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門」，這是捐助者與受捐者之間，甚至於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又一次尷尬。
8月22日，《楚天都市報》發表一條消息 《湖北5名貧困大學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資格》。這條消息被新浪網轉載後，短短一天時間裏，就有評論跟貼1萬多條，成為當天跟貼最多的新聞。此後的一段時間裏，「感恩門」成為人們競相評論的話題，至今餘波未消。
捐助與受助，是一種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因為捐助與受助是發生在經濟社會地位不同的人之間，甚至是發生在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之間，因而，如何對待捐助與受助，直接反映了不同地位的人們甚至不同階層之間的關係。
事情本身很簡單。去年8月，襄樊市總工會與該市女企業家協會聯合開展「金秋助學」活動，19位女企業家與22名貧困大學生結成幫扶對子，承諾4年內每人每年資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入學前，該市總工會給每名受助大學生及其家長發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匯報一下學習生活情況。但一年多來，部分受助大學生的表現令人失望，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未給資助者寫信，有一名男生倒是給資助者寫過一封簡訊，但信中只是一個勁地強調其家庭如何困難，希望資助者再次慷慨解囊，通篇連個「謝謝」都沒說，讓資助者心裏很不是滋味。今夏，該市總工會再次組織女企業家們捐贈時，部分女企業家表示「不願再資助無情貧困生」，結果22名貧困大學生中只有17人再度獲得資助，共獲善款4.5萬元。
在去年的孫儷停捐事件中就有人說，「把愛心的、慈善的、公益的好人好事搞成童話寓言，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哀。」這話其實說得有點過於含蓄，無論是孫儷停捐還是這次的所謂 「感恩門」，實際上都已經最終演變成一種恩怨故事。而且，這種恩仇故事，已經不僅是發生在捐助者與受助者之間，同時也發生在更為廣大的社會舞台上。換句話來說，捐助者與受捐者之間的恩仇故事，不過是更廣大的社會舞台上，富人與窮人之間恩仇故事的縮影。正是這一點，使得人們無法完全以個人行事的方式或個人品行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情。
「如何看待貧困大學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資格？」的調查中，結果是，認為「應該取消，不知感恩的人很難期望他們將來回饋社會」的154129人，佔185569人參人數的83.21%。認為「不應該取消，既然主動資助別人，主觀上就不應圖回報」的只佔8.76%。認為「不好說，也許事情沒那麼簡單」的佔8.04%。儘管沒有詳細的統計數據，但總起來看，在無計其數的跟貼或評論中，受到指責最多的還是受助者，但捐助者受到的指責和抨擊也為數可觀。「捐者虛偽功利，受者冷漠無情」，一句話概括了對雙方的指責。
我向來不贊成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對人們的動機做過多的揣測。善事就是善事，不管背後的動機是什麼。然而我們看到的是，一起善事卻演變為恩仇故事。這個過程本身就意味著一種荒謬的邏輯，因為事件的前因後果之間太不對稱，中間的邏輯太過扭曲。事實上，那5位因為沒有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資格的學生，在這場風波中所承受的指責和心理壓力，更強化了整個事情的荒謬性。我們有理由推測，在其中有的學生的心靈中，這也許成為終生揮之不去的陰影。一件不說是好事，但退一萬步也不應該是壞事的事情，為什麼導致了這樣一種荒唐的結果？
這次的感恩門事件，如同去年的孫儷停捐事件一樣，其實是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有可能面對和重新審視貧富分化背景下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關係。
一篇報導說，如今，一場「感恩門」風波，將雙方之間微妙的「度」擊得七零八落。在各種媒體上發表的無計其數的評論與跟貼中，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評論者的立場是什麼，無論其指責的是哪一方，都往往與「窮人」、「富人」或「窮人與富人」這樣的詞彙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在對捐助者的指責中就更是如此。其間，激憤之詞更是不絕於耳。在這樣的一種抨擊與功訐中，「強求感恩的實質是精神奴役」、「以感恩為前提的捐助與豢養寵物沒有什麼區別」、「索要感恩的捐助是為富假仁」。在指責富人的同時，是站在窮人立場為受助者的辯護。相反，在對受助者的指責中，對窮人的輕蔑也是隨處可見，有的甚至臆想性地將受助者的貧困與其父輩的無能和超生相聯繫。在此，我們其實並非要評論其中的是非曲直，許多指責也許都自有其理。我們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當中體現的以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劃界為基礎的對立。於是，一種私人性的事件演變為公共性事件。
前面提到的雙方關係中 「微妙的度」，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因素。這種「微妙的度」來自什麼地方？它應該來自貧富迅速分化背景下的 「敏感心態氛圍」。在這種心態氛圍之下，許多事情就會被扭曲。索取感恩，也許應當受到指責，但相對於更多分文不出的人，無論如何最應受到指責的不是這些作為捐助者的女企業家，儘管可能她們出的錢也不多，要求感恩的做法也欠妥，而被指為忘恩負義白眼狼的學生，正如許多評論者指出的那樣，不給捐助者寫信並不意味著不知道感恩，貧困所導致的自卑與自尊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心理因素。然而，在一種特殊的敏感心理氛圍中，這一切都可能被扭曲和放大。有人曾半開玩笑地說：「奧拓車主打人是人民內部矛盾，寶馬車主打人，那就是階級矛盾。」這裡問題的實質是，隨著社會貧富分化的加深，「富人」與「窮人」的分野已經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在各種各樣的指責中，我們可以發現，由於各自的立場不同，人們總是力圖將對方置於道德不正義的位置。而這種做法的背後是群體間的對立。
當然，從根本上說，心態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唐昊先生曾經講到這樣一件事情，多位慈善人士在北京一個慈善活動上談了親身經歷的索捐：有求助者沒拿到錢就躺在慈善人士經營的飯店門前要錢；也有人在慈善人士家屬的病床前吵鬧，逼人捐款。青島市的王明殿多年來為740名學生捐錢捐物價值累計達100餘萬元，其事跡被報導後遭138人上門索捐，最多的一天達到12人，不給錢就叫罵威脅，還打恐嚇電話。唐昊先生說，看到這則新聞，不僅想起前幾天炒得沸沸揚揚的農民工討薪成功後拖欠律師費、受捐助學子不感恩等事件。在這些被描述為不感恩、「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人們身上，其實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這些不約而同的行為是一個信號——弱勢群體不再唯唯諾諾承受命運的不公，而是理直氣壯地覺得這個世界虧欠了他們。
在評論孫儷停捐事件時，我曾經指出，「問題出在哪裡？也許是出在捐助者和直接受捐者之間的關係上。我們可以把捐助行為分為兩種：一種是捐助者直接對受捐者的，可以稱為直接捐助；一種是通過慈善機構實施的，可以稱為間接捐助。孫儷對貧困學生的捐助就屬於直接捐助。直接捐助的一個特點就是其中承載了太多的個人因素，尤其是施恩與感恩的關係，甚至其中有一種擬親屬化的因素」。現在看來，問題還不僅僅如此。
我們可以更具體地看一下這次社會為這種一對一的直接捐助所安排的具體場景：「一對一」資助的見面儀式開始了。「我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會議廳、這麼多時髦的阿姨、這麼多的領導。」一位被資助的大學生回憶。大學生們被要求上臺和跳舞——《感恩的心》，這也是儀式的主題。一位受捐者回憶起去年跳集體舞時的情景，台下的家長與資助者，許多雙眼睛淚光閃動。但對這群貧困的孩子，這是尷尬、是自卑，甚至是屈辱。還有受助者家長清楚地記得其中的一句歌詞，「宋總（一位捐助者）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一篇報導描述了這樣一個細節：捐助儀式的現場上，一位受助者向前挪了兩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在全場愕然的注視下，男孩眼淚直流。「娃的褲子穿得太久，褲襠炸線了。」母親望瞭望兒子輕聲地說，「見面會完後，他扑到我身上說：‘媽，當窮人實在太憋了！’」
讀到這裡，我們不禁要思索一個問題：在一個貧富分化已經成為一個事實的社會裏，我們究竟應當如何對待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