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2-12 09:42:58作者：冉雲飛
四九年的中國大學，一開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備洗腦愚民功能，但像各地革命大學（就我所知有西南革大、西北革大、東北革大、中南革大等）卻似乎沒有研究現當代史的人做過專題研究，這實在是件令人遺憾的事。當今的教授、博士多如牛毛，不少是拿封口費，研究偽問題，粉飾醜惡現實的人，而面對四九年後的諸多罪惡，不論是親歷，還是間接得知，都裝聾作啞，不願意拿出哪怕一小點時間或者誠意，來進行一種像樣子的學問研究。當代大陸知識份子的確是可悲一群，被改造被奴役，從五十年代的噤聲，恐懼迫害，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如今有一定可以起來言說的空間後，依舊缺少大規模的反對意見，滿足於一時之衣食榮辱，所以一直以來是被專政者整治的一個群體，從某種意義上講，有我們知識份子縱容的咎由自取。知識份子因為學識見地，因為博覽群籍，因為通古曉今，因為不屈的良知，應該成為一個國家批評的主要聲音，這是知識份子的天職。可在面對如此災難深重的中國時，知識份子幾乎集體失語，好像諸多災難在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從未發生過，忝列知識份子的一員，真可謂與有辱焉。
四九年得鼎後，思想改造是官方的重中之重，與彼時清匪反霸，清除國民黨殘存勢力，土改工作（土改其實就是搶劫，所謂的再分配也只不過是個幌子，最終所有的資源集中在官方手中，沒有任何一點私有空間）同等重要，時間上也基本是同步進行的，從中不難看出官方把鉗制和統一思想，洗腦愚民放在一個何等重要的位置。許多大知識份子參加過土改工作，如潘光旦、馮友蘭等，回來都寫「表白書」，奉官方旨意給胡適寫信的大史學家的陳垣，也來西南參加土改，流沙河先生在 1950年於大邑縣的土改工作場地見過他。官方希望從土改工作開始的對大知識份子的改造，讓他們起表率作用，讓其中一般的知識份子增加對官方的認同感，痛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完成被愚弄的轉變過程。與此同時，官方成立了各地的革命大學，經過鑒別，讓一些有名的知識份子或者嚮往革命的知識份子，進入該大學進行改造。華北革大的有名人物很多，如進入其間學習的沈從文、胡思杜（胡適先生二公子）等人，我認為以後要研究革命大學的洗腦，應該把他們編的教材，講課內容，哪些人上課（如御用史學家范文瀾等），哪些人曾經在那學習過，革大所辦的刊物等等，－－加以仔細研究，表而出之，成為四九年後中國痛史的一部分，以紀念這段知識份子的恥辱經歷。
我曾經讀過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所出的《中國的噩夢》（1955年4月版）的書，其中有一篇留學歸國的葉雨果所寫的文章《我經過了魔鬼的試探》一文，比較詳細地寫出了他所歷過的華北革大，極有親歷價值。由於他那時年輕，極容易受宣傳盅惑，加以有些好友在共產黨內，所以滿腔熱忱回國要建設「新中國」，回來即被弄進革大進入改造。他在寫自己革大經歷說：「我在‘華北革大’的時間自五月至十一月底共計約六個月。（華北革大該期學習時間原計一年，後因韓戰影響縮短成十個月。）我在校外和中共幹部的接觸也相當廣泛，其中大部分系中共中央各部門工作的多年老共干。至於我和一般真正人民接觸的機會則是很少。所以我對中共的瞭解幾乎全部根據與他們直接接觸的經驗及我對他們在‘革大’一切措施的觀察。」（《中國的噩夢》P85）對于思想改造的殘酷性，他說遠非我們一般所瞭解的洗腦可比，「洗腦似乎僅僅是表示溫和的改良或是物理的變化，但中共的思想改造則意味著暴烈的鬥爭或化學的變化」，「共產黨如果不鬥爭，事實上就不成為共產黨」（P86—87）。他認為在華北革大的思想改造，就是階級鬥爭。「不管是理論學習的討論會也好，生活檢討會也好，‘民主選舉’也罷；‘思想總結’也罷；‘民主鑑定’也罷；總之，一切脫離不了一個基本原則－－鬥爭。共產黨對人對事，對黨內黨外，無一而非鬥爭。」（P86）不管你有沒有錯誤，鬥爭到你承認你的錯誤，鬥爭到你臣服，鬥爭到你成為他的奴才而後止。
華北革大有許多創造性的做法，比如「華北革大一開始就索興宣稱所有學員之入學動機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自然，這種下馬威的手段，一般學生是不心服的，尤其是其中已經替共黨工作過若干年的人不服。」這當然要通過淘出你思想裡大糞（在他們看來是可以而且應該純潔的，所以你如果見到張承志後來用「清潔精神」這樣的漢字組詞，你就不要奇怪，精神怎麼清潔，難道是洗去污垢那般簡單嗎？有不少人所用詞彙不自覺沾染上許多鬥爭與洗腦色彩而不自知），讓你變成一個清潔的人，「我們組裡有一位同學說：‘這種挖思想根源的辦法就好像用鐵鉤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P92—93）至於利用學生之間矛盾，採用告密檢舉的方式，逼使每個學生坦白自供，就更是常見的方式。華北革大的有一份校報叫《熔爐》，葉雨果闡述道：「我覺得這個名稱恰好表示出了中共思想改造的含義。……熔爐意味著他們把一切不合乎他們之用的東西加以摧毀與熔解，全新定型，成為一種新的物質，合乎他們的用途。」（P88）更有史料意義的是，一段有關沈從文先生的記載，「所有學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我們小組有一位西北大學的講師張傳梓，平日氣量狹小，態度畏縮，最後他坦白說他是個私生子，一向不敢告訴人，說時泣不成聲。又名作家沈從文在報告到他在中央佔領大陸後曾一再企圖自殺時，也哭得小組會為之停頓。）」（P93）這真是一段至今讀來，仍覺心中發痛的記錄。
我希望現在尚健在的親歷者，把自己親歷的一切苦難記述下來，像許多「右派」老人一樣。同時，我也希望我們這些後來的研究者們，真正研究一下像這些令人椎心刺骨的痛史，也讓那些飽受磨難，無辜死去的前輩們，在天堂有所安慰，我們也才對得起知識份子的稱號，不枉讀過古今中外許多先賢的書。
【2007年12月5日9：01分於成都】
四九年得鼎後，思想改造是官方的重中之重，與彼時清匪反霸，清除國民黨殘存勢力，土改工作（土改其實就是搶劫，所謂的再分配也只不過是個幌子，最終所有的資源集中在官方手中，沒有任何一點私有空間）同等重要，時間上也基本是同步進行的，從中不難看出官方把鉗制和統一思想，洗腦愚民放在一個何等重要的位置。許多大知識份子參加過土改工作，如潘光旦、馮友蘭等，回來都寫「表白書」，奉官方旨意給胡適寫信的大史學家的陳垣，也來西南參加土改，流沙河先生在 1950年於大邑縣的土改工作場地見過他。官方希望從土改工作開始的對大知識份子的改造，讓他們起表率作用，讓其中一般的知識份子增加對官方的認同感，痛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完成被愚弄的轉變過程。與此同時，官方成立了各地的革命大學，經過鑒別，讓一些有名的知識份子或者嚮往革命的知識份子，進入該大學進行改造。華北革大的有名人物很多，如進入其間學習的沈從文、胡思杜（胡適先生二公子）等人，我認為以後要研究革命大學的洗腦，應該把他們編的教材，講課內容，哪些人上課（如御用史學家范文瀾等），哪些人曾經在那學習過，革大所辦的刊物等等，－－加以仔細研究，表而出之，成為四九年後中國痛史的一部分，以紀念這段知識份子的恥辱經歷。
我曾經讀過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所出的《中國的噩夢》（1955年4月版）的書，其中有一篇留學歸國的葉雨果所寫的文章《我經過了魔鬼的試探》一文，比較詳細地寫出了他所歷過的華北革大，極有親歷價值。由於他那時年輕，極容易受宣傳盅惑，加以有些好友在共產黨內，所以滿腔熱忱回國要建設「新中國」，回來即被弄進革大進入改造。他在寫自己革大經歷說：「我在‘華北革大’的時間自五月至十一月底共計約六個月。（華北革大該期學習時間原計一年，後因韓戰影響縮短成十個月。）我在校外和中共幹部的接觸也相當廣泛，其中大部分系中共中央各部門工作的多年老共干。至於我和一般真正人民接觸的機會則是很少。所以我對中共的瞭解幾乎全部根據與他們直接接觸的經驗及我對他們在‘革大’一切措施的觀察。」（《中國的噩夢》P85）對于思想改造的殘酷性，他說遠非我們一般所瞭解的洗腦可比，「洗腦似乎僅僅是表示溫和的改良或是物理的變化，但中共的思想改造則意味著暴烈的鬥爭或化學的變化」，「共產黨如果不鬥爭，事實上就不成為共產黨」（P86—87）。他認為在華北革大的思想改造，就是階級鬥爭。「不管是理論學習的討論會也好，生活檢討會也好，‘民主選舉’也罷；‘思想總結’也罷；‘民主鑑定’也罷；總之，一切脫離不了一個基本原則－－鬥爭。共產黨對人對事，對黨內黨外，無一而非鬥爭。」（P86）不管你有沒有錯誤，鬥爭到你承認你的錯誤，鬥爭到你臣服，鬥爭到你成為他的奴才而後止。
華北革大有許多創造性的做法，比如「華北革大一開始就索興宣稱所有學員之入學動機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自然，這種下馬威的手段，一般學生是不心服的，尤其是其中已經替共黨工作過若干年的人不服。」這當然要通過淘出你思想裡大糞（在他們看來是可以而且應該純潔的，所以你如果見到張承志後來用「清潔精神」這樣的漢字組詞，你就不要奇怪，精神怎麼清潔，難道是洗去污垢那般簡單嗎？有不少人所用詞彙不自覺沾染上許多鬥爭與洗腦色彩而不自知），讓你變成一個清潔的人，「我們組裡有一位同學說：‘這種挖思想根源的辦法就好像用鐵鉤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P92—93）至於利用學生之間矛盾，採用告密檢舉的方式，逼使每個學生坦白自供，就更是常見的方式。華北革大的有一份校報叫《熔爐》，葉雨果闡述道：「我覺得這個名稱恰好表示出了中共思想改造的含義。……熔爐意味著他們把一切不合乎他們之用的東西加以摧毀與熔解，全新定型，成為一種新的物質，合乎他們的用途。」（P88）更有史料意義的是，一段有關沈從文先生的記載，「所有學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我們小組有一位西北大學的講師張傳梓，平日氣量狹小，態度畏縮，最後他坦白說他是個私生子，一向不敢告訴人，說時泣不成聲。又名作家沈從文在報告到他在中央佔領大陸後曾一再企圖自殺時，也哭得小組會為之停頓。）」（P93）這真是一段至今讀來，仍覺心中發痛的記錄。
我希望現在尚健在的親歷者，把自己親歷的一切苦難記述下來，像許多「右派」老人一樣。同時，我也希望我們這些後來的研究者們，真正研究一下像這些令人椎心刺骨的痛史，也讓那些飽受磨難，無辜死去的前輩們，在天堂有所安慰，我們也才對得起知識份子的稱號，不枉讀過古今中外許多先賢的書。
【2007年12月5日9：01分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