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1-13 15:17:47作者：蕭 叢
今年是恢復高考３０週年。年初就有人建議７７級的朋友們寫文章紀念，自己也躍躍欲試。後來陸續看到一些很好的紀念文章，覺著自己想說的話也就是這些了，就不寫了吧。但不時看到一些關於取消高考的討論，又覺得有些想法不吐不快。
我生長在一個中學教師家庭，父母分別是本縣第一中學最資深的數學教師和英語教師。文革前這個縣一中的高中畢業班都是由他們把關。我自小的夢想，就是進大學，當科學家，建設祖國。以我的學習成績和家庭條件，我早就把上大學看作順理成章的事。
小學四年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基本停了課。後來雖然復了課，我們也升入中學，但原來６年制的中學被改為４年制，且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學軍，學工和學農上了。我的高小到初中這一階段的知識，基本上是父母在家教的和自學的。再後來高考也取消了，改為推薦上大學。權勢家庭的子女，自不用說是「近水樓臺」，就是「地富反壞右」子女，也還有希望去競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額，儘管少得可憐。像我這樣不「紅」不「黑」的，被推薦上大學的希望就非常渺茫了。但即便如此，因受家庭的影響和自己的興趣所在，學業也還算沒有荒廢太多。特別是１９７３年曾傳出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考大學的說法，又讓大家看到了一線希望。一時間勤奮苦讀蔚然成風。可沒想到「白卷英雄」張鐵生的一紙白卷，徹底扑滅了青年學子心中的希望之火。
然而，縣一中在老教師們的堅持下，對教學質量還是抓得很緊。記得我們高中畢業考試時，為了防止學生作弊，每場考試前全體學生必須先在教室外排隊，由主考老師隨機指定座位。考試結果一公布，包括我在內，全班只有５個學生門門及格。這５個學生後來除一人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外，其餘４人都參加７７年高考，３人被錄取，一人因家庭政治原因落榜，但７８年其父右派平反後考入更好的大學。
１９７３年７月高中畢業後，對我來說唯一的「必由之路」就是上山下鄉。我來到離縣城十多公里遠的一個貧困山區大隊當知青。因幹活賣力，受到當地幹部群眾的好評，幾個月後我成了先進知青典型。半年後大隊需補充一名搞農業科技的幹部，我便成了一名大隊幹部，當然身份還是下鄉知青。
在大隊幹部裡，大概就數我文化水平最高，因此除了我的農業科技工作外，大隊的許多文案工作都交由我「能者多勞了」。多幹點活我倒不在意，但最可氣的是大隊把推薦工農兵學員人選的事也交給我具體經辦。當年推薦工農兵學員的程序是所謂十六字方針：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在推薦過程中，不正之風愈演愈烈。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當年那句家喻戶曉的話：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因為我家就在縣一中，縣城附近當年就這麼一所中學，這個大隊的中學畢業生我不僅都認識，而且知道他們的實際文化水平。對於不學無術，想靠父母權勢進大學的人，我打心眼裡看不起。那時我們大隊有一個剛從援老（撾）民工部隊轉業回來的姓張的青年，雖然只是初中畢業，但經過在部隊（援老民工部隊屬准軍事編製）的鍛練，實際文化水平（特別是文科寫作能力）決不比大隊裡幾個高中畢業生差。他轉業回鄉後安心農村，任勞任怨。一次我指揮水庫抗洪搶險，在別人都猶豫不前時，他挺身而出，願和我一起冒著生命危險，進入二百多米深的泄洪涵洞。我們用斧子劈，炸藥炸，最終疏通涵洞，排除險情，保住了水庫大壩及下游沿岸十幾個村莊的人民生命財產。在點燃炸藥撤出涵洞之前，我讓他先撤。但他說他在部隊有爆破經驗，讓我先撤。這種通常只有在電影和小說裡才能見到的情節，在那一時刻我是親身體驗了。最後我們一起撤出了涵洞。就在我們撤出涵洞後幾秒鐘，隨著一聲巨響，呼嘯的洪水捲著大石塊斷木樁從涵洞口噴湧而出。我們成了過命的朋友。我認為他是我們大隊最優秀的青年。在接下來的工農兵學員推薦工作中，我竭盡全力，幫他修改申請書，給他寫了很好的推薦意見，頂住各方壓力，最後他成功進了省農業大學。經過三年的刻苦努力，畢業後留校任教。為這事我得罪了一些人，因為我沒有按他們的安排把權勢家庭的子女推薦上去。有個幹部子弟的知青為了繞過我這道「障礙」，轉到其父權勢所及的大隊去落戶，第二年就順利被推薦進了大學。然而我心裏很坦然，我並不認為這是徇私情，我是有效地利用我手中的「生殺大權」為人民做了件好事。
至於我自己，那就是「賣鹽的喝淡湯」了。我能在推薦別人時起一些作用，但自己卻連想上大學的想法都不能露出來，倒是後來公社黨委副書記代表組織找我談過話，說是已經為我安排好了入黨以後的職務，希望我在這裡再幹兩年，改變這個大隊的落後面貌，然後就推薦我上大學。說心裏話，我很反感當時農村工作中的有些極左的政策，不想再充當這些極左政策的執行者。因此當１９７５年底有招工指標時，我提出了申請。看到我去意已決，加之我的工作表現和成績，領導也沒有太為難我。這樣我就成了一個水電站的學徒工。
當了學徒工，上大學的希望就更渺茫了。據說這個電站推薦工農兵學員人選已經安排到５年以後了。但我始終堅信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很長時間的，這個信念鼓舞著我，我從未間斷過自學。在兩年半的知青生活和兩年多的工廠生活中，我自學了一些大學文科課程。在大隊工作時，學數理化不太方便，別人看見會說你不安心扎根農村，但學文科就好一些。晚上不開會時，大家打撲克，我看書，別人也無話可說。回家探親時，除了吃飯睡覺，其餘時間我都泡在教我高中語文的車老師那裡。在他的幫助指導下，我系統學習了幾門大學文科基礎課程。把參考書目中所列文學名著的絕大部分都想方設法找來讀了，從希臘荷馬的史詩到蘇聯社會主義文學作品，從唐詩宋詞元曲到中國近現代小說，讀書筆記寫了十多本。卅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楚記得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序言中的一段話：「於世界文庫之中，足以籠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為辭壇之宗匠，詩人之冠冕者，唯希臘之荷馬，義大利之但丁，德之歌德，英之莎士比亞乎。此四子者……」。到電站工作後，數理化也可以理直氣壯地看了，因工作中也需要這些知識。
１９７６年，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形勢向好的方向迅速轉化，潛意識告訴我，機會即將來臨。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新華社等各大媒體以頭號新聞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那個憑關係走後門上大學的時代終於結束了，這一天終於讓我等到了。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上旬，全國５７０萬來自各行各業的考生從四面八方湧向各個考場，接受中國現代史上競爭最激烈的十年一屆的高校入學考試。據說最初報名的考生近２０００萬，直到臨近考試，意識到這次是要玩真的，大部分報名者消失了。我來到縣一中考場前，感慨萬千，這是我當年上課的教室。我回來了，經歷了數年的蹉跎，我昂頭挺胸回來了！望著操場上黑壓壓的考生群，我並不發怵。我相信，我的名字一定會出現在本縣考生的前５名之內，因為我是有備而來。我相信，只要能真正貫徹《關於１９７７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意見》，我就能進大學，「白卷英雄」再也不會得勢了。
當時全國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和教材，因此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沒有實行全國統考，而是各省分別命題。我省語文考試的作文命題有兩個：「青松讚」和「攻書莫畏難」，後一個命題取自葉劍英元帥的一首五言絕句。我拿到考卷後，猶豫了兩三分鐘。按常理，只要能夠巧妙地堆砌詞藻，用第一個題目易於寫出一篇悅目的文章，我有這個自信。第二個題目顯然便於抒發感慨。從小的志向，數年的屈辱，報國的熱忱，我這不正是有感待發嗎？就它了！題目既定，思緒紛來，下筆千言，一氣呵成。其它幾門考試也基本順利。
過了一段時間，傳來一些消息，說我縣一位考生得了全州作文最高分。據說這是全州唯一一篇沒有一個錯別字，沒有用錯一個標點符號的作文。大家一致猜想是縣文化館一位專業作者的大作。春節前夕，喜訊傳來，我被本省最好的工科院校第一志願錄取（我之所以沒有報考文科，是因為１９７７年右派尚未徹底平反）。上述高分作文也被確認是本人所作。這篇作文隨後被選入《中小學生優秀作文選》一書，由省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我的高考作文是該書的第一篇，並配有一篇篇幅遠長於作文本身的點評文章。評文中的益美之詞，令我汗顏，深感唯有努力進取，方能報答這些評卷老師的知遇之恩。這本書前後印了２０多萬冊，在隨後幾屆考生中小有影響。我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後，很多學生告訴我他們曾讀過甚至背誦過我的高考作文。在我高考成功的鼓勵下，年長我４歲，已然打算在一個鄉村小學安心做一輩子小學教師的姐姐，又重新發奮，於１９７８年考入師範學院，現今是一所省重點中學的數學特級教師。弟弟妹妹也相繼於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考入大學。弟弟現在是一個中等城市主管經貿工作的市領導，妹妹是加拿大一家大銀行的高級職員。身為中學教師的父母也因我們兄弟姐妹及其他學子的高考成功而深感自豪，備受敬重。
１９７７年的恢復高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改變了很多家庭的命運，改變了國家的命運。其意義決不僅僅是使我國的高等教育恢復了正常秩序，而在於自建國以來第一次給了所有年青人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要知道「公平競爭」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何等奢侈的字眼。近年來，取消高考的呼聲不時響起。誠然，以分數為準的現行高考制度並不是最理想的制度，學生飽受考分重壓，苦不堪言。其實這並不是高考制度本身的問題。只是高考制度在我們這個環境中被嚴重扭曲，亟需改革，但絕不是取消。現今的腐敗之風遠甚於文革時期，一旦取消高考，中國的大學兩三年後會是什麼樣子，那是不難預見的。而且它將給整個社會帶來道德精神上的不可估量的危害。當年老百姓當中流行著這樣一個說法：中國人只有在兩件事情上可以真正做到人人平等，「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癌症面前人人平等」。話不中聽，但寓意深刻，它映射了老百姓對和諧社會，平等社會的企盼。
我生長在一個中學教師家庭，父母分別是本縣第一中學最資深的數學教師和英語教師。文革前這個縣一中的高中畢業班都是由他們把關。我自小的夢想，就是進大學，當科學家，建設祖國。以我的學習成績和家庭條件，我早就把上大學看作順理成章的事。
小學四年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基本停了課。後來雖然復了課，我們也升入中學，但原來６年制的中學被改為４年制，且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學軍，學工和學農上了。我的高小到初中這一階段的知識，基本上是父母在家教的和自學的。再後來高考也取消了，改為推薦上大學。權勢家庭的子女，自不用說是「近水樓臺」，就是「地富反壞右」子女，也還有希望去競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額，儘管少得可憐。像我這樣不「紅」不「黑」的，被推薦上大學的希望就非常渺茫了。但即便如此，因受家庭的影響和自己的興趣所在，學業也還算沒有荒廢太多。特別是１９７３年曾傳出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考大學的說法，又讓大家看到了一線希望。一時間勤奮苦讀蔚然成風。可沒想到「白卷英雄」張鐵生的一紙白卷，徹底扑滅了青年學子心中的希望之火。
然而，縣一中在老教師們的堅持下，對教學質量還是抓得很緊。記得我們高中畢業考試時，為了防止學生作弊，每場考試前全體學生必須先在教室外排隊，由主考老師隨機指定座位。考試結果一公布，包括我在內，全班只有５個學生門門及格。這５個學生後來除一人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外，其餘４人都參加７７年高考，３人被錄取，一人因家庭政治原因落榜，但７８年其父右派平反後考入更好的大學。
１９７３年７月高中畢業後，對我來說唯一的「必由之路」就是上山下鄉。我來到離縣城十多公里遠的一個貧困山區大隊當知青。因幹活賣力，受到當地幹部群眾的好評，幾個月後我成了先進知青典型。半年後大隊需補充一名搞農業科技的幹部，我便成了一名大隊幹部，當然身份還是下鄉知青。
在大隊幹部裡，大概就數我文化水平最高，因此除了我的農業科技工作外，大隊的許多文案工作都交由我「能者多勞了」。多幹點活我倒不在意，但最可氣的是大隊把推薦工農兵學員人選的事也交給我具體經辦。當年推薦工農兵學員的程序是所謂十六字方針：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在推薦過程中，不正之風愈演愈烈。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當年那句家喻戶曉的話：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因為我家就在縣一中，縣城附近當年就這麼一所中學，這個大隊的中學畢業生我不僅都認識，而且知道他們的實際文化水平。對於不學無術，想靠父母權勢進大學的人，我打心眼裡看不起。那時我們大隊有一個剛從援老（撾）民工部隊轉業回來的姓張的青年，雖然只是初中畢業，但經過在部隊（援老民工部隊屬准軍事編製）的鍛練，實際文化水平（特別是文科寫作能力）決不比大隊裡幾個高中畢業生差。他轉業回鄉後安心農村，任勞任怨。一次我指揮水庫抗洪搶險，在別人都猶豫不前時，他挺身而出，願和我一起冒著生命危險，進入二百多米深的泄洪涵洞。我們用斧子劈，炸藥炸，最終疏通涵洞，排除險情，保住了水庫大壩及下游沿岸十幾個村莊的人民生命財產。在點燃炸藥撤出涵洞之前，我讓他先撤。但他說他在部隊有爆破經驗，讓我先撤。這種通常只有在電影和小說裡才能見到的情節，在那一時刻我是親身體驗了。最後我們一起撤出了涵洞。就在我們撤出涵洞後幾秒鐘，隨著一聲巨響，呼嘯的洪水捲著大石塊斷木樁從涵洞口噴湧而出。我們成了過命的朋友。我認為他是我們大隊最優秀的青年。在接下來的工農兵學員推薦工作中，我竭盡全力，幫他修改申請書，給他寫了很好的推薦意見，頂住各方壓力，最後他成功進了省農業大學。經過三年的刻苦努力，畢業後留校任教。為這事我得罪了一些人，因為我沒有按他們的安排把權勢家庭的子女推薦上去。有個幹部子弟的知青為了繞過我這道「障礙」，轉到其父權勢所及的大隊去落戶，第二年就順利被推薦進了大學。然而我心裏很坦然，我並不認為這是徇私情，我是有效地利用我手中的「生殺大權」為人民做了件好事。
至於我自己，那就是「賣鹽的喝淡湯」了。我能在推薦別人時起一些作用，但自己卻連想上大學的想法都不能露出來，倒是後來公社黨委副書記代表組織找我談過話，說是已經為我安排好了入黨以後的職務，希望我在這裡再幹兩年，改變這個大隊的落後面貌，然後就推薦我上大學。說心裏話，我很反感當時農村工作中的有些極左的政策，不想再充當這些極左政策的執行者。因此當１９７５年底有招工指標時，我提出了申請。看到我去意已決，加之我的工作表現和成績，領導也沒有太為難我。這樣我就成了一個水電站的學徒工。
當了學徒工，上大學的希望就更渺茫了。據說這個電站推薦工農兵學員人選已經安排到５年以後了。但我始終堅信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很長時間的，這個信念鼓舞著我，我從未間斷過自學。在兩年半的知青生活和兩年多的工廠生活中，我自學了一些大學文科課程。在大隊工作時，學數理化不太方便，別人看見會說你不安心扎根農村，但學文科就好一些。晚上不開會時，大家打撲克，我看書，別人也無話可說。回家探親時，除了吃飯睡覺，其餘時間我都泡在教我高中語文的車老師那裡。在他的幫助指導下，我系統學習了幾門大學文科基礎課程。把參考書目中所列文學名著的絕大部分都想方設法找來讀了，從希臘荷馬的史詩到蘇聯社會主義文學作品，從唐詩宋詞元曲到中國近現代小說，讀書筆記寫了十多本。卅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楚記得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序言中的一段話：「於世界文庫之中，足以籠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為辭壇之宗匠，詩人之冠冕者，唯希臘之荷馬，義大利之但丁，德之歌德，英之莎士比亞乎。此四子者……」。到電站工作後，數理化也可以理直氣壯地看了，因工作中也需要這些知識。
１９７６年，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形勢向好的方向迅速轉化，潛意識告訴我，機會即將來臨。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新華社等各大媒體以頭號新聞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那個憑關係走後門上大學的時代終於結束了，這一天終於讓我等到了。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上旬，全國５７０萬來自各行各業的考生從四面八方湧向各個考場，接受中國現代史上競爭最激烈的十年一屆的高校入學考試。據說最初報名的考生近２０００萬，直到臨近考試，意識到這次是要玩真的，大部分報名者消失了。我來到縣一中考場前，感慨萬千，這是我當年上課的教室。我回來了，經歷了數年的蹉跎，我昂頭挺胸回來了！望著操場上黑壓壓的考生群，我並不發怵。我相信，我的名字一定會出現在本縣考生的前５名之內，因為我是有備而來。我相信，只要能真正貫徹《關於１９７７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意見》，我就能進大學，「白卷英雄」再也不會得勢了。
當時全國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和教材，因此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沒有實行全國統考，而是各省分別命題。我省語文考試的作文命題有兩個：「青松讚」和「攻書莫畏難」，後一個命題取自葉劍英元帥的一首五言絕句。我拿到考卷後，猶豫了兩三分鐘。按常理，只要能夠巧妙地堆砌詞藻，用第一個題目易於寫出一篇悅目的文章，我有這個自信。第二個題目顯然便於抒發感慨。從小的志向，數年的屈辱，報國的熱忱，我這不正是有感待發嗎？就它了！題目既定，思緒紛來，下筆千言，一氣呵成。其它幾門考試也基本順利。
過了一段時間，傳來一些消息，說我縣一位考生得了全州作文最高分。據說這是全州唯一一篇沒有一個錯別字，沒有用錯一個標點符號的作文。大家一致猜想是縣文化館一位專業作者的大作。春節前夕，喜訊傳來，我被本省最好的工科院校第一志願錄取（我之所以沒有報考文科，是因為１９７７年右派尚未徹底平反）。上述高分作文也被確認是本人所作。這篇作文隨後被選入《中小學生優秀作文選》一書，由省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我的高考作文是該書的第一篇，並配有一篇篇幅遠長於作文本身的點評文章。評文中的益美之詞，令我汗顏，深感唯有努力進取，方能報答這些評卷老師的知遇之恩。這本書前後印了２０多萬冊，在隨後幾屆考生中小有影響。我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後，很多學生告訴我他們曾讀過甚至背誦過我的高考作文。在我高考成功的鼓勵下，年長我４歲，已然打算在一個鄉村小學安心做一輩子小學教師的姐姐，又重新發奮，於１９７８年考入師範學院，現今是一所省重點中學的數學特級教師。弟弟妹妹也相繼於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考入大學。弟弟現在是一個中等城市主管經貿工作的市領導，妹妹是加拿大一家大銀行的高級職員。身為中學教師的父母也因我們兄弟姐妹及其他學子的高考成功而深感自豪，備受敬重。
１９７７年的恢復高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改變了很多家庭的命運，改變了國家的命運。其意義決不僅僅是使我國的高等教育恢復了正常秩序，而在於自建國以來第一次給了所有年青人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要知道「公平競爭」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何等奢侈的字眼。近年來，取消高考的呼聲不時響起。誠然，以分數為準的現行高考制度並不是最理想的制度，學生飽受考分重壓，苦不堪言。其實這並不是高考制度本身的問題。只是高考制度在我們這個環境中被嚴重扭曲，亟需改革，但絕不是取消。現今的腐敗之風遠甚於文革時期，一旦取消高考，中國的大學兩三年後會是什麼樣子，那是不難預見的。而且它將給整個社會帶來道德精神上的不可估量的危害。當年老百姓當中流行著這樣一個說法：中國人只有在兩件事情上可以真正做到人人平等，「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癌症面前人人平等」。話不中聽，但寓意深刻，它映射了老百姓對和諧社會，平等社會的企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