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霖，重慶人，是獨子，他的父親解放前是基督教聖經公會的牧師，精通英語，解放後斷了經濟來源，節衣縮食把兒子勉 強供到大學畢業。王兆霖重慶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雲南省糖酒副食公司工作，靠子供養的父、母也隨之來到昆明，三口之家相依為命生活得也算安寧。兒子年近而 立，尚未娶妻，是父母唯一的心病。王兆霖中了毛澤東先生的陽謀後，被發配到東風農場監督生產。東風農場位於雲南省紅河州彌勒縣南部，它的前身是一個勞改農 場，1958 年為省級機關下放幹部和一批右派改建為東風農場。意在東風壓倒西風，左派壓倒右派之意，人們只知道在這裡接受改造的右派是勞改犯人。右派們自1958 年2 月被遣送到東風農場監督生產，總數竟達六百多人。這六百多人，從原職務看，最高的是師級幹部，最低的是普通工人；從文化程度看，有高到大學講師的，也有低 到粗識文字，基本上還是文盲的；從年齡看，有大到六、七十歲的，也有小到十七、八歲的；從人際關係看，真是蔚為大觀，有夫妻、叔侄、翁婿、弟兄、表親、同 學、上下級、同事、師生；從職業看，更是五花八門，黨、政、軍、警、法、財、經、工、商、文、教、衛、科、醫……無所不包，更有什麼都不是，還是大學在校 生的。
王兆霖是一個聰明有才幹又極孝順父母的人，開頭一年多每月尚有21.10元的生活費，每月要寄10 元錢給父母，這點錢當然維持不了父母的最低生活費用，老倆口就去攬些火柴盒子回來加工，把省下的錢盡量買些副食去支持在農場飢餓的孩子，此時老倆口唯一的 希望就是兒子早些撤消處分回家團聚。對待所謂認罪他是從來不服的，為了父母他不得不認之。一九五九年東風農場來了個閻王書記，他的生活費一下降了20％， 大飢荒在農場蔓延開來，更是雪上加霜，就這樣他也硬摳，兩月三月寄給父母五到八元錢。這時他父母基本上可以靠糊火柴盒維持最低生活。對兒子歸來的希望越來 越強烈。而王兆霖的摘帽因其父母的歷史和他的「傲氣」而十分渺茫。「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抓階級鬥爭已到了瘋狂的地步，生產隊一些隊長、指導員把僅有的一 點人性都喪失了，一九六七年仲夏，王兆霖就發現自己肚子部分有個腫塊，隱隱作痛，向隊長請假到場部醫院看病(此時他在二隊，又名小平地隊)不但未獲准，還 遭到一頓惡毒的咒罵，說他南瓜吃多了，肚子撐大了，不准!一直拖到近年尾，腫塊一天天大起來，疼痛一天天加劇，才不得不放他到場部醫院看病，初步診斷可能 是肝癌，為確診只好讓他到昆明大醫院檢查。到昆明附一院檢查確診為晚期肝癌，醫生告訴他你回去吧，有啥吃的就吃點，大概可活半年。他回家最後看了父母，強 作歡笑，「檢查後沒有什麼，回農場醫院診治一段時間就好了。」呆了不長的時間就拜別父母，回到農場住進醫院等死。晚期肝癌的王兆霖已經瘦得不成人形，拉著 來看望他的難友的手，眼睛裡流露出無限的憂傷和太多的遺憾，欲哭無淚是那樣地慘烈。他掀開衣服指著腫得高高的腫塊斷斷續續地說：「南瓜能把肚子吃得長腫塊 嗎?我們的命不值錢啊!」難友們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心如刀絞。一九六八年還未到「五一節」，王兆霖在經受了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劇烈痛苦後帶著無限的憾恨走了。四塊破木板釘成的匣子，因他個子高，還短了一截，硬是把遺體胡亂的裝進去，亂葬地裡新添了一座無碑的土墳。
直到一九六八年的大暑節令一個晴朗的早上，還是那樣藍藍的天，居民門匆忙去排隊買有30％包穀粒的口糧，為悍衛毛主 席的革命路線的雲南兩派，在拚命地武鬥，春城響著槍聲。王兆霖的父母隨兒子到昆明後，一直住在這個位於報國街青龍巷的大雜院裡，頭天下午從農場傳來兒子病 逝的噩耗，老倆口就這樣相對無言一直坐到第二天清晨，似乎已無生理上的需求，不喝水，不進食。忽然老倆雙眼相對，凝視了不知有多少時間，老夫妻兩顆心靈的 碰撞，理解了這一切的一切啊!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是這樣地無情、冷漠，留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意思呢?老妻用手攏了攏銀白稀疏的頭髮站起來，走出小屋的門 向大雜院的後院走去。老夫仍然是默默地坐著，他們眼淚哭干了、心操碎了、希望破滅了、現在好了、都結束了……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一個稚氣童聲的嗓音從後院 叫到前院：「不好了，王大媽跳井啦!」一動不動呆若木雞的老夫扭動一下軀體，眼睛一亮，輕輕地說：「咦!你先走了。等著我!」中午單位上喊人來處理了王大 媽的後事。從火化場回來，王大爹並沒有進門，人們看見一個老人坐在南盤江邊的一塊石頭上，從下午直到天黑，深夜，當雄雞從那家的雞窩裡叫出報曉的第一聲， 啟明星高掛在東方的蒼穹，王大爹站起來一躍投入奔騰的南盤江，隨著流惡難盡的江水消失了。
若干年過去了，知道的都說，東風農場六百多名右派，最慘的是王兆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