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十七大與中共未來

在東京《月刊日本》座談會上的講稿　

開放雜誌編者按：本刊總編輯八月三日，應邀在東京半藏門酒店出席月刊日本主辦的座談會，就與會者感到興趣的幾個問題發言，並回答若干問題。


南丘喜八郎主編先生，各位朋友：
　　
我第一次來日本，有機會和各位研究中國的同行與朋友們交換心得，甚感榮幸。開放雜誌在香港出版已經二十年，我們關注的重心是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民主化。今天我準備的題目，是中共十七大和中國的民主前景。僅提供一些香港方面的資訊與我們的探索作為參考。日本傳媒在報導中國新聞方面，居重要地位，我們也很想瞭解諸位的看法。
　　
中共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向來是新聞界的熱門話題，尤其是人事變動，幾天一個版本，議論紛紛，今年十七大自不例外。因為共產黨的權力鬥爭往往帶有相當的預測性，理性的分析很重要，為讀者所重視。中共傳統的政治報告揭示路線與執政方針，十七大之前也出現一個胡錦濤「六二五」黨校講話，香港的中共媒體作過大量的報導宣傳，稱為十七大定調的講話。強調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並無新意。即使學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寫入黨章，我看也是中共的官樣文章，表示權力穩定的一個正統做法而已。
　　
中共透露十年之內不搞政治改革
但是，透過他們的文宣，可以看出兩個動向，一個是承認中國社會的深層矛盾，已不是公式化的說法：生產力落後與人民群眾需要的矛盾，而是弱勢群體日益貧窮與特權階層日益富裕的矛盾。這個新認定，當然不可能在政治報告中說出來，最多隻會提維護社會正義。
　　
第二個動向是，他們透過權威的評論員（鏡報月刊）透露，政治體制改革要等到五至十年之後，才能進入「實際操作層面」。在此之前，要「構建新的思想價值體系」，否則，貿然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風險將是很大的，也是無法預料的。」這個透露很罕見，也很重要。可以解讀為至少未來十年是沒有政改希望的。他們開出的條件是要先建立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即新的思想體系，這是五至十年可以完成的嗎？而這樣體系又指什麼？都很模糊。實質上是對政治改革毫無誠意。
　　
因此，研究十七大，我們不能跟著他們的「輿論導向」轉。十六大時，他們就開出過九條政制改革的部署，包括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可是，誰不知道官場腐敗愈演愈烈？所以，人們把興趣集中在人事變更上，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的體制，是人治，權力高於一切。
　　
在評估十七大的人事結構之前，我要說明一點。香港傳媒提供的內幕消息，一般來說，是有來源的。許多媒體都有自己經營多年的消息管道，無論左派右派都有，因此，消息都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消息又有時效性，因為中共往往是「計畫沒有變化快」，人事變動可能在最後一分鐘發生。開放雜誌在中共十六大前一週獨家報導李瑞環退出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可謂一鳴驚人，因為很多媒體都相信他不到七十歲可以留任，但是，常委班子由七人擴大到九人，誰也沒有想到，據說是人事擺不平，「最後一分鐘」決定的。

權力高度集中竟無人挑戰
　　
我們今年報導過幾次十七大人事安排。當然最重要的是「政治局常委」這個極權體制金字塔頂層的變動。我們來自北京的消息有如下要點：一是胡溫體制不變，二是七人制，三是以年齡劃線，考慮政績，四是和江澤民協商。這樣，羅干、吳官正、賈慶林、李長春、黃菊五人下，留下胡溫及吳邦國、曾慶紅四人。按七人班子計，要補上三人。我們的消息是補上李克強、周永康、劉延東││這三人基本上是胡派與江派妥協的結果，李克強、劉延東（女）屬胡的團派，周掌政法系統，是江系人物。
　　
但是，《每日新聞》報導曾慶紅提出引退的消息是可信的。曾這個令人矚目的第三號實權人物（負責書記處）出現變數，那麼，現常委九人如果回到七人制，就只有胡溫、吳邦國三人留任。我認為，無論曾慶紅是否退，維持九人還是改為七人？中共最高權力的性質不會改變。胡錦濤、溫家寶為首的這個領導集團，在未來五年，可以展現的特點是什麼？我以為有以下點值得留意：
　　
一、權力高度集中。中共在整個八十年代實行最高權力的分權制，黨政軍的五大職務由不同的人出任，這是非毛化的自然結果。但六四事件後，元老派又舊病復發，認為大權獨攬比較保險。因此，從江澤民起，實行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的獨裁製。這是荒謬的倒退，來自於他們對民主制度的深刻恐懼。民主改革，權力制衡，必然要求權力分享。遺憾的是八九年迄今十八年，中國體制內外的改革派，竟無一人向這種畸形的權力獨佔提出挑戰。年初路透社有消息說，黨內有人要求胡將國家主席讓給曾慶紅，不久就有曾請辭的消息。可見，這種獨裁製，還將繼續下去。
　　
未經證實的消息說，胡欲將常委減至五人，即回到十三大的體制。以一九四二年出生劃線（胡溫皆是四二年生），到十八大剛好七十歲換班。則現常委全下（李長春四四年亦下）。胡如果有魄力，進一步集權不是不可能。

技術官僚的弱點。不會碰歷史問題
　　
二、歷史問題一概封存。胡溫的下一個五年絕無可能去翻歷史舊案，包括從毛時代的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到六四鎮壓和法輪功事件的平反與賠償。這一判斷的理由是兩方面：一方面由胡溫集團的技術官僚性質所決定。現常委九人（連黃菊）是清一色的工科生，不說學法律、政治的沒有，連一個理科生也沒有。這幫工程師也沒有如胡耀邦趙紫陽經歷過戰爭、革命的磨煉，文革中也是逍遙派。他們的特色是擅長管理、務實、頭腦精明，而欠缺政治家的膽識與遠見，戰略創新能力不足，理論修養差，歷史感極弱。而處理歷史問題要求高，難度大。另一方面是現實因素。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官方和社會的弊端，流毒自上而下，遍及各個領域，既深且廣、民怨沸騰，積重難返。而幹部的任期制（一項巨大進步）以年齡劃線，一刀切。位子坐穩，撈點好處，又到了下臺時間。處理手邊問題猶有不及，哪來功夫下去算舊帳，自找麻煩？這是中國千年的官僚制度因循保守習氣的復歸。

武力統一臺灣代價高，沒可能
　　
三、外事政策維持現狀。胡溫政府很重視外交，尤其是與西方的外交，包括美歐、日本和俄羅斯，不再搞毛周拉攏第三世界那一套，但是，無論經濟實力如何膨脹，大國崛起之意如何強烈，中共也不可能縱橫稗闔、得心應手去挑戰西方的霸權。除了上述技術官僚執政的心態，更重要的是受十三億人口這個內部大包袱所制約，鄧小平外交遺訓的自保原則胡溫沒有強人的本錢去違背。因此，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的現實威脅，至少在軍事上，不必作誇張的估計。
　　
臺灣問題，是唯一可議之處。很多人相信，臺灣一旦獨立，中共一定出兵。北京對台獨的武力威脅一直沒有放鬆過。武力犯臺問題，在開放雜誌上曾多次討論。我們從來不輕信中共對臺的武力恫嚇。我個人是完全尊重臺灣人的自決權的，他們要選擇和共產中國統一，或者建立自己的國家，都悉聽尊便。我對臺灣的瞭解，比日本多。可以說見證了臺灣民主化的過程，經常想到臺灣經驗對中國的借鑒意義。臺灣本土化的獨立意識與要求確實在增長中，連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也承認台獨是臺灣人的一個選項，海峽兩岸民族情緒的對立並未緩和。但是，即使臺灣向獨立邁出了實質性的步子，我不相信中共會輕率地發動一場攻臺戰爭。當然，某種軍事手段可能使用，但如果真要登陸佔領，那是一場血戰，代價太高，誰敢承擔這個歷史罪責？至少胡溫執政下沒有可能，往後就更無可能。臺灣不是香港。

中國實現民主化的幾種可能性
　　
主持人希望我談一談，中國什麼時候可以結束中共統治，實現民主？這其實是我們經常在回答和探討的問題，在香港的日本記者和外交官，也多次和我們討論過這問題。以個人觀察而言，我給不出具體時間表，可以分析別人提出的時間表，更重要是討論中國有可能選擇哪種方式，走哪條路？
　　
根據我們有幸目睹的歷史，中國民主轉型，不外乎三種可能。一種是蘇聯模式。蘇聯演變是我一生最難忘的經歷。它有一個斯大林死後，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漸變過程，最後蘇共倒臺、蘇聯瓦解。長達三十八年。並非某個人的力量，是一個歷史現象，有深刻的必然性。中共的革命、奪權，建國後的政策，許多都來自蘇聯。因此，最有可能走蘇聯演變的路子。中共最防範的也是這一條。從毛的反修、文革到今天胡錦濤的政治控制，無不為了防止蘇東波重演。這條路是體制內由上而下的變革之路，需要有魄力的領袖來領航。中國確實還沒有見到這樣的人物出現，而中國的封建傳統深厚，人文素養差，變起來比蘇聯將更艱難，需時更長。何況相比之下，毛死至今才三十一年，比蘇聯之變還差七年，因此，我妄言一句，至少要看十年以上吧。
　　
第二種是臺灣的模式。臺灣的民主轉型是開放雜誌討論和跟進得比較多的。大家知道，蔣經國晚年決定開放黨禁與報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一九八七年到二○○○年政黨輪替，只有十三年功夫。臺灣的經驗對大陸的意義在於兩岸在文化、歷史上很近似，這與俄國不同。但是，國民黨不等於共產黨，而社會意識形態差異也大，中共迄今沒有蔣經國式的人物出現，並非偶然。政治上學臺灣的機會越來越小了。如果能走臺灣之路，相信很多人樂觀其成。國民黨下臺，也沒有任何可怕的事發生。但共產黨害怕被老百姓清算，因此，也在竭力防止走國民黨之路。臺灣民主，實質上是在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社會實現的政制改革。自上而下的特色和蘇聯演變也有共同之處。
　　
第三種是革命模式。包括暴動、起義、政變，這些體制外的方式。這類模式雖有菲律賓黃色革命那樣的先例，但我們瞭解很多很多中國人都不贊成，他們吃革命的苦，吃夠了。不現實，代價又高。在中共強力的專制制度下，也沒有實際的可能性。
　　
總之，走向開放、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已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他們看到世界上這麼多國家都在享受民主自由，中國也一定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他們一定會在忍受了許多不公、痛苦和黑暗之後，在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選擇一個適合的方式，實現中國的民主化。謝謝。(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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