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1-12 04:36:56作者：吳庸（北京）
對胡錦濤的幻覺已經有幾年了。自胡氏登基、坐上總書記寶座就開始朝胡禮拜。以馬克思主義面目擁胡，以自由主義角色說胡，以和解派資格挺胡，以反江派架式崇胡，各自粉墨登場，煞是可觀。有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有建言「將共產黨正名為自由民主黨」的，有勸導「寬恕中共的暴政，用愛與寬容感化中共」的，有鼓動胡錦濤另組新黨的。這場活報劇至今尚未結束。可惜，胡錦濤不是泥塑麵人，任憑捏弄。歷史賦予他的使命只是守住這個專制政體，莫使塌架。超越這一使命的任何企求，不管動機如何，都是胡錦濤不能應命的，因而注定要落空的。
十七大爆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頗令人失望，於是，一些人從對胡的幻覺中醒來，把希望寄託給十八大。2012年，胡錦濤交權，接班人亮相，新人據信為習近平或李克強，美好設想不免投射在這二位身上。準確地說是單方面要求他們「把停滯過久的政治改革提上日程」，這種政改不搞虛套，不掃外圍，直奔體制核心——直選各級領導人和各級人大代表，實施多黨競爭。一句話：要求「政治分享」：「國家權力和公共職務在各個黨派、各個利益集團、各個階層之間合理分配」。痛快，坦率，直抒胸臆，毫不含糊。不過，這是十八大接班人能夠承擔的任務麼？那時的最高掌權者有這種抱負、遠見，有這麼大膽量、決心嗎？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5年後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必然一改前非，決心砸爛這個被數千萬黨員、數百萬黨軍以及嚴密的安全部門守衛的黨組織呢？「政治分享」，這可是改變共產黨的專制本性、廢除共產黨的「領導」、否定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拋棄「四項基本原則」的大事啊！習近平也好，李克強也好，或者張三李四王二麻子，總之，十八大決定的那個接班人，如果不願、不能承擔這項任務，豈不竹籃打水──全落空，成為美夢一場？
的確，習近平與李克強最近政治行情看漲，換句話說，認為他們的視野和胸襟比胡錦濤強，「比較開明」，至於強到什麼程度，「開明」到什麼程度，沒有人說清楚，混沌一片，模糊概念。在現實生活中，溫家寶是比較開明的，他公開承認人權、博愛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這兩位接班人的「開明」能夠達到這種水平嗎？趙紫陽是比較開明的，他主張建立全國、地方、基層三級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兩位接班人的「開明」能夠超越這一水平嗎？如果對這兩方面問題的答案都是零，那麼，企求他們在2012年接班時搞什麼「權力分享」，那不是毫無根據的幻覺嗎？用幻覺求得一時心理的滿足，並散佈開來用以惑人，是要不得的。
習、李二人走到今天這一步是中共實施培養接班人戰略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陳雲認為「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女可靠」，因此關鍵崗位接班、掌權由官宦子弟充任。這一鐵則一直實行至今，連毛岸青夫人也在軍事科學院混個少將軍銜、撈個副部長職務。民間形容這種家天下的權力傳承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當然，統治者明白，光靠血緣關係維持江山一統不行，權力交給酒囊飯袋子弟操縱絕對不牢靠。所以，對貴冑接權附加了如下條件：第一，對權力要忠誠，不能三心二意；第二，對中央要聽話，不能陽奉陰違；第三，要會來事兒，不能死板固執。換成中共語言就是：要搞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央保持一致，要有統一規劃下的創造性。習、李二人就是嚴格按上述要求，經過層層過濾，進入最高權力中樞的。回顧他們的人生軌跡，可以看出3個不同階段：第一段是基層插隊知青，不久成為大隊支書，從這時開始向權力靠攏。第二段進入中層權力機構，成為地方勢力一員，逐層拔高，直到成為鎮守一方的諸侯。此間經歷「改革開放」 考驗、「權力尋租」考驗、「反自由化」和「六四」考驗、「江胡權鬥」考驗等等。這些關健環節都需要他們端正立場，表明態度，做出部署，貫徹始終。他們對 「六四」屠殺只能擁護和支持，與主謀者鄧小平站在一起。對「權力尋租」，他們掙眼閉眼，任由氾濫，自身捲進去也不是不可能的。當然，在開闢經濟發展渠道、在提高GDP增長率、在改善民生、在平撫民怨方面都做了工作，取得成績。這兩方面的綜合成果，使他們獲得步步提拔的可能，並且，在面臨擢拔最高權力接班人時，使他們有機會進入人生軌跡第三段：成為「王儲」。在中層權力機構的這段經歷已經鑄就他們的基本政治規格，決定了他們未來的可能走向。在5年的「王儲」 考驗期，接班者只要忠誠聽話，按部就班，不出大錯，哪怕政績平平，全黨也能接受。這是胡錦濤10年「王儲」走過的路，習、李自然會領悟。習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李任河南省委書記時，已經以「低調」著稱，即對棘手矛盾「不聲張」、「不作為」。愛滋病在河南是官方製造的巨大禍患，高耀潔醫生多方呼籲制止，民間自動發起救助，李克強卻聽之任之，他明白只要插手就會使自己陷入官方泥沼無法自拔，而不插手反倒無人追究，官照升，爵照加。可想而知，連愛滋病這樣的局部禍患都不敢處理的人，連為民伸冤的鄭恩寵律師連遭迫害的案件都不敢過問的人，有沒有可能提出全局性、根本性的政治體制問題，向全民宣布實行「權力分享」呢？他們有這樣的胸懷和膽識嗎？
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之風曾給國人以興奮。他們的開明意識是中共為擺脫文革危機、尋找新路的產物。開放的時代造就了開明的領袖，書寫了開明的歷史。那個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當鄧小平意識到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換取私有制積極性，贏得經濟形勢好轉，擺脫了社會危機，中共得以復甦後，立即剎車。人們切盼的「政治體制改革」終於擱淺。鄧是極聰明亦即極狡猾的人，他明白政治改革最終要觸及共產黨的特權，他不能允許開啟這種改革之路，但是，又不能與這一社會要求硬頂，免得盡失眾望，所以，就採取虛予敷衍之策，表面上積極張羅「政治體制改革」，定為中共十三大主題，實際上閹割它的民主方向，把它限定在「黨政分開」的框架內，分開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一黨專制。這些，在鄧選第3卷中有著十分明確的記載。1989年民運就是強烈要求進行實質性民主改革的表示，被鄧小平野蠻地鎮壓下去。到江、胡時代，權力向掠奪社會資源極度傾斜，特殊利益集團坐大，成為一黨專制的經濟後盾，當權派的政治取向只在保權，沒有認真改革的動力，這是胡錦濤執政5年證實了的。所以，幻想習、李如何「開明」，能夠開闢「政治轉型的10年」，只能說：這是無中生有的幻想。
中共是一個封閉性和保守性極強的團體。封閉性使它具有強烈排它功能，新思維很難進入。保守性使它具有強烈守舊機制，很難產生革新意識。新意識難入，舊傳統沈重，陳陳相因，只能長遠落後於時代要求而與金正日政權勾結，與緬甸軍政府為伍。這個封閉和保守的團體內，會因物極必反規律而催生少量開明派和民主派，他們必然被黨內強大的保守勢力排擠和打壓，以致難以存活。皇權意識從毛、鄧沿襲下來，從上到下，籠罩著大小當權派，並散播於廣大農村，構成腐朽的專制體制。這種體制不會由於偶爾冒出個別見解趨時的領袖（比如認同普世價值的溫家寶）而有所動搖。它會變化多種花樣而拚力維護自己的專制體制，絕不會有任何服輸的可能，除非民主力量構成的壓力足夠強大，乃至兵臨城下，迫使它不得不認真考慮，或者被消滅，或者自動投降。為了體面地下臺，這時它才能承諾進行「體制轉型」，才能同意「權力分享」。
人生常夢水長東，此話有理。餓漢常夢免費午餐是由於自己無力購買而產生幻覺。民主力量弱小，使一些人幻想由中共領袖洗心革面，完成社會轉型任務。這種心情確屬無奈。然而，現實是無情的，它只相信政治永遠是利益的較量和實力的對比，唯一的出路是紮紮實實聚集民主力量，使之逐步壯大。不把基點放在這方面，只是幻想中共十八大會改天變地，誤矣！
十七大爆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頗令人失望，於是，一些人從對胡的幻覺中醒來，把希望寄託給十八大。2012年，胡錦濤交權，接班人亮相，新人據信為習近平或李克強，美好設想不免投射在這二位身上。準確地說是單方面要求他們「把停滯過久的政治改革提上日程」，這種政改不搞虛套，不掃外圍，直奔體制核心——直選各級領導人和各級人大代表，實施多黨競爭。一句話：要求「政治分享」：「國家權力和公共職務在各個黨派、各個利益集團、各個階層之間合理分配」。痛快，坦率，直抒胸臆，毫不含糊。不過，這是十八大接班人能夠承擔的任務麼？那時的最高掌權者有這種抱負、遠見，有這麼大膽量、決心嗎？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5年後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必然一改前非，決心砸爛這個被數千萬黨員、數百萬黨軍以及嚴密的安全部門守衛的黨組織呢？「政治分享」，這可是改變共產黨的專制本性、廢除共產黨的「領導」、否定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拋棄「四項基本原則」的大事啊！習近平也好，李克強也好，或者張三李四王二麻子，總之，十八大決定的那個接班人，如果不願、不能承擔這項任務，豈不竹籃打水──全落空，成為美夢一場？
的確，習近平與李克強最近政治行情看漲，換句話說，認為他們的視野和胸襟比胡錦濤強，「比較開明」，至於強到什麼程度，「開明」到什麼程度，沒有人說清楚，混沌一片，模糊概念。在現實生活中，溫家寶是比較開明的，他公開承認人權、博愛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這兩位接班人的「開明」能夠達到這種水平嗎？趙紫陽是比較開明的，他主張建立全國、地方、基層三級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兩位接班人的「開明」能夠超越這一水平嗎？如果對這兩方面問題的答案都是零，那麼，企求他們在2012年接班時搞什麼「權力分享」，那不是毫無根據的幻覺嗎？用幻覺求得一時心理的滿足，並散佈開來用以惑人，是要不得的。
習、李二人走到今天這一步是中共實施培養接班人戰略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陳雲認為「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女可靠」，因此關鍵崗位接班、掌權由官宦子弟充任。這一鐵則一直實行至今，連毛岸青夫人也在軍事科學院混個少將軍銜、撈個副部長職務。民間形容這種家天下的權力傳承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當然，統治者明白，光靠血緣關係維持江山一統不行，權力交給酒囊飯袋子弟操縱絕對不牢靠。所以，對貴冑接權附加了如下條件：第一，對權力要忠誠，不能三心二意；第二，對中央要聽話，不能陽奉陰違；第三，要會來事兒，不能死板固執。換成中共語言就是：要搞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央保持一致，要有統一規劃下的創造性。習、李二人就是嚴格按上述要求，經過層層過濾，進入最高權力中樞的。回顧他們的人生軌跡，可以看出3個不同階段：第一段是基層插隊知青，不久成為大隊支書，從這時開始向權力靠攏。第二段進入中層權力機構，成為地方勢力一員，逐層拔高，直到成為鎮守一方的諸侯。此間經歷「改革開放」 考驗、「權力尋租」考驗、「反自由化」和「六四」考驗、「江胡權鬥」考驗等等。這些關健環節都需要他們端正立場，表明態度，做出部署，貫徹始終。他們對 「六四」屠殺只能擁護和支持，與主謀者鄧小平站在一起。對「權力尋租」，他們掙眼閉眼，任由氾濫，自身捲進去也不是不可能的。當然，在開闢經濟發展渠道、在提高GDP增長率、在改善民生、在平撫民怨方面都做了工作，取得成績。這兩方面的綜合成果，使他們獲得步步提拔的可能，並且，在面臨擢拔最高權力接班人時，使他們有機會進入人生軌跡第三段：成為「王儲」。在中層權力機構的這段經歷已經鑄就他們的基本政治規格，決定了他們未來的可能走向。在5年的「王儲」 考驗期，接班者只要忠誠聽話，按部就班，不出大錯，哪怕政績平平，全黨也能接受。這是胡錦濤10年「王儲」走過的路，習、李自然會領悟。習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李任河南省委書記時，已經以「低調」著稱，即對棘手矛盾「不聲張」、「不作為」。愛滋病在河南是官方製造的巨大禍患，高耀潔醫生多方呼籲制止，民間自動發起救助，李克強卻聽之任之，他明白只要插手就會使自己陷入官方泥沼無法自拔，而不插手反倒無人追究，官照升，爵照加。可想而知，連愛滋病這樣的局部禍患都不敢處理的人，連為民伸冤的鄭恩寵律師連遭迫害的案件都不敢過問的人，有沒有可能提出全局性、根本性的政治體制問題，向全民宣布實行「權力分享」呢？他們有這樣的胸懷和膽識嗎？
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之風曾給國人以興奮。他們的開明意識是中共為擺脫文革危機、尋找新路的產物。開放的時代造就了開明的領袖，書寫了開明的歷史。那個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當鄧小平意識到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換取私有制積極性，贏得經濟形勢好轉，擺脫了社會危機，中共得以復甦後，立即剎車。人們切盼的「政治體制改革」終於擱淺。鄧是極聰明亦即極狡猾的人，他明白政治改革最終要觸及共產黨的特權，他不能允許開啟這種改革之路，但是，又不能與這一社會要求硬頂，免得盡失眾望，所以，就採取虛予敷衍之策，表面上積極張羅「政治體制改革」，定為中共十三大主題，實際上閹割它的民主方向，把它限定在「黨政分開」的框架內，分開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一黨專制。這些，在鄧選第3卷中有著十分明確的記載。1989年民運就是強烈要求進行實質性民主改革的表示，被鄧小平野蠻地鎮壓下去。到江、胡時代，權力向掠奪社會資源極度傾斜，特殊利益集團坐大，成為一黨專制的經濟後盾，當權派的政治取向只在保權，沒有認真改革的動力，這是胡錦濤執政5年證實了的。所以，幻想習、李如何「開明」，能夠開闢「政治轉型的10年」，只能說：這是無中生有的幻想。
中共是一個封閉性和保守性極強的團體。封閉性使它具有強烈排它功能，新思維很難進入。保守性使它具有強烈守舊機制，很難產生革新意識。新意識難入，舊傳統沈重，陳陳相因，只能長遠落後於時代要求而與金正日政權勾結，與緬甸軍政府為伍。這個封閉和保守的團體內，會因物極必反規律而催生少量開明派和民主派，他們必然被黨內強大的保守勢力排擠和打壓，以致難以存活。皇權意識從毛、鄧沿襲下來，從上到下，籠罩著大小當權派，並散播於廣大農村，構成腐朽的專制體制。這種體制不會由於偶爾冒出個別見解趨時的領袖（比如認同普世價值的溫家寶）而有所動搖。它會變化多種花樣而拚力維護自己的專制體制，絕不會有任何服輸的可能，除非民主力量構成的壓力足夠強大，乃至兵臨城下，迫使它不得不認真考慮，或者被消滅，或者自動投降。為了體面地下臺，這時它才能承諾進行「體制轉型」，才能同意「權力分享」。
人生常夢水長東，此話有理。餓漢常夢免費午餐是由於自己無力購買而產生幻覺。民主力量弱小，使一些人幻想由中共領袖洗心革面，完成社會轉型任務。這種心情確屬無奈。然而，現實是無情的，它只相信政治永遠是利益的較量和實力的對比，唯一的出路是紮紮實實聚集民主力量，使之逐步壯大。不把基點放在這方面，只是幻想中共十八大會改天變地，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