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1-07 16:17:24作者：曾節明
發表時間：9/23/2007
正如中國古訓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這種過於倚賴人格化的社會傳統、歷經長期歷史形成的非宗教人治社會，只有通過人格化的力量，才能順利轉型為自由民主的法治社會。
具體地說：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人心中習慣有個皇帝（顯性君主），不通過皇帝，中國人無法理解憲政民主；今天，中國人心中習慣有個主席（隱性君主），不通過主席，中國人無法理解憲政民主。
由是我們應當看到：當年滿清錯失實施君主立憲制的時機實在是一個遺恨千古的悲劇！滿清政權的錯失機遇，不僅造成了自身的覆亡，也間接地導致中國走上了貽禍至今的共產大彎路。如果當年滿清抓住了實施君主立憲的歷史時機，則決不會有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局面，共產黨即使在中國出現，也沒有禍亂天下的空子可鑽，沒有天下大亂的歷史條件，毛澤東一夥再有才幹也不可能竊奪政權。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需要再建君主立憲制政體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的，中國的自由民主化特別需要一個人格化的政體，君主立憲制既人格化，又滿足自由民主化，無疑是其中的最佳選擇；但是，當今的中國又不可能復辟君主立憲制政體，因為中國的顯性君主制傳統已經在上個世紀的大革命、大動亂、內外大戰以及共產黨幾十年的暴政當中毀隕殆盡，中國唯有創造出一種具有非君主政體的外形、蘊含君主立憲制之實的新形式政體，才能譜寫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君主立憲制政體是君主政體的改良，要實行君主立憲制，首先就得存留君主政體：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在廢黜君主制幾十年後，又能在無君政體的軌道上建設君主立憲製成功的；當今世界所有成功奉行君主立憲制政體的國家要麼是由原來的君主政體過渡而來，如日本和北歐國家；要麼是原君主制宗主國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雖然一度廢棄君主制、建立了克倫威爾獨裁「共和國」，但是僅十二年就復辟了君主制，而後在君主制的軌道上通過「光榮革命」創立了君主立憲制政體。
今天的中國，不僅顯性君主制蕩然無存，而且已經不具備所有恢復君主制的重要條件：
其一，辛亥革命傾覆滿清以來將近一百年，中國的顯性君主制早已作為反面制度已經深植入中國人的意識，「皇帝」這一名號的名號已被批倒批臭，權威掃地、神聖無存，以致於像毛澤東這樣狂妄驕橫的共產大獨裁者都不敢公開稱孤道寡，凡事都要盡量掛上「人民」的標籤...因此，今天要是再抬出個「皇帝」、「國王」以建立君主立憲制，是不可能得人心的。
第二，不像日本、英國和北歐各國君統的長久延續和現實存在，由於滿清覆亡已久，中國顯性帝制傳統的沿襲完全中斷，而且斷層、斷面巨大，今天，中國傳統皇家的禮樂典章制度早已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無序無統，很難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改良、重新樹立，如果硬著頭皮矯揉造作，只能得到不倫不類的結果，徒為世人所笑。
第三，中國原有的皇族早已衰微，當今中國也沒有一個非常德高望重的人，受中國人敬重到有威望做中國君主的地步。時間的久遠能夠賦予一個家族威望和資歷，本來，作為滿清皇室的愛新覺羅家族有大好的條件和時機存留中國的君主制傳統，但因為其在滿清末年的倒行逆施引發了辛亥革命，愛新覺羅家族因清王朝的垮臺而威信一落千丈，儘管如此，愛新覺羅家族仍是復辟皇統的最佳供選家族，但是其後 ，滿清廢帝溥儀又投靠日本人當滿姦，擔任分裂中華民國的偽滿州國「執政」，這就導致愛新覺羅家族名譽掃地，這些，使得前清皇族已經沒有恢復君主制的威望。胡耀邦是中共國最清廉的領導人，主持平反右派和冤假錯案，誠可謂德高望重；趙紫陽則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提出政治改革設想、堅決反對六四屠殺，死不「認錯」，可謂是眾望所歸，但胡耀邦、趙紫陽都已經死了，他們生前沒有取得最高權力，而且他們影響中國政局的時間不長，因此他們的家族也沒有足夠的權威在中國恢復君主制。
由以上可見，復辟君主制在當今中國已經沒有現實可能性，復辟君主制的方案，既無可操作性，也不可能被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所接受。復辟君主制在當今中國已經沒有現實可能性，重建君主立憲制在當今中國也就不可能。當前力主君主立憲制的王從聖先生對中國國情和癥結所在看得很準，他提出的重建君主立憲制構想也很完美，可惜時過境遷，現在已經不是滿清末年了。
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無情和無奈常常讓人深深的惋惜，本來，晚清時期的中國，有著絕佳的實施君主立憲制的條件和機遇，只要實施立憲，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命運將完全改寫--至少能夠走上一條比二十世紀中國的道路平坦得多、光明得多的道路。現在這種條件和機遇都不可能再有，正如古話說的：「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當今中國無奈的現實，正應了另一句古話：「天予不取是罪過」，一個錯失機遇的民族，似乎注定是要受到上天的懲罰的。
那麼，中國要建設憲政民主，就沒有出路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當今，又有一種機遇擺在中國面前，中國能否避免清末民初轉型的悲劇重演，就要看當今的中國精英人士能否把握這一新的機遇了。
曾節明 星期四 2007年9月13日下午 2:24:06 http://www.boxun.com/博訊曾節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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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國古訓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這種過於倚賴人格化的社會傳統、歷經長期歷史形成的非宗教人治社會，只有通過人格化的力量，才能順利轉型為自由民主的法治社會。
具體地說：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人心中習慣有個皇帝（顯性君主），不通過皇帝，中國人無法理解憲政民主；今天，中國人心中習慣有個主席（隱性君主），不通過主席，中國人無法理解憲政民主。
由是我們應當看到：當年滿清錯失實施君主立憲制的時機實在是一個遺恨千古的悲劇！滿清政權的錯失機遇，不僅造成了自身的覆亡，也間接地導致中國走上了貽禍至今的共產大彎路。如果當年滿清抓住了實施君主立憲的歷史時機，則決不會有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局面，共產黨即使在中國出現，也沒有禍亂天下的空子可鑽，沒有天下大亂的歷史條件，毛澤東一夥再有才幹也不可能竊奪政權。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需要再建君主立憲制政體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的，中國的自由民主化特別需要一個人格化的政體，君主立憲制既人格化，又滿足自由民主化，無疑是其中的最佳選擇；但是，當今的中國又不可能復辟君主立憲制政體，因為中國的顯性君主制傳統已經在上個世紀的大革命、大動亂、內外大戰以及共產黨幾十年的暴政當中毀隕殆盡，中國唯有創造出一種具有非君主政體的外形、蘊含君主立憲制之實的新形式政體，才能譜寫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君主立憲制政體是君主政體的改良，要實行君主立憲制，首先就得存留君主政體：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在廢黜君主制幾十年後，又能在無君政體的軌道上建設君主立憲製成功的；當今世界所有成功奉行君主立憲制政體的國家要麼是由原來的君主政體過渡而來，如日本和北歐國家；要麼是原君主制宗主國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雖然一度廢棄君主制、建立了克倫威爾獨裁「共和國」，但是僅十二年就復辟了君主制，而後在君主制的軌道上通過「光榮革命」創立了君主立憲制政體。
今天的中國，不僅顯性君主制蕩然無存，而且已經不具備所有恢復君主制的重要條件：
其一，辛亥革命傾覆滿清以來將近一百年，中國的顯性君主制早已作為反面制度已經深植入中國人的意識，「皇帝」這一名號的名號已被批倒批臭，權威掃地、神聖無存，以致於像毛澤東這樣狂妄驕橫的共產大獨裁者都不敢公開稱孤道寡，凡事都要盡量掛上「人民」的標籤...因此，今天要是再抬出個「皇帝」、「國王」以建立君主立憲制，是不可能得人心的。
第二，不像日本、英國和北歐各國君統的長久延續和現實存在，由於滿清覆亡已久，中國顯性帝制傳統的沿襲完全中斷，而且斷層、斷面巨大，今天，中國傳統皇家的禮樂典章制度早已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無序無統，很難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改良、重新樹立，如果硬著頭皮矯揉造作，只能得到不倫不類的結果，徒為世人所笑。
第三，中國原有的皇族早已衰微，當今中國也沒有一個非常德高望重的人，受中國人敬重到有威望做中國君主的地步。時間的久遠能夠賦予一個家族威望和資歷，本來，作為滿清皇室的愛新覺羅家族有大好的條件和時機存留中國的君主制傳統，但因為其在滿清末年的倒行逆施引發了辛亥革命，愛新覺羅家族因清王朝的垮臺而威信一落千丈，儘管如此，愛新覺羅家族仍是復辟皇統的最佳供選家族，但是其後 ，滿清廢帝溥儀又投靠日本人當滿姦，擔任分裂中華民國的偽滿州國「執政」，這就導致愛新覺羅家族名譽掃地，這些，使得前清皇族已經沒有恢復君主制的威望。胡耀邦是中共國最清廉的領導人，主持平反右派和冤假錯案，誠可謂德高望重；趙紫陽則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提出政治改革設想、堅決反對六四屠殺，死不「認錯」，可謂是眾望所歸，但胡耀邦、趙紫陽都已經死了，他們生前沒有取得最高權力，而且他們影響中國政局的時間不長，因此他們的家族也沒有足夠的權威在中國恢復君主制。
由以上可見，復辟君主制在當今中國已經沒有現實可能性，復辟君主制的方案，既無可操作性，也不可能被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所接受。復辟君主制在當今中國已經沒有現實可能性，重建君主立憲制在當今中國也就不可能。當前力主君主立憲制的王從聖先生對中國國情和癥結所在看得很準，他提出的重建君主立憲制構想也很完美，可惜時過境遷，現在已經不是滿清末年了。
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無情和無奈常常讓人深深的惋惜，本來，晚清時期的中國，有著絕佳的實施君主立憲制的條件和機遇，只要實施立憲，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命運將完全改寫--至少能夠走上一條比二十世紀中國的道路平坦得多、光明得多的道路。現在這種條件和機遇都不可能再有，正如古話說的：「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當今中國無奈的現實，正應了另一句古話：「天予不取是罪過」，一個錯失機遇的民族，似乎注定是要受到上天的懲罰的。
那麼，中國要建設憲政民主，就沒有出路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當今，又有一種機遇擺在中國面前，中國能否避免清末民初轉型的悲劇重演，就要看當今的中國精英人士能否把握這一新的機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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