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安徽省政協常委、企業家汪兆鈞（10月22日）、安徽企業家鄭存柱（11月1日）發表致胡錦濤、溫家寶要求政治改革的長篇公開信發表後，又有中國民主同盟盟員郭泉先生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的長信11月14日在網際網路上發表，題目是《探討"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
公開信發表當天，他接受了我的專訪。
以下是訪談實錄--
問："您為什麼在今天發表這封信？"
答："一開始就是朋友在‘qq '裡互相傳著看，肯定是要公開的，本來意思是請他們幫我校對，看看各方面問題，因為我自己校對總會挂一漏萬。他們就開始往外傳，轉到網上去了。到下午快一點鐘我才知道這事情。突然就已經上去了，我覺得很驚奇，也很好。"
* 郭泉：向胡錦濤、吳邦國建議梗概 *
問："請講講您向胡錦濤、吳邦國提的建議的梗概。"
答："歸納也就是在最後一段文字--要讓老百姓能夠自己選擇他們的僕人。因為執政黨說白了就是‘公僕'，人民的僕人。這些僕人不應當是對老百姓進行管理 的，相反應當是人民選擇他來做什麼事情。所以說，人民和執政黨之間的關係，人民是主人，執政黨是僕人。這種選擇方式，只有用民主方式。無論是戰爭，還是其 它方式，都不是好方式，只有用選票方式，才是好方式。
我的想法就是，讓中國人快速富裕、快速挺立的一個好方法，就是在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
* 郭泉：剛剛發表，就收到多條支持信息 *
問："您這封公開信發表已經幾小時了，收到哪些反饋？"
答："上網後我就去上課，一點半上到接近五點鐘。上課時間，學校規定手機不能開機，我把手機調到無聲狀況。我注意到手機信息很多，三個多小時，信息二十多條，都是表示支持的。我在課間和最後下課，都一一回覆了。給我發簡訊的人，我都不認識他們。"
* 郭泉：公開信由十八篇文章編成 *
問："從什麽時候開始寫這封信？"
答："應該說從大學畢業就開始思考了，十幾年了。去年七月份開始寫，寫了七十一篇文章，從中選了十八篇，跟民主有直接關係的，編成一封公開信。本來想把七十一篇全部給他（們）的，可是太多了。"
問："與汪兆鈞、鄭存柱他們信的發表有關係嗎？"
答："十七大以後可能很多人會有這種想法。我不認識他們兩個人。汪兆鈞的信我讀過，鄭存柱的沒有讀完。國內網站上肯定沒有，同學、朋友節錄了一部分發給我看。"
* 郭泉的經歷與心路 *
在國企工作看企業內部改革--
問："您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什麼原因使您對社會問題、政治體制、中國前途有這樣的關注？"
答："我大學畢業之後，先工作，然後再去繼續讀碩士博士。
我工作首先在一個國有大中型企業，裡面有很多問題，我當時就萌生了要通過各種各樣方式，把它變成我想的應該是什麼樣的、對社會主義國家是好的狀況。
但是，在企業裡兩年之後發現，這個問題不是企業內部人員可以改變的。
在政府經濟體改委工作看經改--
我1992年參加公務員考試，到當時最熱門的政府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後來所有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一些方案都是體改委來制定的。
我1992年至1994年在南京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作秘書，然後有一段時間在《改革與開放》雜誌作編輯。
這段時間，對我有很大影響。工作涉及多方面經濟問題，最終還是發現，中國改革問題並不是經濟體制這一塊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很多政治的、法制的東西。
作五年刑庭法官看須總體制度根本變化--
從1994年開始，我就覺得中國沒有很好地納入一個法制思維體系當中去。我1994年又參加了國家的法官考試，考到南京市法院。我本來想到經濟審判庭去作經濟方面的研究，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到刑事審判庭作了五年刑事法官。
這段時間讓我感到中國的法制是不獨立的。所以說中國最終的改革可能不是企業內部的、不是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也不是法律部門的，更多應該是一個總體體制上根本的變化。
這是我的工作情況。
攻讀社會學--
我的學習情況是在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讀社會學，很多學習和實踐機會讓我接觸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讓我想到社會學原理的一些東西，慢慢關注社會，最終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郭泉：民主競選，出發點來自日常生活--
問："請簡要表述一下是什麼辦法？"
答："一個整體性的，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國學、加上民主的思維方式，共同形成的一個帶有東方色彩的民主競選的政治體制。"
問："為什麼走到這樣一個思路上？"
答："主要出發點來自日常生活。就像我在文章中寫的，其實我們每天早上拿著鈔票去買菜，看到什麼菜好，我們就去買。
我們老百姓是國家納稅人，我們的稅，其實就是在購買為我們服務的執政官員，跟買菜是一樣的。
既然買菜我們可以挑選，為什麼執政官員、執政黨我們不能挑選呢？買蘋果、買牛奶、買肉可以挑選，我現在要挑選國家的公僕，要挑選我們的僕人。這個結構就這樣出來了。
郭泉：在野黨和執政黨，與中國陰陽學說完全一致--
現在我們國家經常會講到‘西方民主思想不適合中國'等等。這封信中，我論證了在野黨和執政黨，和中國的‘陰陽學說'完全一致。這是我們中國駕輕就熟自己的 東西，所以沒有必要講‘這是外國人的東西'，不適合中國國情'。而恰恰我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那才是外國的。
這樣這個體系就建成了，整個從思考到完成花了我十七年時間。"
* 郭泉：現在是提建議的時候 *
問："現在這封信發表在互連網上，您覺得這個時候發，是時機已經成熟了呢，還是僅僅是您考慮這些問題比較成熟了，寫這些還要冒一些風險？"
答："我是充分考慮過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中國長期以來集聚著很多很多社會問題。在這之前，甚至十年或更長時間，所有的改革家都想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改革，把中國變得更好，把中國的問題全部消滅掉。但事實上，這十幾年中國問題沒有消滅掉，相反越來越嚴重。
現在從上到下，包括共產黨內部，也想要找一個好辦法能把這個國家變得好一點，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越來越壞下去。
想要把中國改造得更好，這不僅僅是我們人民想的，其實執政黨他們也在想。這樣一個好的建議，為什麼他會反對呢？
這時候應該是提建議的時候。至於是不是採納，怎麼採納，那是他們考慮的。作為我們老百姓來講，把這個觀點提出來，現在應該是可以‘放量'了。包括汪兆鈞、鄭存柱他們，其實都屬於‘放量'過程的開始。
其實在他們之前，都在‘放量'，只不過被埋沒了。我甚至認為每一個上訪，都是一次很好的‘提案'，只不過他們沒有很好的途徑、平臺來做這個事情。現在我們懂得怎樣慢慢尋找這個平臺，就可以做‘放量'的事情了。
* 郭泉：思考"軟著陸" *
可能解決的方法，也不是我一個人想的，就像我文中講的，很多人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用什麼樣的方法把它和中國的情況。。。把它著陸呢？我覺得用國學方式著陸是可以的。
馬克思的東西傳到中國來，是用戰爭的方式傳過來的。現在民主的東西要跟中國接過來，中國又長期講這是外國的，接不過來，所以用國學的方式可以接過來。這種‘軟著陸'，能夠讓中國老百姓接受。而且事實上‘陰陽學說'體系，是每個中國人都能認可的。"
* 郭泉：對國家做點事，即使有什麼犧牲也很值得 *
郭泉說："你提到會不會有什麼危險，第一，我覺得我寫的每一句話是沒有錯誤的，所以危險應該是不會有的。
還有，長期在新聞媒介，我不是一個陌生的人，做過很多事情，一直受到官方關注，而且受到過最高級別的關注。我對任何情況不恐懼。
我認為能夠對國家做點事情，即使是有什麼犧牲，也是很值得的。"
問："如果要作些犧牲能到什麼程度，您自己思想準備到什麼程度？"
答："不會超過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吧，因為他們是我們民主黨派當時在1957年受到衝擊的三位領袖。"
問："那您的準備很充分了？"
答："我一直是很充分的。你到網上搜索一下郭泉的名字就知道了，我在2003年的時候就已經是不考慮生死問題了。我是‘中國民間反日同盟會'的，我一直在做保衛釣魚島和民間反日愛國的事情，一直被國家掛號的。"
問："您從事這些活動，對您的學術研究條件、對給您的學術評價和給您在任教大學及相關學術團體裡安排位置有沒有什麼影響？"
答："我是在讀完博士和作完博士後研究，評了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以後，才開始做這些事情的。所以說，以後可能不會讓我有什麼前進的可能性了。但是我無所 謂，我已經取得了我想要取得的一切，包括學位、職稱。即使去掉，也只能去掉職稱，我的學位就是我死掉還是我的。"
* 郭泉：聲音是一種力量，更多人來講，會讓時代發生變化 *
問："您信中語氣平和，但提到的一些話題，比方主張多黨制、競選、民主自由，還關係到信仰自由、罷工自由等等，以及對待馬克思主義和中共黨史的態度。。。 涉及到現在中共當局認為不能對其提出挑戰的‘四項基本原則'。您認為，當局從‘不能動搖'，到可以考慮、再到可以改變，這個過程會有什麼困難？有什麼特別 要突破的地方？"
問："我覺得其實現在我講的每一句話，老百姓都在講。只不過很多老百姓認為講了沒有用，所以他們就不講。我認為如果我們每個人的聲音都表達的話，是有用的。聲音其實是一種力量。現在需要更多人來講這件事情，會讓時代發生變化的。
還有，你佔據什麼樣的平臺很重要。我是中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民主黨派人士，可以表達我自己的意願、觀點。
如果你不同意，是你的事情，我講，是我的事情。
對我們來說，講好我們想講的話，是重要的。至於別人是不是採納，或者是不是認為對，由他自己決定。但是歷史會選擇一個正確的、符合人民性的東西。
無論是支持我的，還是反對我的，首先就要考慮是不是經得住歷史考驗，這才是重要的。不要考慮什麼時候能實現我信裡面講的每一句話。每個人在傳播這種思想，這就是實現的開始，甚至最終也是導致成功實現的一個重要力量。"
* 郭泉：甚至需要八黨派外再組新黨，由百姓選擇 *
問："您提到您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 ，您對於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一直講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實際是怎樣一個脈絡？現在您怎樣理解作為民主黨派一員，有多大空間行使參政、議政權利？"
答："首先，沒有在1957年取消中國的民主黨派，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重要契機，我們這些黨還存在著。由於各種各樣原因，這些黨是參政黨，或者也叫‘輔助黨'。 這樣一個過程只要存在著，底下的管理方式會存在變化。
一黨專政有很多問題，不會很突破，這個時候需要我們的出現，甚至還需要八大民主黨之外的其它人再組成新的黨。誰有很好的辦法？誰有一種道德力量還是知識能力？老百姓就選擇誰。這種方式比現在把我們民主黨派跟它摻在一起進行‘參政'，可能更好。"
* 郭泉談商人、學者的優勢和與當局可能的良性互動 *
問："就在前面三個星期之內，有兩位商界人士也給中國最高領導人寫信。您覺得在中國現實狀況下，商人和學者的參政議政各有什麼優勢？如果與當局良性互動的話，會有什麼比較積極的後果？"
答："我覺得有時候商界他們還是有作用的，因為中國的發展、人民的幸福，離不開商業。所以，他們的話語，我也仔細研究過。他們都舉了很多例子，表示在這個體制下，他們的商業運作非常困難。他們非常希望有一個好的體系，能讓他們的生意做得很好。
目前執政黨也要考慮經濟問題，考慮掙很多錢的問題，所以有商人談民主問題、談這個國家改革的問題，可能更有效。
我們作為學者，在理論上可能比他們看得更准一些，在用詞方面可能更條理性，或者說更綱領性一些。我們的很多觀點也是採納了我們朋友中商人、工人、農民的意見，問了他們很多情況，最後得出這樣一個思想體系。
最終肯定要走向互動。因為任何一個有政治觀點的人，沒有商人的支持是不行的，就像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的聯盟。其實恩格斯是商人，馬克思是一個學者。馬 克思每天日常的生活是恩格斯去掙錢來支付的。所以，學者和商人的聯合，應該是天生的盟軍。這是我的觀點。"
* 郭泉：順應改革，人民會記得你的偉大，否則將輸得很慘 *
問："如果我們設想當局最高領導人接到這些信之後，假如他們一直不作任何回應，無論是文字、言語或實際行動方面的，您覺得會有什麼後果呢？"
答："完全有可能。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樣子，發出聲音，然後石沉大海，完全習慣了。我想，需要我們不停地發出聲音，會讓他們知道這是代表民主、代表老百姓主要聲音的。
他如果不做，這就像孫中山先生講的一句話，他說‘歷史發展的方向是不可以人為更改的，順這個潮流就昌，逆這個潮流就亡'，所以很顯然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那麼，如果順應改革，人民會永遠記得你的偉大；如果不順應改革，最終失敗，那將輸得很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