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後，中共建立的最有名的割據政權就在延安了。那個時期的延安號稱"革命聖地"，但卻因領導與群眾的明顯不平等而為人詬病，特別是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整風運動，更是為中共統治大陸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起了個壞頭。
正如《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記述的那樣，抗戰時，許多熱血青年聽信了中共的宣傳，懷著對國民黨的不滿，對共產黨的嚮往，先後奔赴延安。剛到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有個青年回憶道："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歌聲開始激盪。
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秘，為之顛倒。(延安頌) 的歌聲響徹全城，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著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著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佣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的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裡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被留了下來，主要為特權階層服務。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裡唯一的一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員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人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小包車"，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都以為這"是宋慶齡從國民黨地區搞來，專門送給毛澤東用的"。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權是人們耿耿於懷的敏感東西。一天，老朋友曾志來吃晚飯，飯後毛請她再來。她衝口而出："那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裡來會餐！"毛收住了微笑，顯得有些尷尬。
黨是這樣向年輕的志願者解釋等級制度的："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
特權體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產黨人和戰俘，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有權過性生活：最高領導野阪參三。一位當時的戰俘對我們說："毛澤東希望他過得心情愉快，所以給他找了個女同志作他的伴侶。我們沒提意見，沒公開提意見。大家是有意見，只是藏在心裏。"
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農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識份子幹部就聰明多了，他們不說"回家去"，而是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當然絕大多數不會批准。
司馬璐在醫院裡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為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裡。"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准，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裡來。"
這時，有個好事的幹部走過去，指指兩個江西佬胸前挂的"長征紀念章"，對他們說："同志，記得你們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呀！""這個東西有屁用，我們死裡逃生，受傷十幾次了，現在人家陞官的陞官，有好吃好穿，我們為的什麼，還不如回家種田去。"對年輕的志願者們來說，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來面臨處決。大部分也就斷了走的念頭，留下來了。
就是這批人毛澤東得用來做他的權力基礎。顯然，他們不是權力基礎的材料。要他們為中共衝鋒陷陣，毛得從根本上改變他們，重新塑造他們。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們的帶頭人、三十五歲的共產黨員作家王實味開刀。王實味曾翻譯過恩格斯、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報紙《解放日報》連載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實味寫道：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為什麼呢？我們生活裡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王實味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X X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自己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挂帥，還是馬克思挂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報社受到整肅。
王實味又把更尖銳的思想寫到牆報上。毛澤東允許牆報存在，給青年知識份子一個透氣閥門，說話的園地。對毛來說，它的好處是讀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風吹雨打，撕去覆蓋，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來。
王實味在牆報文章裡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髮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已經不光是反對特權等級，而是鼓動人們"造反"了。
王實味的牆報被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間，毛澤東打著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看到激動的人群，感到了王實味極大的號召力，當即決定狠整王實味。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王實味稱王稱霸"，"王實味在延安挂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 ，我們打了敗仗。"
毛理屈詞窮，只好給王實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實味從前私下說過一些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話，如說托洛茨基是個"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愛"，在蘇聯清黨時"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些話現在被公開扯出來批判。王實味被關押。
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王實味被弄出來見他們，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機器人。記者魏景蒙寫道："他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戚激不盡。"記者趙超構注意到他："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
王實味的審訊者之一後來透露王實味說這番話是奉命，出於無奈，"他見了記者回來以後，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王實味被帶上，途中被處決。
那是個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歲。一九四二年，拿王實味開刀後，毛殺雞儆猴，要年輕的志願者們參加一場場批判王實味的會。但毛髮現他們沒有被嚇住。王實味畢竟跟托洛茨基主義有些瓜葛，而這些青年人很多連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延安剛開始批托洛茨基時，為了幫助人們記住這個俄國名字，康生說："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
"托派"這頂帽子對年輕志願者們沒有恫嚇力，毛和康生另闢蹊徑。那年冬天，他們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毛澤東把幾乎所有志願者都當作特務嫌疑犯關起來。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裡，可關三千多人。(毛有一住處也在那裡。)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佔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志願者們被逼著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裡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 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裡，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 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臺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聾的凶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