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28 02:55:51作者：張鶴慈
一個非民主的組織，為了內部的凝聚，需要製造敵人。所有集權國家，都會在內外樹敵。
49 年以後的中國，內部的敵人就是地，富，反，壞，右；這些人可以算是人，而不是民。實質上這些分子也不被看作為人，連人的最起碼的一點點尊嚴也不給。
地，富，反，壞，右的所謂黑五類，應該只是三類。地，富的區別，除了在土改鎮壓時，槍斃的基本是地主外，以後的待遇沒有什麼分別，所以應該只算作一類。
右派是特定時期的反革命，所以也不應該單算一類。
至於第三類的壞分子，除了一部分是民事犯或觸犯了道德的人，很大的程度仍然是針對的反革命，是對反革命的一種羞辱的稱呼。同樣的問題對革命者就只是小節，對一般群眾就只是生活問題，而對反革命，就是戴壞分子帽子的懲處。
黑五類中，命運最悲慘的就是地主，富農。命運最悲慘的是他們的子女。猶太人的子女仍然是猶太人，這是生物上的聯繫，地主，富農的子女，在他們的土地沒有被剝奪以前，作為繼承人，有可能會仍然成為地主，富農。而在土地已經被剝奪後，已經沒有可被繼承土地的情況下，為什麼仍然被視為地主，富農？仍然在農村被視為專政對象？
黑五類中，對集權統治最有效用的，對被統治者最有威懾力的，就是反革命。地，富是土改特殊時期的產物。是為專制政權樹立的對立面，和其他四類一樣，是所有問題，災難，事故的替罪羊。但反革命不只是在鎮反，肅反時的產物，因為除了老反革命，還有不斷出現的新生反革命。
法西斯德國拿猶太人做替罪羊，但日爾曼人不會變成猶太人，最多是日爾曼人會因為同情猶太人而被迫害。但反革命的威脅是每一個人頭上懸掛的劍。連國家主席都可能成為反革命。
所謂的帽子，地，富，反，壞，右都是帽子，但也不是都戴，還有所謂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壞分子。地獄一定要十八層。帽子不像猶太人衣服上的六角星的標誌，帽子是無形的。但在檔案制度，群眾專政的威力下，五類分子的標誌是刻在心上的烙印。記得一個右派的詩："少年不知佛事艱，誤帶金箍第一圈。"帽子是共產黨對專制對象的緊箍咒。
地，富，反，壞，右中，除了右派這個稱呼，是正式的通過政府的嘴，而消失的。除了反右被政府正式宣布為擴大化，給這些右派摘帽；其他的四類分子的帽子，都是糊里糊塗的消失的。
五類分子的帽子的消失，地，富和其子女，雖然是受迫害最深，但他們的聲音最微弱。很少有人會為他們說話，在今天，就是所謂的民主的追求者，不少仍然沒有擺脫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等理論的陰影，從法制的角度看待土改的聲音仍然很微弱。特別是今天高調提倡造反有理，殺富濟貧的人，仍然是當年鬥地主的心態。
文革後的平反風，大體上否定了 49年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也就基本上否定了歷次運動中祭出的帽子。但是平反風沒有刮到土改；地主，富農的問題並沒有被提到日程。
地富帽子的消失，除了農村的翻天復地的變化，人民公社的滅亡，連合作社都沒有保住。農村不需要和沒有可能再保持地富這樣的特殊群體。另一個原因是地，富的帽子，搭上了反革命帽子消失的便車。
反革命的帽子的消失，應該歸功於文化大革命。 63 年，我成為反革命。當時人的態度，就像我得了薩斯病，而文革後，對我這個反革命，人們的態度，像我只是得了感冒。對反革命，從談虎變色到熟視無睹，是因為文革中的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十三，四歲的孩子，都成為了反革命，在不同的時期，走馬燈似的，你上我下的輪流當反革命，讓反革命貶值了。正像過去，因為人人都可能變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極大的威懾力一樣，當人人真的都已經當了反革命，或反革命的親屬後，反革命的威懾力反而消失了。
我的朋友於基，做了十幾年的反革命。他的妻子頂者單位和社會的巨大的壓力，沒有能夠劃清界線；做了十幾年的反革命家屬。在四人幫倒臺後，總算吐出了一口氣；我不會忘記當年她的幽默："毛澤東也成了反革命家屬了。"
對中共集權統治最有力的工具：糧票制，【糧票制基本是變相的奴隸制；政府管著每一個人的生存權。】沒有政治局的決定，人大的表決，沒有政府的公告；也同樣沒有反對派的遊行，示威，寫公開信。就這麼水到渠成的消失了。
同樣地，富，反，壞，右這個黑五類的消失，也不是中共政府的刻意行為，【當然，以生產取代階級鬥爭的改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是中國發展的副產品，形勢不是人們的主觀意志能夠遂意支配的，想隨心所欲的統治，對中共越來越難了。
從短時期看，經濟的發展並不一定帶來民主，但經濟的發展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會促進民主化。
承認不承認中國今天的變化，承認不承認中國今天的變化中的積極因素，承認不承認這些積極因素可能會導向民主。這些就是今天我和一些人的分歧所在。
地富反壞右帽子的消失，我認為就是中國今天的一個積極，正面的變化。對過去歷史不什麼清楚的年青人可以去問問，這些當年的五類分子和他們的子女。
我們對中國，做縱向和橫向的比較，不是說，過去的中國比今天更黑暗，就可以漠視，姑息今天中共的惡行。而是我們應該面對現實；喜歡和不喜歡，睜著眼睛或是閉著眼睛，都仍然是同一個現實。
而現實難道就真的就那麼讓人絕望？今天的中國，對一個追求民主化的人，應該可以從變化中找到自信。
把今天的中國說成最黑暗，最殘暴的時代，號召人民去拚死一博，悲壯倒是悲壯，可惜不是拍電視劇。
只有人們看到希望，大聲的說出希望所在，才有可能出現浩浩蕩蕩的人群。
讓我們從地，富，風，壞，右的糊里糊塗的消失中，找到一些啟發。
27。 10。 07 。 墨爾本
49 年以後的中國，內部的敵人就是地，富，反，壞，右；這些人可以算是人，而不是民。實質上這些分子也不被看作為人，連人的最起碼的一點點尊嚴也不給。
地，富，反，壞，右的所謂黑五類，應該只是三類。地，富的區別，除了在土改鎮壓時，槍斃的基本是地主外，以後的待遇沒有什麼分別，所以應該只算作一類。
右派是特定時期的反革命，所以也不應該單算一類。
至於第三類的壞分子，除了一部分是民事犯或觸犯了道德的人，很大的程度仍然是針對的反革命，是對反革命的一種羞辱的稱呼。同樣的問題對革命者就只是小節，對一般群眾就只是生活問題，而對反革命，就是戴壞分子帽子的懲處。
黑五類中，命運最悲慘的就是地主，富農。命運最悲慘的是他們的子女。猶太人的子女仍然是猶太人，這是生物上的聯繫，地主，富農的子女，在他們的土地沒有被剝奪以前，作為繼承人，有可能會仍然成為地主，富農。而在土地已經被剝奪後，已經沒有可被繼承土地的情況下，為什麼仍然被視為地主，富農？仍然在農村被視為專政對象？
黑五類中，對集權統治最有效用的，對被統治者最有威懾力的，就是反革命。地，富是土改特殊時期的產物。是為專制政權樹立的對立面，和其他四類一樣，是所有問題，災難，事故的替罪羊。但反革命不只是在鎮反，肅反時的產物，因為除了老反革命，還有不斷出現的新生反革命。
法西斯德國拿猶太人做替罪羊，但日爾曼人不會變成猶太人，最多是日爾曼人會因為同情猶太人而被迫害。但反革命的威脅是每一個人頭上懸掛的劍。連國家主席都可能成為反革命。
所謂的帽子，地，富，反，壞，右都是帽子，但也不是都戴，還有所謂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壞分子。地獄一定要十八層。帽子不像猶太人衣服上的六角星的標誌，帽子是無形的。但在檔案制度，群眾專政的威力下，五類分子的標誌是刻在心上的烙印。記得一個右派的詩："少年不知佛事艱，誤帶金箍第一圈。"帽子是共產黨對專制對象的緊箍咒。
地，富，反，壞，右中，除了右派這個稱呼，是正式的通過政府的嘴，而消失的。除了反右被政府正式宣布為擴大化，給這些右派摘帽；其他的四類分子的帽子，都是糊里糊塗的消失的。
五類分子的帽子的消失，地，富和其子女，雖然是受迫害最深，但他們的聲音最微弱。很少有人會為他們說話，在今天，就是所謂的民主的追求者，不少仍然沒有擺脫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等理論的陰影，從法制的角度看待土改的聲音仍然很微弱。特別是今天高調提倡造反有理，殺富濟貧的人，仍然是當年鬥地主的心態。
文革後的平反風，大體上否定了 49年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也就基本上否定了歷次運動中祭出的帽子。但是平反風沒有刮到土改；地主，富農的問題並沒有被提到日程。
地富帽子的消失，除了農村的翻天復地的變化，人民公社的滅亡，連合作社都沒有保住。農村不需要和沒有可能再保持地富這樣的特殊群體。另一個原因是地，富的帽子，搭上了反革命帽子消失的便車。
反革命的帽子的消失，應該歸功於文化大革命。 63 年，我成為反革命。當時人的態度，就像我得了薩斯病，而文革後，對我這個反革命，人們的態度，像我只是得了感冒。對反革命，從談虎變色到熟視無睹，是因為文革中的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十三，四歲的孩子，都成為了反革命，在不同的時期，走馬燈似的，你上我下的輪流當反革命，讓反革命貶值了。正像過去，因為人人都可能變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極大的威懾力一樣，當人人真的都已經當了反革命，或反革命的親屬後，反革命的威懾力反而消失了。
我的朋友於基，做了十幾年的反革命。他的妻子頂者單位和社會的巨大的壓力，沒有能夠劃清界線；做了十幾年的反革命家屬。在四人幫倒臺後，總算吐出了一口氣；我不會忘記當年她的幽默："毛澤東也成了反革命家屬了。"
對中共集權統治最有力的工具：糧票制，【糧票制基本是變相的奴隸制；政府管著每一個人的生存權。】沒有政治局的決定，人大的表決，沒有政府的公告；也同樣沒有反對派的遊行，示威，寫公開信。就這麼水到渠成的消失了。
同樣地，富，反，壞，右這個黑五類的消失，也不是中共政府的刻意行為，【當然，以生產取代階級鬥爭的改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是中國發展的副產品，形勢不是人們的主觀意志能夠遂意支配的，想隨心所欲的統治，對中共越來越難了。
從短時期看，經濟的發展並不一定帶來民主，但經濟的發展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會促進民主化。
承認不承認中國今天的變化，承認不承認中國今天的變化中的積極因素，承認不承認這些積極因素可能會導向民主。這些就是今天我和一些人的分歧所在。
地富反壞右帽子的消失，我認為就是中國今天的一個積極，正面的變化。對過去歷史不什麼清楚的年青人可以去問問，這些當年的五類分子和他們的子女。
我們對中國，做縱向和橫向的比較，不是說，過去的中國比今天更黑暗，就可以漠視，姑息今天中共的惡行。而是我們應該面對現實；喜歡和不喜歡，睜著眼睛或是閉著眼睛，都仍然是同一個現實。
而現實難道就真的就那麼讓人絕望？今天的中國，對一個追求民主化的人，應該可以從變化中找到自信。
把今天的中國說成最黑暗，最殘暴的時代，號召人民去拚死一博，悲壯倒是悲壯，可惜不是拍電視劇。
只有人們看到希望，大聲的說出希望所在，才有可能出現浩浩蕩蕩的人群。
讓我們從地，富，風，壞，右的糊里糊塗的消失中，找到一些啟發。
27。 10。 07 。 墨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