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現代畫家看了唐代大詩人杜甫《詠懷古蹟》中詠王昭君詩："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以後畫了一幅《昭君出塞圖》，畫中的王昭君騎在馬上，懷裡抱著一個現代式樣的曲頸琵琶，許多人看了之後都說好。不知這個"好"指的是什麼?倘若是指那面琵琶畫得好，那可就又不知不覺地步入了一個誤區了--
先講一個小笑話：
有父子二人，因穿著打扮發生爭執，父親老用"想當年"作比，兒子沒好氣地說："想當年!想當年!想當年秦始皇穿過'佐丹奴'嗎?康熙皇帝用過手機嗎?"把乃父弄得哭笑不得。
兒子的話雖然不無狡辯的色彩，但童言無忌，至少還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不同時代才有的人和物是不能扯在一起的，把曲頸琵琶"畫"在了王昭君的懷中，是否也犯有同樣的"生拉硬扯"的毛病呢?
在人類歷史上，有許多人生前默默無聞，死後卻享有赫赫的名聲，有一位西方文化學專家把這種現象叫做"荷馬現象"。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的一個小女子王昭君，可能至死也沒有想到，她竟會成為一個"名人"。
因為在官修的正史中，她實在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
《資治通鑒·漢記二十一》中有這樣一段話："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馬單），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竟寧元年是公元前33年，"良家子"者猶今言"良家女子"，這是一段十分"中性"的記載，記載中的王昭君之嫁給呼韓邪單于純是出於政治上"和親"的目的，並沒有什麼纏綿緋惻的愛情"作料"，這個故事到了後來就被附會成一個又一個的離奇故事。
先是有故事說，王昭君本是天生麗質，因不肯出錢賄賂畫工毛延壽，所以一直"養在後宮人未識"。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向漢帝國求婚，元帝劉奭下令將後宮中最醜的女子送去和親，王昭君首當其衝，及至宮門送別時，元帝才發現"醜小鴨"本是"白天鵝"，追本溯源，劉奭恨死了那位專門吃"紅包"的毛延壽，將其推出午門外斬首。
接著又有故事說，王昭君是個奇女子，她目睹了當時漢、匈兩族連年征殺，生靈塗炭的慘狀，自願充當"和平使者"。
接著又有故事說，漢元帝答應王昭君和番去匈奴，親自擺御駕送至灞橋。昭君灑淚而別，到了漢、匈邊界舉酒南望澆奠，然後投江而死，漢元帝夢念昭君，聽到孤雁淒楚的叫聲，驚醒一帘幽夢--這個故事到了元代被"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馬致遠寫成一曲劇，題名《漢宮秋》，全稱《破幽夢孤雁漢宮秋》，流傳甚廣。
至於唐詩、宋詞中以昭君出塞和親為題的作品那就更多了。
太宗皇帝李世民曾有詩詠其人其事云："半月無雙形，金花有四時。摧藏千里態，掩抑幾重悲，促節縈紅袖，清香滿翠帷。始彈風鄉急，緩曲釧聲遲。空餘關隴恨，因此代相思。"
在這些文人墨客的筆下，王昭君是一個充滿浪漫情懷的女子，而且是一個不惜殉身，寧死不肯跨出國門一步的人。
這恐怕只是出於後人的一種浪漫的想像，至少在正史記載中的王昭君並不是如此。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接著聽一聽司馬光是怎麼說的。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漢紀二十一》中在提到漢元帝把王昭君賜給匈奴單于之後，並沒有接著敘述王昭君的命運，而是插了一段邊塞防務的論述。這段話看似閑筆，實際上則與王昭君出嫁匈奴有關，轉引如下：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裡，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逕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歸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錄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這段話乃是對王昭君的夫婿呼韓邪單于"請罷北塞吏士屯戍"請求的駁斥，漢元帝把這番話轉述
也許有人會問，琵琶還有古今之分嗎?
當然有。
據專家們考證，琵琶，本作"批把"。漢朝人劉熙在《釋名·釋樂器》中說："批把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像其鼓時，因以為名也。"秦漢時代，我國已有長柄皮面圓形音箱的琵琶，當時人稱其為"弦鞀"又稱"秦漢子"。秦漢以後不斷改進，發展為阮咸(因晉朝散騎常侍阮咸善彈此而得名--著者)、秦琴、三弦、月琴等多種形制，其共同特點為圓形直頸，宋以前把這些都叫做琵琶。
到了南北朝時，與我們今天所用琵琶相近的曲頸琵琶傳入中國，隋唐年間曾盛極一時，有龜茲琵琶、五弦、忽雷等多種形制，其共同特點為半梨形曲頸，當時亦統稱為胡琴。唐宋以來，在兩種琵琶基礎上不斷改進，逐漸形成現今形制：音箱呈半梨形狀，以桐木板蒙面，琴頸向後彎曲，頸與面板上設"相"與"品"，張四弦，按四、五度關係定弦。演奏方法改原橫抱為豎抱，改原用撥子彈奏為五手指彈奏，技法日趨豐富，成為獨奏、伴奏與合奏的重要民族樂器，"琵琶"也成了此種樂器的專稱。近代通用的琵琶為四相十三品，後經改革，增至六相二十三(四)品，能奏所有半音。
囉哩囉嗦說了這麼多，中心內容不外乎以下三點：
(1)"琵琶"之名，中國古已有之。
(2)但古時的琵琶絕不等同於現代人所用的琵琶。
(3)古今琵琶的最大區別：古時直頸，現代曲頸。
接下來我們要搞清的一個問題就是曲頸琵琶何時出現於中國。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根據有關專家的考證敘及曲頸琵琶是南北朝時傳入中國的，但沒有展開來談。
原來，曲頸琵琶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舶來品"，有一本通俗讀物上稱其源於古印度Btarbbu，或者是古希臘的Barbyton，但缺乏必要的論證，比較為大家所公認的看法是：曲頸琵琶源於一種名叫"烏特"的樂器。"烏特"乃是阿拉伯文ud的音譯。ud是阿拉伯撥弦樂器，亦流行於土耳其、伊朗以及蘇丹、摩洛哥等地。一般用木頭製成，琴腹呈扁平半梨形，琴頸上端向後彎曲，頸上設品，面板上有圓形鏤花音孔，裝弦四、五至十餘根不等，常調成五六對同音雙弦或再加一單弦，用羽管或手指彈奏。"烏特"在許多國家均有其變體。南北朝時傳入中國的曲頸琵琶，和盛行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琉特，均源於烏特。--《辭海》1979年版。
曲頸琵琶既然遲至南北朝時才傳入中國，那麼，西漢時代的王昭君怎麼會提前好幾百年抱著它前往匈奴呢?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昭君出塞，不過是西漢王朝"和親"政策中的一個小插曲，官修正史中的記載簡而又簡，大約到了晉代，昭君才開始"走俏"起來。
大富豪石崇寫了一篇《明君辭》，他在序中說："昔(細君)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
石崇的這段話成了後世文人墨客們把琵琶與王昭君聯在一起之所本，有好事的畫家更以其文入畫。
這些文人墨客畫家們似乎對石崇話中"其送明妃亦必爾"幾個字沒有予以充分的注意，事實上，石崇自已也說"其亦必爾"，明顯是一種推測。
石崇以後，又有一個虞世南(隋朝人)也認為昭君出塞懷抱琵琶，這恐怕是以訛傳訛。
明朝人陳耀文指出："夫漢送公主，於馬上作樂，季倫(石崇)制詞，意昭君亦爾；未嘗謂昭君自彈也。《圖經》即以《昭君怨》實之，不知何所本也。而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賦辭者多，即以為昭君實事，蓋承前人之誤耳!"(詳見陳耀文《天中記》卷四十三)
根據陳耀文的推斷，參考一下官修的正史，我們對昭君出塞時是否帶有廣義上的琵琶(如秦漢子，如阮咸)都表示懷疑。
退一步說，就算昭君出塞時真的懷抱琵琶，那她懷中的琵琶也只能是直頸的阮咸或秦漢子，而決不會是現代式樣的曲頸琵琶。
文藝創作不能歪曲歷史，倘若讓秦始皇手拿"大哥大"，康熙皇帝腰挂BP機，那麼，畫出來的只能是漫畫，而且是很膚淺的漫畫，不知諸君以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