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1-09 12:12:01作者：
*汪兆鈞信後又一封致胡溫公開信*
繼中國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10月22日呼籲政治改革的長信《致胡錦濤、溫家寶公開信──對策和諧社會》發表以後，又有安徽商界人士鄭存柱先生11月1日致胡錦濤、溫家寶《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長篇公開信發表。
*鄭存柱：政治改革不能繞開、不得不解開的死結……*
鄭存柱先生是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長。
他在信中說：「作為1989年」六四「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作為回國投資的外資企業的法人和董事長，也作為在海外民運組織的參與和知情者，根據個人的成長過程和投資經歷，根據我在海外所瞭解的民運組織的情況，向兩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提出個人看法和建議」。
鄭存柱在信中說：「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對於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標誌著中國從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到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轉變；標誌著中國領導人的產生機制從元老指定到程序產生的轉變。雖然胡總書記在報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雖然溫總理也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但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遠沒有上世紀八十年代開明、寬鬆。因為自1989年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幾次事件的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悲劇和冤案，沒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決，使政治體制改革一直不能繞開這幾個不得不解開的死結，無法像經濟改革那樣突破瓶頸，取得世人矚目的發展奇蹟。「
*鄭存柱：與汪先生既是呼應，也是不約而同*
11月7日，在美國洛杉磯的鄭存柱先生接受了我的專訪，以下是訪談實錄。
問：「首先請問您寫這封信，是對汪兆鈞先生那封信的呼應，還是不約而同？」
答：「既是呼應，也是不約而同。因為我在汪先生的信發表之前，就是十七大剛剛結束，我就在思考，而且和一些朋友交流時說‘我要做一點事情’。那時已經在收集資料、起草了。
正在寫，快結束的時候，汪先生的信出來後，給我很大鼓舞。作為第二封信發表出來，也是一種呼應，呼籲中國政府、國家領導人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鄭存柱：建議從縣市級開始政治體制改革*
從基層開始──
問：「您寫這封信的時候，自己感覺風險有多大？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還是認為從各方面來講時機已經成熟？」
答：「很多朋友來信，也有的指出，目前胡溫未來十年之內想採取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這封信中的建議是從縣市級別，所謂‘基層’開始改革，共產黨應該考慮是可以接受的方案。所以，我建議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能夠採納我的觀點，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完善，按法定渠道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供代表們討論。我在信裡也提出。目前想從高層進行改革，還有很多困難。」
回國投資瞭解腐敗、黑社會──
問：「您的信篇幅很長，三十多頁，您最想講的是什麼？」
答：「這封信的主題正如我的題目，希望中國政府能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因為這確實來自我的親身經歷，我的感觸太深了。
我回中國大陸投資這兩年多，接觸的都是縣市級別階層。我瞭解地方的政府官員，瞭解老百姓維權與官府之間的抗爭爭鬥，瞭解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瞭解黑社會。現在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也提出‘要建設和諧社會’，我所見到的都是不和諧的現象。「
社會不和諧是共產黨官員選拔制度造成──
我覺得造成社會不和諧的根源，就在於基層政府共產黨的官員選拔制度造成，不是把真正像共產黨說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員選拔到合適的崗位上來。同時，官員產生後，老百姓沒有權利對他們進行監督，所以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傷害國家、傷害老百姓。
第二，我覺得從縣市級別進行體制改革，對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不會造成威脅。有很多比較優秀的人進入共產黨內，他們走上不同工作崗位，有些本來心地善良，為民著想，但是在這樣一個沒有人監督的體制下，就會變質。我們看到很多腐敗分子最後的悔過書都講到‘我年輕時怎樣抱著為老百姓做事……後來不知不覺成為一個犯罪份子’……
我覺得這個制度必須要進行改變，寫這封信的重點就在這個地方。「
*鄭存柱：經商來往於各國*
問：「您是回國投資的外資企業法人和董事長，現在住在美國洛杉磯，您實際上住在美國還是住在安徽時間更多一點？」
答：「其實住在美國也就是近期的事情，我原來都是在大陸，就是來回，因為畢竟有企業嘛！我原來還有國際貿易，除了我這兒的企業以外，還有其它企業，就是屬於貿易企業的往來。我呢，長期居無定所，一直是在各個國家，跑了很多國家，是我有業務往來的，在東南亞地區也待過好幾年。
我2003年回去投資以後，有兩年多時間是長期在國內。「
*鄭存柱：「六四」後活下來的，不應忘記民主追求*
問：「到目前為止，您的信發出之後，各方面有什麼反應？」
答：「收到很多反饋信和電話，有體制內的，像有個縣長，還有個縣科協的主席，他們給我寫信，都非常支持我。
我寫這封信，實際上是想向共產黨表明一種來自內心的真誠盼望。
當然，我這封信寫了以後當然是有很大風險的，所以我在信裡邊也提到了，主要因為我獨特的經歷，我參加過‘六四’，一直認為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不應該忘記年輕時那種理想的追求，不應該忘記當年和我們手挽手在一起的，他們已經失去生命了。我多次舉例，丁子霖教授的兒子才十七歲，比我還年輕，他們永遠停留在那個時刻。我們這些人如果只是想到自己的話，就太自私了。
如果我什麼都不作，我的生活可以過得非常好，但是我想這樣的風險值得我們去冒。因為我認為中國走向憲政民主，是遲早的一天，我們不能每個人都這麼等。「
*鄭存柱：需要有很多人站出來，向中國領導人說真話，支持政改*
鄭存柱先生說：「特別是汪兆鈞這封信發出來以後，為什麼我馬上發出第二封信作為一種呼應？我覺得需要有很多人站出來，向中國領導人說出內心真實的想法。否則按照官方宣傳，根本就看不到社會裏存在的各種問題，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和諧景象，但我覺得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他們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需要我們窗戶打開，讓他們看到真正的現實，聽到老百姓真正的聲音。我想，這樣可能對高層會有所觸動，他們可能會考慮做些對中國、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說出真心話的人多了，共產黨內部總會有一部分人清楚的，聽的人越來越多，就會形成一股比較開明的改革力量，終歸會帶動共產黨內部的一些人支持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
*鄭存柱：把自己全方位表達出來*
問：「您在信中詳細寫了參與民運的經歷，寫這封信之前，您在公開刊物上提到過嗎？與您打過交道的官方的人都清楚嗎？」
答：「沒有。在這之前我參加民運、聲援民主黨寫文章都是用的筆名，從來沒有人知道我這些事情。特別在我回國投資的時候，沒有任何人知道我這樣的經歷。這次我要公開，因為這封信寫出來以後，我相信官方有些部門要查，你們就不用查了。信裡講了，我並不隱瞞自己做的事情，我做的不是見不得人的，而且是應該的。
作為一個比較複雜的人，我既是一個企業的負責人、按照官方的宣傳，回國投資是愛國的企業界人士，同時我也是個從來沒有忘記年輕時候的理想追求、繼續在民運上做些事情的所謂民運人士，我覺得我在這封信中把自己全方位表達出來了。
*鄭存柱：應讓海外民運人士回國*
為什麼我特別把民運這方面加上，因為不是我一個人，我到美國後，接觸到在海外很多民運人士，我在信裡寫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願意保留著中國國籍，不願變成美國公民，他們都有一顆遲早要回國報效祖國的愛國之心’。
*鄭存柱：希望有人繼續寫信，形成輿論啟動政改*
問：「您覺得，在和您經歷比較相近的這一代人中，像您今天持這樣想法，對社會關注的人，您是一個特例呢，還是有些代表性？」
答：「這不是一個特例。我回國以後，接觸了很多人，無論在私下或公開場合，我們都有些共同看法。在國內這種言論不自由的狀況下，很多人只是在心裡面藏著，或者在心裏期盼，不能表達出來。如果中國言論放開的話，像我這樣經歷的人，我相信，能表達出跟我一樣想法的大有人在。
汪先生這次帶了個頭，我也跟進，我希望很多與我有共同想法的人，也能繼續站出來，繼續寫出第三封、第四封，這樣，就會像網上有人所盼望的那樣，會形成一波輿論，希望中國政府能夠重新考慮能不能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這樣一個來自人民群眾、來自大眾的發自內心的願望。「
*鄭存柱笑談：希望政治體制改革的「小崗村」也在安徽產生*
問：「您和汪兆鈞都是商界人士，而且都是安徽人，是個巧合嗎？您覺得商界人士站出來寫這樣的信，意味著什麼？你們的商人身份與你們現在所做的事，是什麼關係？」
答：「這個問題很好。我就想起三十年前，也是在安徽省的小崗村，當時農村的改革開放，就是從小崗村的十八個農民在一起密謀（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然後要求改變當時農村的政策。
我們作為商人，畢竟走南闖北，接觸的比一般學者可能確實要多些，有些切身的體會。像我這封信裡列舉了很多我所遇到、聽到的真實的情況。
政治體制改革跟經濟改革是相連的，不可分割的。正是由於中國有經濟改革早期這一步，所以像我原來是讀書、教書的，算知識份子吧，才能進入到經濟發展的大潮裡，而且小有成就。
在發展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阻礙了中國經濟健康的進一步發展。汪先生的信裡也寫出很多中國面臨的危機，我相信，我們可能比一些學者有更切身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這次不約而同都是出自來自商界的人寫這樣的信，也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至於我們都是安徽人，純粹是一種巧合。當然安徽人確實有這樣的傳統，很多人在評論裡講到，兩百年前的徽商就有這樣的傳統，賺錢以後富裕了，就會培養自己的子女從政，徽商問政確實是個傳統。我希望，有更多安徽商界的如果和我們有共同的想法，也能繼續站出來。這樣，可能會以安徽為起點。回應我們三十年前，從安徽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同樣，政治體制改革的「小崗村」，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安徽產生，帶動全國。作為安徽人，如果能作到這點的話，我會感到非常自豪。「
*鄭存柱：希望更多中國人、中共黨員瞭解、聲援我們*
問：「您有沒有期待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直接給你們回信，或者作出什麽回應的表示？您會等待多長時間，如果長時間沒有反應，您有進一步追問、繼續寫信的打算嗎？」
答：「（笑）我在網上看到武振榮先生的評論，他已經在追問，胡錦濤、溫家寶看了我們這兩封公開信以後，為什麼沒有回。
我們以公開信的方式寫出來，當然寄希望於中國領導人，因為畢竟來自於高層決策可以很容易地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阻力。但是我們也希望更多的中國人、更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聽到我們的想法。如果有更多人瞭解我們的想法，也能夠聲援的話，甚至也能夠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無論是通過體制內的方式，像信訪、通過有職位的人，或在通過在政協、人大裡邊的人的方式來表達。不管是通過什麼樣的渠道，只要是來自不同的渠道，能夠把共同的心願表達出來，這就足夠了。至於胡錦濤和溫家寶兩位是不是給我們回信，我覺得這倒不是主要的問題。「
*鄭存柱：家人還沒受到什麼壓力，是一種社會的進步*
問：「您的親人是不是還有的在中國？」
答：「對呀。我的父母親，我的弟弟都在大陸。」
問：「自從信發表後，他們聽到什麼反映，官方對他們有沒有什麼壓力？」
答：「信剛發時間不長，我給家裡已經寫了信，讓他們有心理準備，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來自他們的這方面消息。我也感到很寬慰，如果退回去四十年，有這樣的信出來，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不但我本人，我的家庭、親人、親戚可能都會受到株連。「
*鄭存柱：市場經濟必然對政府提出更高要求或干預*
問：「商人關注中國政治，您覺得在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還是不普遍的？」
答：「我覺得將來一定是一個普遍趨勢，如果關注我，在網上可以看到我在大約十年前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作《干預政府 ──經濟政治學初探》。中國官方有個」政治經濟學「，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政治化，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我就反過來，叫」經濟政治學「。因為中國政府現在是搞經濟體制改革，政治方面的改革擱置一邊了，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對一些比如共同的市場規則，對政府職能都要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在這樣情況下，市場經濟必然會對政府，甚至對權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是干預。所以我十年前寫的這篇理論性文章，當然因為不是作真正的學術研究，只是我有感而發寫的文章，有很多缺陷，但是我當時寫出這樣一個主張，今天寫出這樣一封公開信，也算實踐自己這樣一種預言。
我相信，以後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會向政府、向執政黨共產黨提出更高的一些政治上的訴求。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現象。「
*鄭存柱：心理準備*
問：「您的很多產業和資金都在中國大陸，您擔不擔心或有沒有思想準備，可能會因為寫這封信，使自己在經營上遇到一些困難，或者有些經濟方面的損失？」
答：「這些我想也許不會吧。雖然我是個多重身份的人，但是我畢竟作為一個企業界人士，回國投資，中國畢竟也有《外商企業保護法》，有一些現成的法律是保護這樣合法投資的。我相信，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怎麼吸引外資呢？
如果我這個案例，共產黨要是「破」了這個頭的話，我相信會對他們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當然作為我個人，也許我回去，他們會以政治的理由，或者是以其它莫須有的理由把我抓起來，因為政治上中國還沒有走到開放這一步，但是我想不至於連我的企業他們也會讓它受到影響，那樣，就會是非常壞的一個例子。我相信他們會權衡利弊，不會那麼作的。「
問：「您作的最壞準備到什麼程度？」
答：「最壞的準備就是，我明年回去開董事會的時候，有可能不像以往那樣來去自由，我也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繼中國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10月22日呼籲政治改革的長信《致胡錦濤、溫家寶公開信──對策和諧社會》發表以後，又有安徽商界人士鄭存柱先生11月1日致胡錦濤、溫家寶《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長篇公開信發表。
*鄭存柱：政治改革不能繞開、不得不解開的死結……*
鄭存柱先生是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長。
他在信中說：「作為1989年」六四「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作為回國投資的外資企業的法人和董事長，也作為在海外民運組織的參與和知情者，根據個人的成長過程和投資經歷，根據我在海外所瞭解的民運組織的情況，向兩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提出個人看法和建議」。
鄭存柱在信中說：「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對於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標誌著中國從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到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轉變；標誌著中國領導人的產生機制從元老指定到程序產生的轉變。雖然胡總書記在報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雖然溫總理也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但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遠沒有上世紀八十年代開明、寬鬆。因為自1989年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幾次事件的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悲劇和冤案，沒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決，使政治體制改革一直不能繞開這幾個不得不解開的死結，無法像經濟改革那樣突破瓶頸，取得世人矚目的發展奇蹟。「
*鄭存柱：與汪先生既是呼應，也是不約而同*
11月7日，在美國洛杉磯的鄭存柱先生接受了我的專訪，以下是訪談實錄。
問：「首先請問您寫這封信，是對汪兆鈞先生那封信的呼應，還是不約而同？」
答：「既是呼應，也是不約而同。因為我在汪先生的信發表之前，就是十七大剛剛結束，我就在思考，而且和一些朋友交流時說‘我要做一點事情’。那時已經在收集資料、起草了。
正在寫，快結束的時候，汪先生的信出來後，給我很大鼓舞。作為第二封信發表出來，也是一種呼應，呼籲中國政府、國家領導人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鄭存柱：建議從縣市級開始政治體制改革*
從基層開始──
問：「您寫這封信的時候，自己感覺風險有多大？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還是認為從各方面來講時機已經成熟？」
答：「很多朋友來信，也有的指出，目前胡溫未來十年之內想採取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這封信中的建議是從縣市級別，所謂‘基層’開始改革，共產黨應該考慮是可以接受的方案。所以，我建議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能夠採納我的觀點，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完善，按法定渠道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供代表們討論。我在信裡也提出。目前想從高層進行改革，還有很多困難。」
回國投資瞭解腐敗、黑社會──
問：「您的信篇幅很長，三十多頁，您最想講的是什麼？」
答：「這封信的主題正如我的題目，希望中國政府能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因為這確實來自我的親身經歷，我的感觸太深了。
我回中國大陸投資這兩年多，接觸的都是縣市級別階層。我瞭解地方的政府官員，瞭解老百姓維權與官府之間的抗爭爭鬥，瞭解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瞭解黑社會。現在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也提出‘要建設和諧社會’，我所見到的都是不和諧的現象。「
社會不和諧是共產黨官員選拔制度造成──
我覺得造成社會不和諧的根源，就在於基層政府共產黨的官員選拔制度造成，不是把真正像共產黨說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員選拔到合適的崗位上來。同時，官員產生後，老百姓沒有權利對他們進行監督，所以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傷害國家、傷害老百姓。
第二，我覺得從縣市級別進行體制改革，對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不會造成威脅。有很多比較優秀的人進入共產黨內，他們走上不同工作崗位，有些本來心地善良，為民著想，但是在這樣一個沒有人監督的體制下，就會變質。我們看到很多腐敗分子最後的悔過書都講到‘我年輕時怎樣抱著為老百姓做事……後來不知不覺成為一個犯罪份子’……
我覺得這個制度必須要進行改變，寫這封信的重點就在這個地方。「
*鄭存柱：經商來往於各國*
問：「您是回國投資的外資企業法人和董事長，現在住在美國洛杉磯，您實際上住在美國還是住在安徽時間更多一點？」
答：「其實住在美國也就是近期的事情，我原來都是在大陸，就是來回，因為畢竟有企業嘛！我原來還有國際貿易，除了我這兒的企業以外，還有其它企業，就是屬於貿易企業的往來。我呢，長期居無定所，一直是在各個國家，跑了很多國家，是我有業務往來的，在東南亞地區也待過好幾年。
我2003年回去投資以後，有兩年多時間是長期在國內。「
*鄭存柱：「六四」後活下來的，不應忘記民主追求*
問：「到目前為止，您的信發出之後，各方面有什麼反應？」
答：「收到很多反饋信和電話，有體制內的，像有個縣長，還有個縣科協的主席，他們給我寫信，都非常支持我。
我寫這封信，實際上是想向共產黨表明一種來自內心的真誠盼望。
當然，我這封信寫了以後當然是有很大風險的，所以我在信裡邊也提到了，主要因為我獨特的經歷，我參加過‘六四’，一直認為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不應該忘記年輕時那種理想的追求，不應該忘記當年和我們手挽手在一起的，他們已經失去生命了。我多次舉例，丁子霖教授的兒子才十七歲，比我還年輕，他們永遠停留在那個時刻。我們這些人如果只是想到自己的話，就太自私了。
如果我什麼都不作，我的生活可以過得非常好，但是我想這樣的風險值得我們去冒。因為我認為中國走向憲政民主，是遲早的一天，我們不能每個人都這麼等。「
*鄭存柱：需要有很多人站出來，向中國領導人說真話，支持政改*
鄭存柱先生說：「特別是汪兆鈞這封信發出來以後，為什麼我馬上發出第二封信作為一種呼應？我覺得需要有很多人站出來，向中國領導人說出內心真實的想法。否則按照官方宣傳，根本就看不到社會裏存在的各種問題，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和諧景象，但我覺得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他們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需要我們窗戶打開，讓他們看到真正的現實，聽到老百姓真正的聲音。我想，這樣可能對高層會有所觸動，他們可能會考慮做些對中國、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說出真心話的人多了，共產黨內部總會有一部分人清楚的，聽的人越來越多，就會形成一股比較開明的改革力量，終歸會帶動共產黨內部的一些人支持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
*鄭存柱：把自己全方位表達出來*
問：「您在信中詳細寫了參與民運的經歷，寫這封信之前，您在公開刊物上提到過嗎？與您打過交道的官方的人都清楚嗎？」
答：「沒有。在這之前我參加民運、聲援民主黨寫文章都是用的筆名，從來沒有人知道我這些事情。特別在我回國投資的時候，沒有任何人知道我這樣的經歷。這次我要公開，因為這封信寫出來以後，我相信官方有些部門要查，你們就不用查了。信裡講了，我並不隱瞞自己做的事情，我做的不是見不得人的，而且是應該的。
作為一個比較複雜的人，我既是一個企業的負責人、按照官方的宣傳，回國投資是愛國的企業界人士，同時我也是個從來沒有忘記年輕時候的理想追求、繼續在民運上做些事情的所謂民運人士，我覺得我在這封信中把自己全方位表達出來了。
*鄭存柱：應讓海外民運人士回國*
為什麼我特別把民運這方面加上，因為不是我一個人，我到美國後，接觸到在海外很多民運人士，我在信裡寫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願意保留著中國國籍，不願變成美國公民，他們都有一顆遲早要回國報效祖國的愛國之心’。
*鄭存柱：希望有人繼續寫信，形成輿論啟動政改*
問：「您覺得，在和您經歷比較相近的這一代人中，像您今天持這樣想法，對社會關注的人，您是一個特例呢，還是有些代表性？」
答：「這不是一個特例。我回國以後，接觸了很多人，無論在私下或公開場合，我們都有些共同看法。在國內這種言論不自由的狀況下，很多人只是在心裡面藏著，或者在心裏期盼，不能表達出來。如果中國言論放開的話，像我這樣經歷的人，我相信，能表達出跟我一樣想法的大有人在。
汪先生這次帶了個頭，我也跟進，我希望很多與我有共同想法的人，也能繼續站出來，繼續寫出第三封、第四封，這樣，就會像網上有人所盼望的那樣，會形成一波輿論，希望中國政府能夠重新考慮能不能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這樣一個來自人民群眾、來自大眾的發自內心的願望。「
*鄭存柱笑談：希望政治體制改革的「小崗村」也在安徽產生*
問：「您和汪兆鈞都是商界人士，而且都是安徽人，是個巧合嗎？您覺得商界人士站出來寫這樣的信，意味著什麼？你們的商人身份與你們現在所做的事，是什麼關係？」
答：「這個問題很好。我就想起三十年前，也是在安徽省的小崗村，當時農村的改革開放，就是從小崗村的十八個農民在一起密謀（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然後要求改變當時農村的政策。
我們作為商人，畢竟走南闖北，接觸的比一般學者可能確實要多些，有些切身的體會。像我這封信裡列舉了很多我所遇到、聽到的真實的情況。
政治體制改革跟經濟改革是相連的，不可分割的。正是由於中國有經濟改革早期這一步，所以像我原來是讀書、教書的，算知識份子吧，才能進入到經濟發展的大潮裡，而且小有成就。
在發展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阻礙了中國經濟健康的進一步發展。汪先生的信裡也寫出很多中國面臨的危機，我相信，我們可能比一些學者有更切身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這次不約而同都是出自來自商界的人寫這樣的信，也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至於我們都是安徽人，純粹是一種巧合。當然安徽人確實有這樣的傳統，很多人在評論裡講到，兩百年前的徽商就有這樣的傳統，賺錢以後富裕了，就會培養自己的子女從政，徽商問政確實是個傳統。我希望，有更多安徽商界的如果和我們有共同的想法，也能繼續站出來。這樣，可能會以安徽為起點。回應我們三十年前，從安徽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同樣，政治體制改革的「小崗村」，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安徽產生，帶動全國。作為安徽人，如果能作到這點的話，我會感到非常自豪。「
*鄭存柱：希望更多中國人、中共黨員瞭解、聲援我們*
問：「您有沒有期待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直接給你們回信，或者作出什麽回應的表示？您會等待多長時間，如果長時間沒有反應，您有進一步追問、繼續寫信的打算嗎？」
答：「（笑）我在網上看到武振榮先生的評論，他已經在追問，胡錦濤、溫家寶看了我們這兩封公開信以後，為什麼沒有回。
我們以公開信的方式寫出來，當然寄希望於中國領導人，因為畢竟來自於高層決策可以很容易地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阻力。但是我們也希望更多的中國人、更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聽到我們的想法。如果有更多人瞭解我們的想法，也能夠聲援的話，甚至也能夠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無論是通過體制內的方式，像信訪、通過有職位的人，或在通過在政協、人大裡邊的人的方式來表達。不管是通過什麼樣的渠道，只要是來自不同的渠道，能夠把共同的心願表達出來，這就足夠了。至於胡錦濤和溫家寶兩位是不是給我們回信，我覺得這倒不是主要的問題。「
*鄭存柱：家人還沒受到什麼壓力，是一種社會的進步*
問：「您的親人是不是還有的在中國？」
答：「對呀。我的父母親，我的弟弟都在大陸。」
問：「自從信發表後，他們聽到什麼反映，官方對他們有沒有什麼壓力？」
答：「信剛發時間不長，我給家裡已經寫了信，讓他們有心理準備，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來自他們的這方面消息。我也感到很寬慰，如果退回去四十年，有這樣的信出來，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不但我本人，我的家庭、親人、親戚可能都會受到株連。「
*鄭存柱：市場經濟必然對政府提出更高要求或干預*
問：「商人關注中國政治，您覺得在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還是不普遍的？」
答：「我覺得將來一定是一個普遍趨勢，如果關注我，在網上可以看到我在大約十年前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作《干預政府 ──經濟政治學初探》。中國官方有個」政治經濟學「，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政治化，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我就反過來，叫」經濟政治學「。因為中國政府現在是搞經濟體制改革，政治方面的改革擱置一邊了，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對一些比如共同的市場規則，對政府職能都要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在這樣情況下，市場經濟必然會對政府，甚至對權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是干預。所以我十年前寫的這篇理論性文章，當然因為不是作真正的學術研究，只是我有感而發寫的文章，有很多缺陷，但是我當時寫出這樣一個主張，今天寫出這樣一封公開信，也算實踐自己這樣一種預言。
我相信，以後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會向政府、向執政黨共產黨提出更高的一些政治上的訴求。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現象。「
*鄭存柱：心理準備*
問：「您的很多產業和資金都在中國大陸，您擔不擔心或有沒有思想準備，可能會因為寫這封信，使自己在經營上遇到一些困難，或者有些經濟方面的損失？」
答：「這些我想也許不會吧。雖然我是個多重身份的人，但是我畢竟作為一個企業界人士，回國投資，中國畢竟也有《外商企業保護法》，有一些現成的法律是保護這樣合法投資的。我相信，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怎麼吸引外資呢？
如果我這個案例，共產黨要是「破」了這個頭的話，我相信會對他們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當然作為我個人，也許我回去，他們會以政治的理由，或者是以其它莫須有的理由把我抓起來，因為政治上中國還沒有走到開放這一步，但是我想不至於連我的企業他們也會讓它受到影響，那樣，就會是非常壞的一個例子。我相信他們會權衡利弊，不會那麼作的。「
問：「您作的最壞準備到什麼程度？」
答：「最壞的準備就是，我明年回去開董事會的時候，有可能不像以往那樣來去自由，我也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