鴻銘、林語堂等人的出現，就是這種加強的明證。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沒有單純的輸出方和輸入方，這一簡單的道理卻常常被我們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