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令我無法理解甚至難以忍受的是，原本簡單而明確的通脹概念，居然在國內大眾傳播當中變得混亂不堪。一種說法是，6.5％的CPI漲幅算不上通脹，因為核心通脹率僅為1.1%；另一種說法是，目前中國出現的通脹僅僅是結構性通脹，鑒於服裝等消費品價格仍在下降，因此，還不到全面通脹的程度……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實際上，持續的物價上漲就是通脹。這一概念在經濟學當中是非常明確的。受此指引，不要說6.5%的CPI月度漲幅，也不要說4.5%的CPI年度漲幅，即使CPI連續3個月上漲，並有可能繼續上漲，就足以認定為通脹，而不論漲幅究竟有多大。經濟學家早已證明，價格是頗具黏性的東西，尤其是在由一攬子商品及服務構成的價格體系當中。這決定了CPI不可能無緣無故地、出爾反爾地上漲或下跌，以至於通脹往往表現為一個週期。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所謂核心通漲率是一個很美國的概念，通常指扣除食品及能源後的物價上漲水平。但是，考慮到通脹的危害性在於導致居民貨幣收入購買力下降，考慮到中美兩國之間居民消費支出的恩格爾係數差距巨大，以上一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恩格爾係數高達35.8%、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恩格爾係數為更高的43%衡量，兩位數以上的食品價格漲幅，對於廣大中低收入家庭來說，無論如何都是相當核心的。

關於結構性通脹的辯解似乎毫無意義。人們顯然不能由於衣著類消費品價格下降而無視食品價格上漲對整體的生活質量所構成的實質性影響，畢竟衣著支出僅佔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合計的10.37%和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合計的5.94%，而且對於廣大城鄉中低收入家庭來說，實際的比重恐怕不到該等水平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情理之中，如果一個人連飯都吃不好，哪裡會想到去買新衣裳。

在我看來，與其在通脹概念上玩花頭，不如實實在在地去探索國內通脹的根源。

一週前，在與香港中文大學的何佳教 授一起喝酒時，他的學生曾問我：如何看待油價上漲對國內糧食價格的影響？據說，目前國內農田灌溉大多採用柴油機，而不是像當年集體經濟時期主要採用電泵， 原因是分布在農田的公共電力設施許多因盜竊而受到毀壞。在這種情況下，每當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上漲，無論政府是否出臺成品油漲價措施，都會形成柴油供應緊 張，而且較邊緣化的農村柴油供應往往首當其衝，以至於柴油價格上漲增加了農業生產成本，並成為國內糧食漲價的主要原因。

我意識到他似乎相信國內糧食價格、食品價格以至CPI上漲主要是外部因素導致的。沿著這一思路，可以得出所謂輸入型通脹的結論。

然而，自2005年以後，我已不在堅持以往持有的國內通脹具有輸入型通脹特徵的觀點，而是漸漸相信導致現階段國內通脹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

我最初關注到的，是1994年進行的分稅制改革以及隨後不斷加劇的地方財政虧空現象。數據顯示，1994年以前，雖然中央財政長期處於虧空狀態，但地方財政除個別年份外總體上保持節余。隨後出現的情況是，一方面是中央財政節余突飛猛進，由1994年當年扭虧節余1152.1億元，累計增長到2006年節余10458.2億元；另一方面是地方財政不僅在1994年立即陷入虧空狀態，而且虧空金額由最初的1726.6億元累計增長到2006年的11940.8億元。2006年，國內所有省級地區的財政支出都大於同期財政收入，19個地區的財政支出為同期財政收入的2倍以上，5個地區為3倍以上。

作為中國國情與發展研究所的經濟學研究員，近年來我多次考察農村經濟情況，知道受地方財政虧空影響，農村基層組織出現了重大變化。首先是許多地區的鄉級基層組織發生了合併及裁撤，導致數量由1995年的29854個減少到2006年的16621個，扣除鄉轉鎮的1606個，淨減少14839個，減幅近一半。其次是原本廣泛分布在縣、鄉、村的公共農業生產服務機構，如農機站、化肥站、種子站、牲畜防疫站等，受到大範圍的裁撤或轉變為私人經營。三是許多地方由政府資助的農村醫療機構也受到裁撤，使不少農民失去了公共醫療服務。

結果是什麼？答案很清楚，農民原來不需要花錢便可以進行的經營項目如今必須自掏腰包，原來受政府資助的一些生活項目如今也變成了農民的消費支出。統計數據顯示，近在1996∼2006年，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支出由1887.49元增加到3931.8元，累計增幅108.31%（按當年價格計算，下同）。其中，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由523.97元增加到1104.1元，增幅為110.72%；生活消費支出由1076.22元增加到2415.5元，增幅為124.44%。然而，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累計增幅僅為86.23%（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計增幅高達143.02%）。

足以涉及道德問題的是，最近10年，農民醫療支出增幅達到驚人的228.7%。順便說一句，這也是為什麼我個人願盡綿薄之力去嘗試開展鄉村醫療援助項目的直接原因。

想想看，因地方財政持續虧空而改變的農村公共支出狀況，如何不會透過增加農民負擔的途徑，轉變為糧食價格、食品價格以至CPI上漲因素呢？

令人心痛的是，雖然統計數據顯示自1978年以來農村貧困人口數量由最初的2.5億人減少到如今的2148萬人，但我注意到貧困標準僅僅由100元/人提升到693元/人，扣除物價上漲因素，該等標準28年來幾乎維持不變。必須承認，貧困是一種相對的感覺，不僅相對於物價，而且相對於富人。

讓我們回到何佳教 授的學生所提出的問題那裡。中國的能源消耗結構原本側重於煤炭以及以煤炭為一次能源的電力，這應當形成相對穩定的生產成本。但目前的情況是，受農村基層組 織公共支出不足以及農村公共服務逐漸真空影響，農業生產領域的能源消耗結構居然變得側重於石油。於是，油價上漲這一看上去是外部的因素成了國內糧食漲價的 主要原因。說到底，這怨不到外人，倒是應當怨自己。

接 下來，如果連通脹的原因都搞不清楚，抑制通脹就一定是一句空話。更糟糕的是，以錯誤的判斷形成的宏觀調控政策很有可能導致更大的問題。在我看來，最大的問 題是不能盡快縮小城鄉貧富差距，以至於放任加大而不是努力減少國內矛盾，並最終失去和諧安定的社會環境，進而傷害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既 然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通脹是由經濟增長過快引發的，既然可以透過大舉增加農村公共支出的途徑從根本上緩解糧食價格上漲壓力，並因此擺脫通脹對中國經濟的困 擾，那麼，為什麼要堅持限制固定資產投資呢？難道中國的經濟大廈不是依靠投資興建的嗎？為什麼不利用流動性過剩這一十分重要的比較優勢更快、更好地縮小貧 富差距，以至於整體地大幅度提高中國人民的幸福感或生活滿意度呢？

我注意到，美國人已開始嘲笑我們：「一個生產力取得極大發展、有功於全球價格下降的國家，為何不能降低本國的物價」。

請 注意，千萬不要去試圖借鑒美國人的經驗教訓，中美之間的國情差距比太平洋還要巨大。重要的是，決策者應當親自到基層開展調查研究，那種依靠別人或藉助專業 普查掌握的情況往往不派用場。比如說，當年為瞭解決豬肉供應短缺問題，陳雲同志曾把調研工作做到青浦農村的豬圈邊，而且一去就是半個月。請容我再多說一 句，不要試圖用科學發展觀取代實事求是原則的地位，因為科學本身也必須是實事求是的。比如說，誰能證明「6.5%的CPI漲幅算不上通脹」不是偽科學呢？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對國內通脹的判斷也足以影響到股票投資者對後市的看法。儘管過去一個多月來我一再提醒大家警惕中國石油A股發行賦予大盤的負面影響，但我並不懷疑，A股市場至少在未來一年內可繼續獲得出色的表現。

（本文轉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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