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20 04:58:45作者：朱健國
「不關心」、「沒希望」，是現在大陸知識分子的主流；即使樂觀者也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但中國的第五代「有文化的義和團」和新時代的紅衛兵。
對10月15日開幕的中共十七大將如何影響中國，精確的預測和分析雖然還為時過早，但通過大陸文化人對十七大的種種心態進行抽樣調查，還是可以管中窺豹，一葉知秋。筆者在國慶期間以隨機方式電話採訪了吳冠中、賀衛方、章詒和、徐友漁、蕭夏林、張耀傑、白樺、王怡、胡發雲、左方、曾濤、袁偉時、焦國標等各類文化人，發現，對十七大「不關心」、「沒希望」，是現在大陸知識份子的主流；即使樂觀者也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
謝絕十七大
著名畫家吳冠中也是一名中共黨員，今年7月喜度「米壽」時在報刊提出「取消畫院，取消美協、取消文聯」，掀起一輪繼承趙丹遺志，反對「黨領導文藝」的新熱潮。此次吳冠中先生語調平和地告知──雖然上面已將他「取消畫院，取消美協、取消文聯」的批評視為「正常意見」，中宣部部長劉雲山還給他送了生日賀信，中宣部近日又通知他參加旁聽十七大會議，但他知道這只是一個「統戰名人」工作，堅決謝絕參加十七大，定於10月15日到杭州主辦自己的個人畫展。「現有的制度老了，不改不行。十七大應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可能很難改。只有慢慢來。」
煌煌十七大，已不如一個個人畫展重要！吳冠中之外，還有多少人「謝絕十七大」？此事讓人們深思不已。
極端絕望派
徐友漁（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自由思想者領軍之一）：我對它（十七大）絲毫不感興趣。它充其量是分權的問題，跟國計民生沒有任何關係。現在知識群中有些人對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認為有，我對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這種習慣已經無數次了，就是一廂情願地抱著一絲希望，好像他們那個會真的就會走向太平，結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總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興趣。十七大後我的自由不會擴大，說不定還有減小的可能。現在我寧願只能做一些非常緩慢非常艱難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於青天大老爺發善心。奧運會後可能會有所變化，言論空間的尺度，我以為可能要以（北京）奧運會為分界要好一點。
賀衛方（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外法學》主編）：（對十七大）沒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沒有可能往前推動。（連打個補丁的希望都沒有。）
胡發雲（武漢著名獨立作家，禁書《如焉》作者）：我的《如焉》只是常識性的東西，能打響，主要是中國現在的一種很僵硬很封閉的現實給它創造了客觀條件。我對十七大基本上沒有預期，我覺得中國的變化絕對不能寄希望於哪一大，如果說沒有一種外來的推動力量，就是開到100大也不行。從我們知道有這個幾大幾大了，就不斷地在寄予希望；從九大開始，一大一大地開，我們一直寄予希望。每次只是一種精神的飢餓，這次沒吃飽，又寄希望於下次。我記得九大時，我在農村下放，農民打著燈籠，舉著火把，高唱「葵花朵朵向太陽，滿懷激情迎九大」，連夜遊行，唱得全中國熱血沸騰。結果呢，一直沒有真正的東西。
《討伐中宣部》作者焦國標近日剛從德國回到北京，以「沒有新觀點」拒談十七大；晚清民國史專家袁偉時自稱「一介良民」，雖然評述了一番十七大，但要求不公布。這種乾脆「免談十七大」的態度，似乎一種「眸子也不轉過去」的輕蔑，「莫談國事」，也可能是對十七大的一種極其絕望。
張耀傑（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新文化運動路線圖》作者）：（十七大）沒希望，沒意思，權力分髒也。
曾濤（成都剛畢業大學生）：對十七大的期望正好可以用一篇雜文中的「腐敗歌」來表達：「腐敗腐敗，該腐敗的請速腐敗！肥胖（症）肥胖，要肥胖的請速肥胖！」願他們速休！
頂多把民生改善一下
章詒和（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中國第一禁書《往事並非如煙》作者）：國內我現在一個字也寫（發）不了。現在（中宣部定）國內敏感人物分三級，我是第一級第一名（新科「異見狀元」）。對於十七大，第一，你什麼都不要信；第二，有人看了那個（十七大）報告，沒有前進，也沒有後退；也就是維持現狀，頂多把民生改善一下。根本的東西它是不會動的。只能做一些枝節的事。不用管它（十七大）啦，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白樺（上海著名作家，電影《苦戀》作者）：十七大現在很難猜測。不過對民生問題可能要寬鬆一點，你看現在對罪犯的家屬，都比較照顧，比原來寬鬆。對知識份子，就很難說了。我現在也不管它了。抓緊時間做自己的事。我現在在寫回憶錄，記錄中國近60年的文壇風雲與災難。
王怡（中文筆會副秘書長，成都商學院教授）：余傑還在美國，10月份還回不了。我最近沒有大麻煩。對於十七大，我覺得不會松，一點都不會。可能會有一些小補丁，不會有大的希望。
蕭夏林（《北京文學》編輯，文藝批評家）：汪暉那些新左對十七大不會輕易表態。他們就是高呼一些空洞的「公平正義民生」，反腐敗不反專制。永遠不承認錯誤，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堅持不要臉比堅持真理還有趣。十七大後你權掌穩了，有問題還能賴誰？應當寬鬆一點。有可能到奧運會後才會寬鬆一點。
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
左方（《南方週末》創始人，《南方都市報》「教父」，見圖）：十七大與十六大只是小籠子和大籠子的區別，「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都還是籠子，而且變成「橡皮籠子」，某部分大一點，某部分小一點；因人因地因事因時制宜，時大時小。對一般的民工大一點，對知識份子小一點，對異見人士就更小。十七大不會有新的方針出臺，大概的東西就是胡錦濤現在已公開講的一些東西，不過是什麼「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關注民生」，可能細緻一點，但變化不會太大。因為十七大是「換屆不換代」（換湯不換藥）。十六大這五年，胡錦濤只是試探性拋出一些自己的東西，十七大才能真正實踐自己的理論。到十八大才是換代，又是一代人上來了。
十八大的領導雖然可能是胡錦濤中意的人，但畢竟是又一代人，是與第三代人不一樣的第四代人。胡錦濤這樣的第三代人，是帶紅領巾長大的，沒有多少獨立的思想；而第四代人是文革下放，1977年高考後在改革開放後世界民主空氣進大陸後成熟的，其思想理想絕不會與第三代人一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十七大胡錦濤這一代人是第三代，比我們這第二代都還要差，我們第二代像李銳他們「一二九」參加革命時，都是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而胡錦濤這些第三代，讀的書多是「卓婭與舒拉」，「雷鋒的故事」，只知「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並沒有民主憲政理想，底色不一樣，因而你想要他們有大的變革，太難了。在中國，第三代人比第二代差，也比第四代人差。這是一個基本趨勢。再一個，第三代人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構，中間是空的，第三代人大量的成為下崗工人和民工，頂端的是一些官員，中間（白領）層，基本上是空的，需要第四代人來填補。而到第四代接班後，這種狀態就會改變。第四代人可能是中國現在最優秀的人，這一代人是絕不會倒退回頭的。這是他們與第三代人大不相同的。第四代人會在十八大登上政治舞臺，所以中國的實質變化，至少要到十八大以後，甚至是十九大。十九大可能就是蔣經國、戈爾巴喬夫出現的時候。鄧小平雖然有廢除「終身制」的貢獻，但還是留下一個「三次交接班」悲劇：中國現在的權力交接與古代不同，那時的皇位多是一次性交接，現在則要分二到三次交接：十年儲君之後，先當五年兒皇帝，再當五年真皇帝，再當五年老皇帝。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但中國的第五代也是一個未知數，我對他們憂慮最多，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空氣中長大的，與世界接軌的新觀念不缺，但「一胎化」帶來的好逸惡勞，極端享受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可能會成為「有文化的義和團」和新時代的紅衛兵。對於中國新聞界，我原來寄希望於《南方週末》式的「打破真理報模式」，現在看來，很難，在已有的舊模式上怎麼改良，也不能根本突破。最近程益中（《南方都市報》前總編、《體育畫報》中文版執行出版人）在北京引進美國模式辦《體育畫報》中文版，給我啟示，無論是中國的新聞還是中國的政治，最好的捷徑，可能還是直接引進一個外來先進模式。
中國現在的問題，不光是執政黨水平低，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思想自由、新聞自由的認識與要求，與蘇俄時代的高爾基也差距甚遠，中國今日還沒有人能達到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至於與上世紀50年代的波蘭、匈牙利團結工會的知識份子相比，差距更大。再加上由於長期的「真理報模式」，已造成中國新聞傳媒和知識份子與民眾的巨大隔膜。今日中國平民對當局關閉封鎖傳媒的無動於衷，對異見人士受打壓的冷漠，勝過魯迅寫小說《藥》的民國初年時期。
當一個國家的民眾與先進志士和先進理念極其疏遠時，這個國家也是很難進步的。
（2007-10-03於深圳早叫廬）
對10月15日開幕的中共十七大將如何影響中國，精確的預測和分析雖然還為時過早，但通過大陸文化人對十七大的種種心態進行抽樣調查，還是可以管中窺豹，一葉知秋。筆者在國慶期間以隨機方式電話採訪了吳冠中、賀衛方、章詒和、徐友漁、蕭夏林、張耀傑、白樺、王怡、胡發雲、左方、曾濤、袁偉時、焦國標等各類文化人，發現，對十七大「不關心」、「沒希望」，是現在大陸知識份子的主流；即使樂觀者也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
謝絕十七大
著名畫家吳冠中也是一名中共黨員，今年7月喜度「米壽」時在報刊提出「取消畫院，取消美協、取消文聯」，掀起一輪繼承趙丹遺志，反對「黨領導文藝」的新熱潮。此次吳冠中先生語調平和地告知──雖然上面已將他「取消畫院，取消美協、取消文聯」的批評視為「正常意見」，中宣部部長劉雲山還給他送了生日賀信，中宣部近日又通知他參加旁聽十七大會議，但他知道這只是一個「統戰名人」工作，堅決謝絕參加十七大，定於10月15日到杭州主辦自己的個人畫展。「現有的制度老了，不改不行。十七大應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可能很難改。只有慢慢來。」
煌煌十七大，已不如一個個人畫展重要！吳冠中之外，還有多少人「謝絕十七大」？此事讓人們深思不已。
極端絕望派
徐友漁（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自由思想者領軍之一）：我對它（十七大）絲毫不感興趣。它充其量是分權的問題，跟國計民生沒有任何關係。現在知識群中有些人對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認為有，我對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這種習慣已經無數次了，就是一廂情願地抱著一絲希望，好像他們那個會真的就會走向太平，結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總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興趣。十七大後我的自由不會擴大，說不定還有減小的可能。現在我寧願只能做一些非常緩慢非常艱難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於青天大老爺發善心。奧運會後可能會有所變化，言論空間的尺度，我以為可能要以（北京）奧運會為分界要好一點。
賀衛方（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外法學》主編）：（對十七大）沒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沒有可能往前推動。（連打個補丁的希望都沒有。）
胡發雲（武漢著名獨立作家，禁書《如焉》作者）：我的《如焉》只是常識性的東西，能打響，主要是中國現在的一種很僵硬很封閉的現實給它創造了客觀條件。我對十七大基本上沒有預期，我覺得中國的變化絕對不能寄希望於哪一大，如果說沒有一種外來的推動力量，就是開到100大也不行。從我們知道有這個幾大幾大了，就不斷地在寄予希望；從九大開始，一大一大地開，我們一直寄予希望。每次只是一種精神的飢餓，這次沒吃飽，又寄希望於下次。我記得九大時，我在農村下放，農民打著燈籠，舉著火把，高唱「葵花朵朵向太陽，滿懷激情迎九大」，連夜遊行，唱得全中國熱血沸騰。結果呢，一直沒有真正的東西。
《討伐中宣部》作者焦國標近日剛從德國回到北京，以「沒有新觀點」拒談十七大；晚清民國史專家袁偉時自稱「一介良民」，雖然評述了一番十七大，但要求不公布。這種乾脆「免談十七大」的態度，似乎一種「眸子也不轉過去」的輕蔑，「莫談國事」，也可能是對十七大的一種極其絕望。
張耀傑（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新文化運動路線圖》作者）：（十七大）沒希望，沒意思，權力分髒也。
曾濤（成都剛畢業大學生）：對十七大的期望正好可以用一篇雜文中的「腐敗歌」來表達：「腐敗腐敗，該腐敗的請速腐敗！肥胖（症）肥胖，要肥胖的請速肥胖！」願他們速休！
頂多把民生改善一下
章詒和（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中國第一禁書《往事並非如煙》作者）：國內我現在一個字也寫（發）不了。現在（中宣部定）國內敏感人物分三級，我是第一級第一名（新科「異見狀元」）。對於十七大，第一，你什麼都不要信；第二，有人看了那個（十七大）報告，沒有前進，也沒有後退；也就是維持現狀，頂多把民生改善一下。根本的東西它是不會動的。只能做一些枝節的事。不用管它（十七大）啦，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白樺（上海著名作家，電影《苦戀》作者）：十七大現在很難猜測。不過對民生問題可能要寬鬆一點，你看現在對罪犯的家屬，都比較照顧，比原來寬鬆。對知識份子，就很難說了。我現在也不管它了。抓緊時間做自己的事。我現在在寫回憶錄，記錄中國近60年的文壇風雲與災難。
王怡（中文筆會副秘書長，成都商學院教授）：余傑還在美國，10月份還回不了。我最近沒有大麻煩。對於十七大，我覺得不會松，一點都不會。可能會有一些小補丁，不會有大的希望。
蕭夏林（《北京文學》編輯，文藝批評家）：汪暉那些新左對十七大不會輕易表態。他們就是高呼一些空洞的「公平正義民生」，反腐敗不反專制。永遠不承認錯誤，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堅持不要臉比堅持真理還有趣。十七大後你權掌穩了，有問題還能賴誰？應當寬鬆一點。有可能到奧運會後才會寬鬆一點。
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
左方（《南方週末》創始人，《南方都市報》「教父」，見圖）：十七大與十六大只是小籠子和大籠子的區別，「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都還是籠子，而且變成「橡皮籠子」，某部分大一點，某部分小一點；因人因地因事因時制宜，時大時小。對一般的民工大一點，對知識份子小一點，對異見人士就更小。十七大不會有新的方針出臺，大概的東西就是胡錦濤現在已公開講的一些東西，不過是什麼「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關注民生」，可能細緻一點，但變化不會太大。因為十七大是「換屆不換代」（換湯不換藥）。十六大這五年，胡錦濤只是試探性拋出一些自己的東西，十七大才能真正實踐自己的理論。到十八大才是換代，又是一代人上來了。
十八大的領導雖然可能是胡錦濤中意的人，但畢竟是又一代人，是與第三代人不一樣的第四代人。胡錦濤這樣的第三代人，是帶紅領巾長大的，沒有多少獨立的思想；而第四代人是文革下放，1977年高考後在改革開放後世界民主空氣進大陸後成熟的，其思想理想絕不會與第三代人一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十七大胡錦濤這一代人是第三代，比我們這第二代都還要差，我們第二代像李銳他們「一二九」參加革命時，都是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而胡錦濤這些第三代，讀的書多是「卓婭與舒拉」，「雷鋒的故事」，只知「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並沒有民主憲政理想，底色不一樣，因而你想要他們有大的變革，太難了。在中國，第三代人比第二代差，也比第四代人差。這是一個基本趨勢。再一個，第三代人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構，中間是空的，第三代人大量的成為下崗工人和民工，頂端的是一些官員，中間（白領）層，基本上是空的，需要第四代人來填補。而到第四代接班後，這種狀態就會改變。第四代人可能是中國現在最優秀的人，這一代人是絕不會倒退回頭的。這是他們與第三代人大不相同的。第四代人會在十八大登上政治舞臺，所以中國的實質變化，至少要到十八大以後，甚至是十九大。十九大可能就是蔣經國、戈爾巴喬夫出現的時候。鄧小平雖然有廢除「終身制」的貢獻，但還是留下一個「三次交接班」悲劇：中國現在的權力交接與古代不同，那時的皇位多是一次性交接，現在則要分二到三次交接：十年儲君之後，先當五年兒皇帝，再當五年真皇帝，再當五年老皇帝。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但中國的第五代也是一個未知數，我對他們憂慮最多，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空氣中長大的，與世界接軌的新觀念不缺，但「一胎化」帶來的好逸惡勞，極端享受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可能會成為「有文化的義和團」和新時代的紅衛兵。對於中國新聞界，我原來寄希望於《南方週末》式的「打破真理報模式」，現在看來，很難，在已有的舊模式上怎麼改良，也不能根本突破。最近程益中（《南方都市報》前總編、《體育畫報》中文版執行出版人）在北京引進美國模式辦《體育畫報》中文版，給我啟示，無論是中國的新聞還是中國的政治，最好的捷徑，可能還是直接引進一個外來先進模式。
中國現在的問題，不光是執政黨水平低，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思想自由、新聞自由的認識與要求，與蘇俄時代的高爾基也差距甚遠，中國今日還沒有人能達到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至於與上世紀50年代的波蘭、匈牙利團結工會的知識份子相比，差距更大。再加上由於長期的「真理報模式」，已造成中國新聞傳媒和知識份子與民眾的巨大隔膜。今日中國平民對當局關閉封鎖傳媒的無動於衷，對異見人士受打壓的冷漠，勝過魯迅寫小說《藥》的民國初年時期。
當一個國家的民眾與先進志士和先進理念極其疏遠時，這個國家也是很難進步的。
（2007-10-03於深圳早叫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