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令人心寒的統購統銷
那是在1953年的"統購統銷"時。說是統購統銷，其實是只統購不統銷，起碼對農民是不統銷。共產黨歷來是說人話不干人事的，當時的口號是賣餘糧，實際上是連農民家裡的壇壇罐罐都翻遍了。那時我13歲，正在我姑奶奶家讀高小，每頓飯吃蘿蔔絲子，一點米面都沒有。我家因為我父親在供銷社工作，生活自然好的多。每星期回家挎一箢斗米面，每頓飯姑奶奶只給我糊（貼在鍋上）一個小餅子，一旦聽到門關響，趕快將小餅子扔到被子裡去，戰戰兢兢的怕搜查隊的人來搜查。後來一段時間這個小餅子也不敢做了，讓我跟他們一起吃蘿蔔絲子，每天餓的昏昏沉沉。一天晚上上晚自習，餓的走不回來了，幸虧一個年紀比我大四歲的大姐姐，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小把花生米，她沒捨得吃，給我幾粒才使我度過了難關。
說起來還真是笑話，即使這樣我還是惡黨的幫凶哪！奇怪嗎？不奇怪。從1949年邪黨掌權後，除去大規模的鎮壓地主資本家、鎮壓反革命、鎮壓各種宗教以外，就是大量的無孔不入的造輿論，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建設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人民的天堂，毛某某是人民的大救星等等。這樣就給人造成一種信念：惡黨表面上做的好事當然就認為是好事，惡黨做的壞事也就認為是好事，因為它說那是為了將來的大目標的。
回顧一下我們中國人有幾個不受騙的、又有幾個不當幫凶的？何況我是那樣的小小年紀，從49年到53年，我已經接受了它五年的正規洗腦了，家裡的人又是所謂革命幹部，很難跳出它這個邪圈圈的。因為學習好一點，被選為邪黨的邪惡少先隊的大隊長，怎麼能不很好的表現呢？也許骨子裡嚴重的名、利、顯示自己的劣根性在起作用。
每過幾天都要開大會，鬥爭那些所謂"有糧不交的反動分子"。區裡有個王武裝幹部主持會議，手槍在桌子上摔的啪啪響：民兵都背著大槍，將"不交糧反動分子"用繩子綁的一串串的，有的還用鐵絲穿著梭子骨，鮮血不停的往下滴。我是大隊長啊，是惡黨的後備軍啊，惡黨要幹的事怎麼能不積極呢？所以就助紂為虐，帶頭喊口號："有糧不交砸爛狗頭"。有一個外號叫獨錘的人，是在國共兩黨內戰時，為惡黨賣命，失去了一個胳膊而得名，統購統銷時也被五花大綁的綁了起來。可見，惡黨要鬥誰是不管你有沒有功，也不管你有沒有罪。其實它們所講的罪名都是憑空捏造的，是為了達到他們挑動群眾鬥群眾、奪財、奪權、鞏固獨裁政權為目的的。
天真的孩子，開始喊的人還真不少，後來漸漸的就稀稀拉拉。再後來我也不喊了。孩子儘管是被洗腦了，但還是有大腦的。我們也逐漸發現所謂"交餘糧"的說詞與實際根本就對不上號。距離我上學的村莊十幾里的一個村子，因為搜查隊從他家裡翻出一瓢米，被民兵綁到會場鬥了一晚上，他受氣不過，當天晚上回去上吊死了。
有人認為這是下級幹部亂來，黨的政策是好的，毛某某是好的。這也是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這樣想的。天真的中國人啊，我們都受騙了啊！
為澄清這個事實，我把張戎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向農民開戰"一章的部分內容推薦給你們，她在書中寫道：
為了擠出農產品以供出口，毛政權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統籌統銷"政策。中共宣傳說這是為了糧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積居奇。還說國家只是購買餘糧，農民會有基本口糧留下。這一政策實際上是把農民的產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維持生存和再生產的部分。毛政權定了個人均‘口糧'標準，依據的是傳統南方農村"不飢不飽"的水準：四百斤‘貿易糧'。但這個標準很少達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糧僅為三百八十一斤。對農民的口糧，毛說：‘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糧食就夠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糧食'。
民盟中央的周鯨文下鄉調查，問起北京西郊一位老農民收穫的情形。老農說："收成還不錯，那有什麼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飽。""土改分地以後，我分了這塊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幾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糧叫政府號下了。先交公糧，然後統購，給你剩下的糧食簡直不夠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個月的糧，全家是吃稀粥，煮點野菜，雜七雜八混吃一頓。統購賣糧所得的那點錢，還不夠完雜稅，和各樣官派的開銷，什麼冬學費、清潔費、村公所辦公費、報紙費、買公債等等，這些費用是說不完的。你想賣點餘糧的錢能夠用嗎？
在毛的故鄉湖南鄉下，一個軍屬說：‘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糧，實際上誰也沒有那麼多。'‘到頭來我得挨幾個月的餓......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鄰居，他們也是這樣。"國家對農民說，糧不夠吃的可以買"返銷糧"。返銷糧遠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毛還不斷告誡幹部們：‘現在有的地方糧食銷多啦！'對農民挨餓，毛的答覆是要農民用餵豬的‘薯葉填補'。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農民吃少點，吃稀一點，國家則要儘可能減少銷售，以免在一般農民有糧季節吃得過多'。
薄一波後來說：‘國家徵購過頭糧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生產的糧食，大多都給收購上去了，所剩無幾。'他還說：統購中‘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象都發生過'。
這樣的暴力早在毛預料之中，他和徵購政策的策畫人陳雲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特地討論過這項政策的嚴酷後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徵糧是打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毛要以農民為敵，特別說：‘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
陳雲接著向各省管糧食的傳達毛的指示，要他們準備全國一百萬個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萬個村子，出現'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陳雲叫在座的放心，這是不會危及共產黨統治的，他舉例說：滿洲國也搞過嚴厲的強行徵購，‘但就是這樣，如果蘇聯紅軍不出，滿洲國還不倒。'換言之，共產黨是垮不了臺的，不管它怎樣對農民巧取豪奪。
徵糧制度實行一年之後，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國已是一片天怒人怨。無數報告飛向毛的案頭，報告說農民如何‘吃樹皮、草皮'，如何‘賣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中共設有若干從基層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這個大國，必須隨時瞭解真實情況。中央警衛團戰士回家探親，毛要他們寫報告，講村子裡的情況。他們筆下出現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圖畫。有的說：‘缺糧戶達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沒有東西吃，只好吃樹葉。有的說：‘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各地的反應還有：‘社會主義在哪裡呢？現在就不給油吃了！'‘光叫生產加油，沒有油吃還加油呢。'‘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光了'
當時在廣東省任職的趙紫陽，在調查報告裡描述基層幹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辦法逼著農民交糧。有一個村子‘將一老嫗封在屋內，至上吊自殺'。在他調查的高要縣，‘全縣因逼糧造成的自殺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義感，有勇氣的人上書毛和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給毛寫信說，他的江蘇家鄉，‘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農民特別苦，農民說：我們吃不飽，哪有力氣去種田呢？'毛不為所動，反而整黃炎培，說：‘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還理直氣壯地說：‘缺糧戶，也不是一年到頭都缺糧，頂多缺四個月'，‘頂多六個月'。有的高級幹部用‘良心'這個概念懇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責他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為了便於徵糧，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國農村實行合作化。沒有合作化，個體農民是先收穫，再上繳給國家。這就使農民可能藏糧。中國農民有幾億，要挨個檢查談何容易。合作化後，收成從田野裡直接到國家手裡，再由國家分發給農民，國家對收穫全盤控制。合作化對毛的另一個好處是能監督農民勞動。個體農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自己的事，合作化後就身不由己了。
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要今後農民幹活時間加倍，婦女下田做工：‘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河一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後，可以做工兩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後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為了強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我主[張]‘多抓'，‘大捉特捉是重點'。"
我去年到我的叔父家去探親。他是一個1949年隨軍南下的老革命，八十多歲的老人，曾當過惡黨某某縣的縣委書記。他跟我說了一個我從來沒聽說過的消息，他說"老毛沒幹一件好事，出夫（國、共兩黨內戰時，共產惡黨強迫農民給它運糧草）他也要殺人"我問："為什麼？"他說："殺雞給猴看，這樣誰還敢再不去。"可見惡黨的斗農民早在國共兩黨內戰時期已經開始了。接著他又說："鬥地主時，有個地主沒有罪，也是要殺的對象，我和另一個人想保下，結果不但沒保住，差點送了我們自己的命。"
我一說退黨他不僅毫不猶豫的答應，還說："我早就看透了這個東西（指惡黨）不是個好玩意，我一直不讓你妹妹、弟弟入。"說來也確實是出人意料，一個曾經幹過共黨縣委書記的老革命，其子女沒有一個是共產惡黨黨員！難得啊，難得！！看來我們中國的明智之士還是大有人在的。
二、"全光政策"的合作化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搞革命首先就是號召農民奪地主的土地。那可不是真給你，只是一個誘餌，引導你幫他奪完權以後，全部都得給他吐出來，因為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共產；只共地主、資本家的產而不共農民的產，那叫真共產嗎？人們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被它一時的小恩小惠迷住了眼睛，忘記了它那個大目標--共產。工人本來就沒有產，只有一個飯碗，剛開始還需要他們幫它鞏固政權，所以這個飯碗還得留一個時期的，需要時，該共也是要共的。
共產黨之所以說它惡，就是它每做一件壞事時首先打出來一個美麗的騙人的招牌，像統購統銷、明明是全部劫走，還說是"賣余量"，合作化明明是強迫，還說是"入社自願出社自由"。入時誰自願了？誰自由出了？一個沒有！土地沒收了，農具歸公了，牲畜牽走了，樹也砍光了。
我村的西面是一條河，河岸上的樹也伐光了，村西北的李姓的一片秋樹，是上等的木料，直徑足有四、五十厘米粗，聳天高，全部伐淨。只鬧的一個好端端的農村雞飛狗叫、殘牆斷垣、爹哭娘叫，一派荒涼景象。
剛開始是初級社、高級社，還沒吃食堂，每家每戶還有一口鍋。到人民公社時，全隊都吃一鍋飯，每家每戶連鍋都沒有了。古人有句話叫砸鍋賣鐵，意思是已經窮的什麼都沒有了，只有一口鍋也賣掉換飯吃。毛澤東在蘇聯吹下牛皮，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拿什麼超呢？一貧如洗。就先煉鋼鐵吧，鋼鐵哪裡來？現開採鐵礦也來不及啊，唯一的家當就是農民那幾口破鍋了。好處是大帽子都是現成的，隨時都可以給那些認為需要成敵人的人戴上：誰不砸鍋誰就是反革命。誰肯當那個反革命呢？大家只得忍痛割愛了。
我們本家有一對老夫婦已經都八十多歲了，"倚老賣老"不服從"偉大領袖"的號召，拒不交鍋，隊幹部親自登門將鍋揭走，老人坐在地上哭。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杜甫的《夜投石豪村》"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哭"的場景。從此農民地也沒了，牲畜也光了，僅有的一口鍋也砸了，真是家徒四壁了。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恐怕也沒有這樣徹底吧？！
我們公社有一個十幾戶的小村子，從幹部到群眾就是咬定了牙關不入。60年全國鬧飢荒，吃糠咽菜，餓死人，而這個村家家戶戶倉滿囤流，逃過了一劫。這哪能行呢，你們吃飽了別人餓肚皮，這不是不平等嗎？於是就在63年，全公社組織了幾十人的工作隊伍，開進了這個村，平均每戶住三至四人，吃喝拉撒睡全由所在戶承包，只要不入社就不走--當年鬥地主的那種無賴、流氓的嘴臉又一次暴露無遺。
時光轉到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共產黨已經執政三十多年了，也就是毛澤東已經執政三十多年了。在歷史上不管哪個朝代只要有三至五年的和平安定時期，都會國富民強，從國家到民眾都會倉滿囤流，可是直到上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人民依然餓肚皮，窮的每人只能分六尺布票，生產隊連個大隊辦公室都蓋不起。活人已經連骨髓都吸乾了，這就臨著斗死人了，美其名曰："老社員投資"，將祖宗的祖墳都挖了，用祖宗墳墓的磚快、棺材板子蓋辦公室、學校，做課桌、門窗。現在看來，真不知當時的人在那樣的環境裡上學、辦公會有什麼感覺？即使不怕鬼也該怕細菌吧，可能窮到極限了也顧不上那麼多了。
三、農民--地地道道的奴隸
這樣以來，全國的每一個人的吃穿住行，全被共產黨管起來，實際是被一個人管起來。這個人就是黨的魁首。他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全國的錢他可以隨便花、糧可以隨便拿來支援外國，哪怕是全國人民都餓肚皮。君不見中越反擊戰時從越南倉庫里拉回來的大米原本都是中國的。全國人民都成了他一個人的奴隸，農民是這奴隸的最底層。不是嗎？
我當了多半輩子農民，我真切的知道這農民奴隸的滋味：每天早上，天濛濛亮，隊長鐺鐺敲鐘了，農民們抗著锨镢、推著車子、拿著各種工具到村頭的奴隸市（過去，農民把這個地方叫工夫市，即是打短工者聚集在一個地方，等待顧主來掏叫的地方。我把它叫奴隸市）。青年朋友們，你們說這情景象不像奴隸呢？一天干到晚，一年四季，沒白沒黑的幹，一年下來，每人能分二至三百斤紅薯干。錢，微乎其微。惡黨給你規定了三個方面的標準：口糧、飼料糧、種子糧。
作為一個農民，地是我種的，按照邪黨鬥地主、資本家時的話說：地是我們開，糧是我們栽，廠是我們建，機器是我們造，我們不吃誰吃，我們不要誰要。可是到邪黨統治的時候，農民就說了不算了，你種地干種、白種，它就不給你講這個理了，口糧它給你定個數。按照剩餘價值理論，這是剝削了什麼價值？飼料糧是按照你養豬的多少分配幾厘至一分土地，還不准你把肥料施到飼料地裡，叫作一罐尿兩條道，施到生產隊的土地裡就是走社會主義，施到飼料地裡就是走資本主義。大家想一想，農民自己種的地，打下糧食來自己吃多少自己說了不算，要聽黨安排，連豬都不如。當你去餵豬的時候你能給它定量嗎？
從1972年到1980年，我曾經在一個鄉鎮工作過。這個鄉鎮只有三萬人口，1973年全鎮全年交徵購任務250萬斤，平均每人83斤；1974年增至400萬斤；1975年增至500萬斤；1976年600萬斤，平均每人交任務300斤，而每人的口糧只有三百至四百斤。現在看這個數字可能大家覺的不少，因為有許多副食品，可在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付食品，那可是純純淨淨的三百斤啊！而且大部分是紅薯干。大家想一想，農民的交糧任務憑什麼法律一年一年的加碼成倍的增長呢？按照惡黨的剝削理論，這是什麼呢？當然，用剝削這個詞是不恰當的了，應該叫奪叫搶才合適。
有的朋友可能會說：他們不是給錢了嗎？可是，他給了多少錢？按照什麼標准算的？是按照所謂的剩餘價值標準嗎？當然不是，完全是信口開河。就這個農產品的價格而言，工農之間的剪刀差是天文數字。（這裡不是說它對工人好，其實工業產品雖然按標準定價，但工人也並未得到多少利益，在50年代，一個技術工人，每天可為國家創造200至300元人民幣，而工人那時每人每天的工資只有一元多一點。其餘全部都叫惡黨拿走了。）
四、將農民都趕進火坑裡的大躍進
說來也很神，1958年春天不知從哪裡傳出這樣一首童謠，也叫兒歌："少種工分多做鞋，七月八月跑起來"。當時還開大會批判，說這是階級敵人搞破壞，可是到七月、八月真的跑起來了。農民都不種地了，全部去煉鋼鐵，除去有病的老人、產婦、其餘的凡是能動的全部都去運煤、挑鐵礦石、建小高爐、煉鍋鐵。那時我正上中學。學校的背面是一條公路，基本沒有汽車，十幾行人，人擠人，多的我們放學回宿舍都要等很長時間。有的挑著筐子，有的挎著婁子，不是運煤就是運鐵石。人來回串，人民大旅遊、鐵石大旅遊、煤炭大旅遊。一個星期天我回家，我只有十五歲的妹妹在家肚子痛，隊幹部也不放過，逼她到離我們家五十多里的七寶山去運鐵石。沒辦法我只好替她去了。一路上地裡的糧食都沒有收穫，大豆粒子暴了一地，黃澄澄、金燦燦的，真讓人心痛。紅薯（我們叫地瓜）最後都挖坑埋在地裡，凍了爛了之後才讓挖出來吃苦地瓜。
連續胡折騰了幾年，農民連樹葉都吃光了，樹皮都沒有了，草根也吃光了，只有等死的份。這裡插上一個小插曲，共產黨斗農民，學生與農民息息相關，也脫不了挨斗的份。當然我說的這種斗是間接的鬥。
我們除去要停課晝夜煉鋼鐵以外，還要種衛星田。學校拿出二畝地，讓學生輪流深翻一丈二。然後，一層草、一層土、一層糞的填上。這樣比沒有深翻的土地高出一米多。每畝地下200斤麥種，計畫畝產小麥25萬斤。你可不要認為這個數字是憑空捏造的，它可是有"科學依據"的。他們說：一個麥粒可以長60棵小麥，一棵小麥可以長一個穗，一個穗60顆粒，一斤小麥有多少多少粒，這一算幾百萬斤出來了，除去風毫、天災，產25萬斤沒有問題。可是25萬斤是個什麼數字，如果每包小麥200斤就是1250包。每畝地666平方米，每平方米接近兩包小麥。真是睜著眼說瞎話。結果，小麥種上後因為水肥過分充足，麥苗瘋長，到第二年的清明已經半米高。下種又太多，麥苗太厚，不透風，全都爛在地裡，只好一段一段的割了餵羊。畝產不足一百斤，連種子都沒產出來。如果誰說產不出來，或者一個稍有良心的幹部能堅持真理說句真話，右傾的帽子馬上就給戴上了，開大會拔白旗的事是經常有的。
有一次是在我們村北的談家莊開大會，台上的主持人宣布拔白旗的名單。有一面銅鑼敲的荒啷荒啷的振天響，那陣勢就像要處斬犯人似的，令人毛骨聳然。你說在這樣的白色恐怖面前誰還敢說實話？一個生產隊一天一宿上報種一百多畝小麥，實際都把麥種扔在地裡。一個小高爐煉多少多少鐵，實際是把鍋砸碎，再用爐火燒成個，成了鐵琉璃，哪來的鐵啊？全都生鏽爛掉了。
從58年到61年是中國的歷史上最難過的三年，61年春則是中國農民最悲慘的生離死別。我那時因生活所迫已經不上學了，祖父、祖母、兄弟五人、一個妹妹，母親常年有病，父親在供銷社工作。按道理講，有一個在供銷社工作的父親，比一般人來講已經是"得天獨厚"了。可是即使這樣的優越條件，家里根本就沒有糧食，有時父親不知從何處弄點似綠豆而不是綠豆，比綠豆小很多的叫做苕子的草種子。一家人如獲至寶，可以吃上幾頓飽飯，其餘時間只能喝菜湯子，吃乾紅薯蔓子。這東西上鍋一烘，再用碾碾成粉狀，加水用手作成拳頭大小的團團，上鍋蒸熟，吃起來很苦，不吃肚子餓。還有一種草叫茅草，它在地下生了很長的根，有點甜，不難吃。可是這東西很難碾成粉抹，吃起來瘌嗓子。
再好一點的就是刺槐葉子，鮮的當然好吃，可是上那裡去弄鮮的，連樹根都刨出來燒火了。不知我父親從何處弄來的干刺槐葉子，吃起來還有點香味（那時的感覺），可是大便卻成了問題。祖父吃了後拉不出來，我就用指頭給他一點一點的摳。吃的東西沒有營養，當然吃的就多，所以一家人個個頂著個大肚子，肚皮薄的像紙，青筋露在外面，別說是幹活，連說話都沒有力氣，三弟的頭都已經抬不起來，死神在向每一個人招手，人生到了盡頭。
難道就這樣等死嗎？我一天到晚大腦沒有別的，只是想吃的問題。也許是人不該死當有救：我家的南屋就是隊裡的倉庫，裡面存著許多紅薯干。門底下有個一尺左右的縫隙。我端詳著小孩子完全可以爬進去。這天正好下雨，我與十三歲的二弟一起去盜倉庫了、、、、、這才保住了我全家人的命。而其他的農戶卻餓死的已經不計其數。據說沙南莊被餓死八十多人，十里鋪餓死七十三人。好多村因餓死的人太多沒有人往外抬。土地廟都挨不上號。
那麼，倉庫裡有糧食為什麼不分給社員呢？這就是惡黨的邪惡之處。朋友們，我們都看過許多歷史故事，凡是災年政府都是要拿出國庫的糧食來賑災的，可是共產黨卻在60年代人為的大災荒之年不捨得拿出一點糧食救濟人民，而是如往年一樣的大量的出口糧食，來換取外匯，造原子彈。1960年出口的糧食可以使三千萬人吃一年。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們少出口三分之一，把這三分之一的糧食救濟群眾，我們能餓死四千萬人嗎？毛某某不是說頂多缺四個月的糧食嗎？醫學家講一個男人七天不吃東西就會死亡，那麼四個月要死幾次呢？請毛某某一天不吃東西試一試？"大救星"就是這樣視人命如草芥的！！
就是我上高小的那個村子，有一位能為民做主的公社付書記蹲點。他看到農民太苦了，但又不敢明目張膽的分糧食，就讓隊長再將已經脫了幾次粒的麥草再脫一遍。隊長說："已經脫了三次了！"書記生氣了，說：倉庫裡不是有嗎！還得我說明白了嗎？"然而這樣的好人，惡黨怎麼能容的下呢？很快他被拔了白旗，攆回了家。
五、如此創政績
日月轉到了八十年代初，鄧大人上臺了。被毛鬥出一點聰明來，看到共產黨已經走進死胡同，不改革一天也活不下去了，於是在經濟上搞了一點改革開放，但是在政治上還死死的抱著共產黨、馬列主義的殭屍不放，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兩張皮。農村搞了土地大包干，部分的還權於種地的農民。但是，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沒變，只要它執政，它就絕對的不會變，否則，它就不叫共產黨。
農民有了地了，積極性來了，可是種什麼不種什麼，什麼時候種什麼時候收，一度還是黨說了算。共產黨是主張爭第一的。有一年小麥還沒完全落花，縣委的一個付縣長就到某鄉催收了，說今年的小麥如往年不一樣，看起來青青，實際已經熟了。逼著農民殺青。打多少糧食他不管只管完成收割任務，好提前交糧，在全省爭第一名。
大約是1982年秋天，這時我已經是某某鄉鎮的一個幹部，一個臨鄉的某某村60多歲的老人流著眼淚來找我，說：他們村為了按時種小麥，不管玉米熟不熟全都殺。他覺得好不容易到口的糧食，還不熟就殺怪可惜的，儘管小麥早種一點可能有好處，但不絕對，有時早種了會長過苗，也會有壞處，何況來年氣候是個什麼情況？是否對小麥適宜？能不能增產還是個問題，不如先把到口的東西弄回家，來個保險的，不同意殺青。支部書記大怒，找來拖拉機，後面綁上一根長桿子，到這個農民的玉米地裡來回跑，把他家的玉米全部攆倒。估計也只有六成收成。我作為共產惡黨的一個一般幹部，儘管當時對這個惡黨還認識不很清楚，但是從感性上已經對其所作所為非常反感。我深知這是從上到下貫穿下來的，一個小老百姓告狀是找不到門的。我給老人講道理，他不聽，非讓我給他寫訴狀。我說：我不會寫訴狀，可以給你寫個材料，你拿著這個東西再去請律師吧。從此以後再沒有回音，估計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六、特色的鬥爭
搞改革開放了，土地可以買賣了，各級政府引進了許多企業家，蓋了許多廠房，佔用了農民的土地。可是農民的土地農民說了不算，給多少錢？佔用多少？農民無權過問。全都是當權者黑箱操作。
前天我到一個朋友家，正巧朋友家找了兩個民工在嘮嗑，一個說："現在好了，國家規定種地不收稅了。"那位民工冷笑了一聲說："是不收稅了，可你也沒有地種了啊！每人一季度一袋子面，60歲以後每人每月30元人民幣，吃都不夠還交什麼稅呢？"我說廣東汕尾因為國家要建電場，佔用農民的土地，報酬又不合理，農民組織靜坐抗爭，羅乾親自指揮動用了坦克、機槍，當場打死70多人。你們不抗爭是保住了自己的命，可是卻以子子孫孫的命根子為代價啊！！另一民工說：到頭了，共產黨到頭了，再這樣折騰下去，都得喝西北風去了！
後記
惡黨統治我們中國幾十年，鬥地主、斗資本家、斗知識份子、斗農民、斗所謂的階級敵人、斗各種宗教、斗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毛澤東鬥了一輩子，它死了鄧小平接著斗學生，鄧小平死了江澤民接著鬥法輪功，江澤民還沒死胡錦濤繼續鬥。無論它要鬥誰何曾有什麼原因？只是它認為需要就是原因。所謂階級敵人何曾有個標準，只要惡黨頭需要就是標準。到今天為止誰還能說我沒挨過惡黨的斗呢？地主、資本家還有個莫須有的罪名--"剝削"，農民的糧食不是剝削的吧，知識份子的知識不是剝削的吧，法輪功學員煉功不曾剝削吧，可是它要鬥你就沒商量。斗誰不鬥誰只是個時間問題。
一上來我曾說過工人的飯碗暫時還是要留著的，現在不也被它們給打破了嗎！！工人下崗失業不是我們當今社會的最嚴重的問題嗎？原因在哪裡？改革開放應該說是惡黨走進死胡同之後的一個明智舉措，但是，惡黨的搶錢搶物的本性不改，以改革開放為名搞了一個財產再分配，將大量的國有資產鯨吞為己有，高層利用其子女到處圈地，各基層企業通過各種手段把集體財產劃歸己有，廣大工人就只有下崗的份了。到今天為止惡黨已經把中國人斗遍了，斗來斗去把它自己也鬥垮了，它已經坐在火山口上了。
最近民間有一首童謠："2008，火山爆發，祝你全家變成烤鴨。"是政治火山還是瘟疫火山，我想二者兼而有之。惡黨惡事做絕，政治已經動盪不定，各種矛盾一觸即發。除此之外還有個"人不治天治"的問題，禽流感傳染到人就是一個可怕的預兆。大家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凡是壞了的東西都要被淘汰掉，惡黨太壞了，誰在裡邊誰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就是被淘汰的一分子。朋友，快快退出惡黨吧，給自己選擇個美好的未來！！
2007、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