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我所經歷的各種考試，已經數不清了。唯有兩次考試，令我記憶猶新。一次是參加北京市的初中入學考試，當時只考算術語文兩門，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我在考試中發揮正常，考入第一志願北京四中。四中是全國重點中學，有許多著名的特級，一級教師，高考錄取率在全國名列前茅。每年都有很多四中畢業生考入清華，北大等全國重點大學，連四中的校門都和清華的老校門相似。在四中只要努力學習，將來上大學是不成問題的。
然而好景不長，我在四中只上到初二，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到處"破四舊"，批"封資修"，斗"走資派"，珍貴的圖書資料也被付之一炬。接下來我又去陝北插隊，回城待業，然後到北京西城區的一個街道工廠當學徒。在工廠我幹過裝車卸車，倒煤運土，和泥搬磚，機械加工，鉗工，電工，最後成為一名儀錶維修工。我們廠不大，卻也藏龍臥虎，除了"大躍進"時期白手起家建廠的許多老大媽，也有被發配來的大學生，才華出眾卻被打成"裴多飛俱樂部骨幹"而失去升學機會的高中畢業生，以及陸續分配來的各屆初高中學生。當時四人幫當道，極左橫行，"抓革命"有功，"促生產"卻極有可能被扣上"走白專道路"，"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帽子。儘管如此，我還是在工作中學到不少知識。也深感自己在學校所學得太少，渴望能繼續上學。從１９７０年開始，大學開始由各單位領導推薦，招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由於我們廠小，名額有限，再加上本人家庭政治背景條件，我是不可能當工農兵大學生的。１９７３年，聽說在領導推薦的同時，也要考一些文化知識，我也開始準備複習，希望能碰碰運氣。結果因為當年張鐵生的一張白卷，狠批資產階級回潮，我上學的希望也破滅了。直到粉碎四人幫後的１９７７年，才又傳來我們盼望已久的恢復高考的消息。廠裡的不少同伴都躍躍欲試，卻又憂心忡忡。我們大部分人初中都沒畢業，已經離開學校十多年，複習的時間卻只有兩個月。這十年中的各屆學生要同時參加１９７７年即將恢復的高考，形成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局面。但我們也知道，這次高考可能是我們的最後一次機會，只有放手一搏。我們組成了互助組，找來所能找到殘存的中學教材，一致推舉老汪為"學術帶頭人"，著手準備高考。老汪是北京四中６６屆高中畢業生。要不是因為"文化革命"取消了高考，很可能早已當上了大學教授。他不修邊幅，一派老夫子氣，給我們這些只有小學，初中水平的"老童生"解答起問題來，深入淺出，頭頭是道，數學證明，推導極為嚴格。就這樣，我們先儘可能填補空白，把沒學過的幾何，三角，化學惡補一遍，然後再挑重點鞏固提高。在匆忙之中，我們終於迎來了令我終生難忘的另一場考試，因文化革命而中斷十年後的第一次高考－－－１９７７年高考。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我來到北京十三中考場。當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我盡了最大的努力，自我感覺還好。第二天上午考數學，下午考語文。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一看到題目，我馬上想到了１９７６年，因為在這一年裡，我們經歷了大悲大喜，國家和我個人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有哪一年的經歷和感受能像１９７６年這樣值得大書特書呢？主意已定，馬上開篇："在我身邊，珍藏著一個紅色的日記本，它記載著難忘的１９７６年......"。我寫到自己在１月８日清晨被哀樂驚醒，深深地為國家的未來而焦急。我寫了十里長街送靈車，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人海，......，以及聽到粉碎四人幫的喜訊後，我們是如何地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在長安街上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當時１９７６年天安門事件還沒有"平反"，政治上還在講兩個"凡是"。但我在作文答卷中打了個"擦邊球"，將天安門事件比作"國會縱火案"，並引用了魯迅的話，"墨寫的謊言，絕掩不住血寫的事實"，痛斥四人幫"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終將被捆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走出考場，我感到如釋重負。我寫出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非常痛快。可是過了幾天，又傳來了壞消息。據說這次高考作文題的本意是讓考生寫１９７７年，凡是寫其他年份的都算跑題。可能是像我這樣寫１９７６年的作文很多，而這些作文又引起了閱卷老師們的共鳴，他（她）們為我們這些考生仗義執言，使得北京市高考閱卷和招生委員會作出決定，寫１９７６年的作文不算跑題。我的高考作文答卷也得到閱卷老師們的欣賞，給了我９０分的高分，使我１９７７年高考四門的總成績達到３５３分，終於等到了第一志願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成為文化革命後有幸首次通過高考進入清華的一千零一十七名１９７７級新生之一。
三十年來，我一直十分感激在１９７７年高考中仗義執言的閱卷老師們，特別是給我作文閱卷老師們的知遇之恩。可惜我連他（她）們的名字都不知道，當年的閱卷資料可能也不復存在了。值此恢復高考三十年之際，特寫此文表達我對當年未曾謀面的恩師們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希望他（她）們還都健在，並有機會看到這篇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