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先生
在包遵信去世前一天，我得了重感冒。10月28日早上6時，也就是北京時間10月27日傍晚6時，在包遵信去世的時候，我正發著高燒。幾個小時後我接到劉曉波電話，悉知包遵信去世，我覺得我也要死去一般。1989年我和他一起寫了幾篇抨擊鄧小平、李鵬的文章，因為被港臺報紙刊出，成了我們「反革命」的「鐵證」，加上我們同時被邀擔任「知識份子聯合會」的總召集人，又同時被社會科學院開除公職和黨籍，使我們的命運連在一起。
「六四」開槍前一、二小時，我去天安門廣場參加「民主大學」成立大會，我想到的是會有1976年那樣的「清場」，而完全沒有估計到會發生大屠殺。6月3日晚上，我是11時演講後離開廣場的，後來知道遠處已開槍，但廣場當時聽不到。當我知道1989年6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通緝「知識份子聯合會」的總召集人公告後，我決定逃到香港，而包遵信卻遭到逮捕，從此，包遵信與我的「生命樹」出現不同「分叉」，我逃脫了專制主義的魔爪，他開始遭受殘酷的迫害。
包遵信和我牽頭的《五一七宣言》是包遵信5月17日中午拿到廣場的，而鄧小平決定「戒嚴」是在5月17日上午在他家舉行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五一七宣言》指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刺痛了鄧小平，與鄧小平決定「戒嚴」並沒有關係，但卻使包遵信被判重刑。
香港《當代》月刊刊登了一篇關於包遵信的報導，說他出獄後兩次去信司法部長蔡誠，要求恢復公職。我見到這篇報導後，寫了一封信給汝信。汝信是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我同他很熟，希望他把這封信轉交胡繩和歷史所所長李學勤，請他們「在恢復包遵信公職問題上高抬貴手」，但石沉大海。
我來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作了兩年訪問學者，後來靠寫文為生，沒有其他工作。包遵信希望來美國。我給許倬雲教授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讀過他的《素心五願》，請他為包遵信到香港或美國作訪問學者一事幫忙。《素心五願》中的一「願」是「不求為貴」，但我還是要「求」他幫忙。許倬雲教授給我的回信中說：「我推薦到邀請，並非難事，大陸也十分可能送神出門，然後不准他回去。」如到美國，「若勉強留下，長年累月，如何找到一年又一年的財務支持？為此，我也不能有著力之處。包先生高風亮節，我至為欽佩，只是我不能作為德不卒之事，使他來美後進退兩難，直言相告，請能原諒。」許倬雲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有傑出成就的大學者。我從他這封信懂得了「為德不卒」的含義。
包遵信去世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好友遍佈兩岸三地和美國，我們為他沉痛哀悼，也望包遵信的夫人王淑齡女士節哀。
包遵信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專家，他之所以在1989年走上這一步，與他對中國專制主義的認識和身體力行的精神有關。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曾擔任《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現任北京市長的王岐山是包遵信領導下的一個編委。希望王岐山市長能對包遵信的家屬有所關照。友誼高於政治，沒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這一點。
2007.10.30於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