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相思（三十六）夫君遭難(組圖)

（三十六）夫君遭難

到劍橋上學是我第一次在國外讀書，開始的時候在語言和學習方法上都有壓力。有時老師講的課不能全聽懂，要錄音回去後慢慢消化。但東偉總是在鼓勵和安慰我： 「別像過去那樣非拿第一名不可，這次咱們只要能拿了畢業證就行呵！」好在這邊考試時不像在國內那樣只有一個標準答案，關鍵是要能把自己的觀點說清楚，所以我考試的成績還算不錯。到第二個學期，聽力已沒有太大問題，也漸漸熟悉了劍橋的教學和生活方式，心情才開始放鬆起來。可很快，我就再也輕鬆不起來了。

二零零六年三月，我在大紀元網站看到兩個從大陸逃出來的證人披露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取器官牟利的消息。這個消息太駭人聽聞了，我的第一反應是本能的不願意相信。我迅速的登陸了幾個國內的大醫院的網站，看了他們關於器官移植的廣告，均表示幾週內能得到器官源。這確實太可疑了，可我還是不願意相信。最不願意相信這個消息的就是法輪功學員了，想到自己的同修被殘害，何其悲痛！

第二天有一個很有個性的朋友來訪。他的思維很敏銳，但總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樣。比如我給他講天安門自焚真相的時候，他說：「不用聽你們講，我都知道中共對法輪功的宣傳中肯定有假的。比如它說法輪功迷信、自殺、自焚、不讓人吃藥，又說法輪功有國際政治背景，和國外反華勢力勾結，有政治圖謀，而這兩種說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前面是真的，那後面就不可能成立。你想一個自殺、自焚的組織怎麼可能有政治圖謀呢，怎麼和國外反華勢力勾結呢？反正總有一個是假的，或者兩個都是假的。」

這次我給他講了我剛看到的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問他的看法。朋友聽的很認真，然後告訴我：「現在很難判斷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如果這件事是假的，很可能是中共安排的。」我問：「為什麼？」他說：「你想呵，如果是假的，很容易調查出來，而法輪功已經把這個事宣揚出去了，那不就名譽掃地了？那不正是中共最高興看到的嗎？所以如果是假的，中共會很積極的傳播這個消息，然後再讓人去調查。所以你就觀察一下，看它在網上封不封鎖這個消息，如果像六四、自焚那樣封鎖，被過濾掉，就說明這個事是真的。」他停了一下，嘆口氣：「如果是真的，那確實太慘烈了。不過，二戰時不是有人從納粹集中營逃出來求救，當時人們也不敢相信嗎？所以才耽誤了營救。」是啊，所以後來國際社會才發誓這樣的悲劇「永不重演」（Never Again）。

四月份復活節時學校放春假，在英國正是出遊的好季節。但我的心情很沈重，根本沒心思遊山玩水。就在這時，國內一個政法系統的朋友告訴我，大陸又開始新一輪對法輪功的打壓，這次「年輕人+高學歷」是重點打擊的對象，留學歸國人員又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勸我不要冒然回國。幾天後，我就在網上看到一份被曝光的河北省的一個610辦公室的機密文件，印證了這個說法。文件中說要在全省範圍內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集中摸底排查」，「逐人造冊登記」，並且說要重點針對「三高三長三出」，三高指的就是「高學歷、高智商、高技能」。文件還說「對摸排做到只做不說，嚴格保密」，「不讓人抓住把柄」等。

我們這代人，同學中出國的很多，尤其東偉原來學生物的同學百分之九十都在國外。而我們多次選擇了留在國內，故土難離啊。我對那片土地有著深深的眷戀。可按他們的標準我和東偉肯定屬於被打擊之列。難道我回國真的有危險嗎？我熱愛的這片土地到底怎麼了？真的容不下我們這樣的人嗎？

儘管知道了這些，我還是存有一些僥倖心理，心想：東偉工作那麼忙，再加上照顧女兒，天天生活也就是兩點一線，他們有什麼理由抓人呢？還不像上次，我們還寫了申訴信。於是打電話叮囑東偉，讓他注意安全。他只是告訴我五月份他們單位要辦一個法制方面的大型國際研討會，所以忙的不可開交。又得意的告訴我，女兒現在越來越像他了，「左撇子」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幹什麼都先伸左手。其實從兩三個月起，她就有這個傾向了，那時還不會做什麼，但躺在小搖椅上喝奶時，她的兩條小腿總是不停地踢，東偉發現她踢左腿的頻率明顯地比右腿要快。

然而一個月後，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晚，我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七、八個警察突然闖入家中，強行抓走了東偉！東偉被抓前的一個星期，女兒每天都在半夜醒來，然後無名的大哭，百般安慰也不停止，要哄很久才能重新入睡。東偉還在擔心她身體哪兒不舒服。難道是女兒已經預感到壞人馬上要把親愛的爸爸抓走了嗎？


東偉第二次被抓後，我經歷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段時間。每天心上都像壓著一塊大石頭，沉甸甸的幾乎喘不過氣來；胃裡老像有個東西拽著似的，揪心般的難受。根本吃不下任何東西，每次都是強迫自己才能吃進去一點點。但我知道，我不能垮掉，我還要救他，我也要如期完成我的學業。那段時間，我白天去圖書館查資料、寫畢業論文，晚上就開始和國內聯繫、打電話，經常是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如果不是煉功，我可能根本就撐不下來。

開始時，我還想在國內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這件事。因為我想，好歹也是在北京，沒有任何理由就抓人，太說不過去了！但每次給國內打完電話後，或是警察的蠻不講理、百般辱罵，或是人們對我求助的冷漠和無可奈何，讓我一次次的走到絕望的邊緣。那種刻骨的心痛與絕望讓我每天都忍不住躲起來大哭幾場。

我曾多次打電話給海淀公安分局指出他們抓人的違法之處.接電話的警察有的說他們不能向國外來電提供任何信息；有的反問我：「如果你覺得我們違法，那你為什麼不去告我們呢？」還有的告訴我：「抓人的是國保大隊，我們只負責看人，你找他們去吧！」

我給國保大隊打電話，對方一聽說是法輪功的案子，馬上挂了電話。等我再撥過去，他就說是私人電話。我說我剛打過，就是你接的，你剛才說是國保大隊。他就開始破口大罵，還威脅要把我也送到監獄裡去。我只好寫信給他們的上級主管單位--北京市政府，而那些信則如石沉大海。

六月底，我被國內一個朋友告之東偉被判了兩年半的勞教。這個消息對於我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要是我不知道勞教所裡什麼樣，擔心的程度可能不會那麼大，可我是從那個可怕的地方出來的呀！想到他又要承受的那一切，我幾乎崩潰！

我馬上決定替他上訴。年邁的父母幾次試圖去看他，可都被海淀看守所拒之門外。後來我幾近哀求我的一位律師同學，讓他做東偉的辯護律師，為我們上訴。按法律規定，無論什麼樣的當事人和處於什麼情況，律師都是可以會見的。但當這位律師按法律程序去海淀分局及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時，卻被告知法輪功不能見律師。殺人犯都可以見律師，但法輪功學員不行！律師後來退出了，說這樣的案子沒法做。如此違法行為發生在中國的首都北京，我真不敢想像其他地區會可怕到什麼程度！

東偉被抓的三個月後，家裡接到海淀分局法制科寄來的所謂《勞教決定書》，稱東偉因在家中藏匿八十份「法輪功宣傳品」而被勞教兩年半。當時我真是欲哭無淚，又悲憤萬分。先不說法輪功學員家裡有法輪功的資料也不違法，而我們家裡當時根本就沒有這八十份宣傳品。警察為了把東偉送進監獄，竟然偽造了「證據」！


那時，剛好是世界盃足球賽的賽季，校園裡一到傍晚就熱鬧非凡。年輕的學子們聚在一個大草坪上，就像我們小時在操場上看電影那樣，在一個大屏幕上觀看比賽。如遇到英國隊贏了，還會放焰火慶祝。校園的歡慶和我的痛苦形成鮮明的對比。有時晚上強迫自己吃點東西後，我也會走到大操場上去，坐在那些看球的學生中間，想讓歡樂的氣氛感染一下我。但常常是在歡笑的人群中，想起我那得不到任何音信的先生，而淚流滿面。

英國的天氣多變，說下雨就下雨，所以這兒的人都不怕雨，雨中的行人也算一道風景。平時遇上雨大時，我會到咖啡屋裡躲一會兒。捧一杯熱咖啡，透過玻璃窗看那些冒雨行走的英國人，我常常發笑。他們在雨中顯的很「大無畏」，無論雨多大，根本不放在心上，繼續面不改色的保持原來的速度行走。而東偉被抓後，遇上大雨我再也不躲了，也在雨中行走，任雨水摻上我的淚水狂流，流到嘴裡都是苦苦的味道。不是說淚水是咸的嗎？還是這雨是淒風苦雨……

我有時真想不通，在中國，像東偉這樣的人都要成為被打擊的對象，那任何人如何保證自己某一天不會成為犧牲品呢？雖然很多人現在屬於既得利益集團中的一員，但如果社會中存在一種制度性的不公平時，那麼每一個人其實都存在危險啊。我和東偉不也曾是社會中的佼佼者、「國家的棟樑」嗎？但這一點也不妨礙需要時對我們進行殘酷打壓。

我的好丈夫，女兒的好爸爸，父母的好兒子，僅僅因為信仰真、善、忍，又一次被投入勞教所中承受折磨。原本幸福的家庭，再次分崩離析，其中的辛酸、憂慮和悲苦有誰能知！那時每天都在想東偉，想哪怕做夢夢見他一下也行，但因睡的太少，卻是夜夜無夢。我們之間的距離是那麼遙不可及，不是因為天各一方，而是這被強行拆散的分離。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is not when I stand in front of you
yet you can't see my love
but when undoubtedly knowing the love from both
yet cannot be together

（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而是兩個人明明相愛
卻不能夠在一起）
——印度 泰戈爾

(今年三十八歲的卜東偉是總部設在舊金山的美國亞洲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他因修煉法輪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從家中抓捕。後被非法判處勞動教養兩年半，現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已經整一年。卜東偉的妻子婁宏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自丈夫被抓後，婁宏偉多方呼籲營救，現已得到歐盟、國際大赦等機構及美國、英國、德國等多國議員的聲援和幫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