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對這篇文章有興趣，有兩點原因；一是我本身對文革非常有濃厚的興趣，而紅衛兵運動則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二是我一直在強調對文革歷史的反思，並多多少少寫了一些倡導反思文革的文字。而冉兄的這篇文章中，我的這兩個興趣點都蘊涵在其中，自然吸引我關注。
1966 年7月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受上級指派到北京各中學的工作組紛紛撤出學校，7月31日，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宣佈成立，由紅衛兵組織和工作組指派建立的" 革命師生代表會"接管了學校，負責學校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級的學生首先發起了揪鬥學校領導的暴力行動，由於學校當時 沒有校長，紅衛兵的鬥爭矛頭自然針對了當時已經被停職的幾位學校領導人，她們是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玉冰。一名女 紅衛兵小將首先將正在打掃廁所的副校長胡致濤揪出來，將一大瓶墨汁從胡致濤的頭上倒下，然後將五名學校領導揪到大操場上，給她們戴上了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 子，並在她們的脖子上套上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女紅衛兵小將們把被批鬥者，也是曾經教育他們給予他們知識的學校領導拖到了水泥台上， 強迫她們一字排開跪下，並高喊"打倒黑幫"的口號，大聲"揭發"和"控訴"。有紅衛兵從木工房拿來了還帶有釘子的桌子和板凳上的木條，還有女小將飛快的去 開水房提來了開水，這帶釘子的木條和滾燙的開水，都是即將用來"鬥爭"黑幫的工具。
接著，五位原學校領導被紅衛兵拖下來 "遊街"，紅衛兵強迫她們一邊敲打破簸箕一邊不停的說："我是牛鬼蛇神"，後來紅衛兵要求他們挑土，以作為懲罰，而卞仲耘副校長挑的裝土的筐子裡，沙土裝 的更多一些，她挑不起來這麼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紅衛兵們抄起帶釘子的木棍，向五名被批鬥者劈頭蓋臉的打去。卞仲耘副校長因為在副校長裡排名第 一，是當時學校的最高領導者，也就是所謂的"黑幫頭子"，她被打的最慘，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了知覺，大小便失 禁，躺倒在宿舍樓門前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女紅衛兵踢打踩踏著她的身體，並且往她的臉上扔髒東西，還大聲咒罵道："你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 你！"
到了下午五點多的時候，有人叫來了校工，把卞仲耘扔在一輛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上，然後推出學校北門，這時的卞仲耘已經是兩條胳膊紅 腫並且佈滿著條條血痕，眼睛睜著，但瞳孔已經沒有了反應，嘴巴還緩緩的吐著氣，胡致濤副校長看見這樣的情景，建議紅衛兵趕緊把人送去醫院，否則會有生命危 險。紅衛兵對她怒吼："黑幫！你如果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到了晚上七點多的時候，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北京"新市委"，這才將卞仲 耘送到和學校一條馬路之隔的郵電醫院，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死亡多時了。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接到通知後急忙趕去醫院時，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 傷的冰冷屍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的很大，且全部呈烏青色。當時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頭目和"革籌會"頭目見了王晶堯，王不認識這些年輕的面孔，於是請 求寫下他們的名字，這張有七個名字的紙片，王先生一直保存，而在這七個名字的第一個，就是宋彬彬，當時北師大附中高三的學生，學校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而 當時負責與王先生及家屬處理卞仲耘後事的學校紅負責人之一的某女學生，也是後來身居高位的某中共領導之女。
由於卞仲耘是文革初期北京第一例 被虐打致死的事件，在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北師大附中"革籌會"的負責人和宋彬彬等來到了北京飯店，向當時的北京"新市委"負責人匯報了卞仲耘死亡的 事件。十三天後，也就是1966年的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偉大領袖在城樓上檢閱了100萬紅衛兵。也就是在這次活動中，宋彬彬與部分在文革初期 具有強烈的造反意識的紅衛兵登上了以往只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或者是國外貴賓才有能出現的天安門城樓，受到了中共領導人的接見，並與之握手交談，北大附中紅衛 兵負責人彭小蒙在這次活動中，代表全國紅衛兵講了話，而北師大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則在萬眾矚目中，將紅衛兵的袖章套在偉大領袖、紅衛兵的紅司令的手 臂上。在後來看到的一些記錄片中，一個高分貝的女紅衛兵的聲音在《大海航行靠舵手》樂曲的背景下，激動而狂熱地鼓動著： "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帶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 嘛！"在這次檢閱紅衛兵的大會上，來自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和來自北師大附中的宋彬彬成了天安門城樓上最令人矚目的紅衛兵，而在他們兩人的背後，一個是北京最 早開始暴力毆打老師和同學的學校，一個是最早打死了校領導的學校，在這樣的背景下，偉大領袖對他們說："要武嘛"的意義，就遠遠不是關於一個人改掉名字那 麼簡單了。
8月18日之後的第二天，在當時佔有主導革命輿論導向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了名為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帶上了紅 袖章》，這篇文章中通篇是暴力革命的話語。文章說："過去，修正主義的教育制度緊緊地束縛著我們，想把我們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圓，把我們磨成不敢造反的文 質彬彬的書獃子。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從"彬"到"武"，這反映了人們思想的一個大變 動，反映了革命的小將們在成長，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隨後，北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也就是早這句 "要武嘛"之後，北京的紅衛兵暴力行為更加有持無恐，打人甚至打死人的事情開始大規模的發生，當時所有的中學全部都有學生虐打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的事情 發生。北師大附中所在的西城區僅僅在1966年8月下旬，就有333個人被紅衛兵打死。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有一份名為《把舊世界打個 落花流水》的文件，列舉了紅衛兵的"功績"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共打死了1772人，這個數字至少有兩個方面的解釋，第一是卞仲 雲的死亡並不在這個數字裡，第二是當時北京至少打死了這麼多人。後來這種被當局鼓勵的暴力擴大到全國，僅我所在的陝西省西安市，就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學生將 已經調到其他學校的老師揪回來虐打三天最後致死的"王冷事件"，而西安市第九中學更發生了紅衛兵學生將汽油桶綁在老師身上然後點燃，將老師活活燒死的慘烈 事件。
我們現在還沒有更具體的史料來證明宋彬彬在文革中親手虐打了多少人，還無法證明她有打死人的行為，但是只要記得八一八紅衛兵狂熱的天 安門廣場，只要記得給偉大領袖帶袖章的照片和當時充滿湖南口音的"要武嘛"的最高指示，就不應該忘記宋彬彬或者宋要武這個名字，不能忘記這名字後面的卞仲 耘副校長的死亡慘狀。
同樣是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同樣是目睹"卞仲耘事件"的發生，宋彬彬和王友琴兩位女士的差別有著天壤之別，宋彬彬女士 在簡歷中說自己"校學習時熱愛學習，熱愛集體，關心同學，尊敬師長，嚴格要求自己，積極參加社會工作，高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 接見紅衛兵時，為主席佩戴上紅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後響應國家號召去內蒙插隊；十年動亂後，出國求學、工作。"但就是這麼一個"優秀"的女學 生，卻從來沒有對自己有絲毫的反思，從"卞仲耘事件"到"八一八大會給領袖帶紅衛兵袖章"，從"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到北師大女附中改名"紅色要武中學"， 這些似乎都只是水中月、鏡中花一般，又好像是鉛筆寫錯的字一般，用橡皮擦掉，就什麼痕跡都沒了。
而當年同樣也曾就讀於北師大女附中的王友琴 女士，在目睹了卞仲耘之死後，將這血腥與暴力的事件銘記於心，文革結束後，王友琴以當年的高考狀元的分數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而與此同時，王友琴開始繼 續追尋當年發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與案例，從卞仲耘到李文波，從北京擴大到全國，從學生打老師到學生打同學，從受迫害者被紅衛兵虐殺到受迫害者 的自殺，這個研究調查一直在延續，到今天已經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了，她並沒有助手，文革研究也不屬於她本職學術研究的範疇，而她憑這自己對文革研究的宗教式 的熱忱來進行這一偉大工程完全是受自己良心的驅使，不忍讓更多在文革中像卞仲耘一樣無辜慘死在"紅色恐怖"事件與個案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逝，利用自己休假 的時間自費回國，然後以各種方式去調查每一件聽說的文革死難者的事件，用微弱的聲音呼喚著整個民族即將消亡的慘痛記憶，她以精衛填海的方式來挖掘那段史無 前例歲月中的殘暴與血腥，她先後採訪了數千人，未了避免記憶的失誤，她又在每一位文革死難者的個案上進一步調查核實，她調查了北京所有的大學中學及小學， 並逐步擴大到北京以外的地域，如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廣東、江西、福建、陝西、山西、四川、新疆，並且花費大量的業餘時間來整理所有資料。在文革研究 中最具有原創性的文本《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和《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便出自她的筆下，她利用網路科技，在互連網上建立了"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以祭奠和整理這些被逐漸遺忘的屈死的亡靈。2004年，她將整理出的659位文革死難者的個案和資料彙集，在香港開放雜誌社的協助下，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文 革非正常死難者傳記的書籍《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全書50萬字。《文革受難者》這本書不大可能讓讀者獲得獵奇的愉悅，也不大可 能讓讀者因故事的悲慘而聲淚俱下，但一定會讓讀者深思，一定會讓讀者自省；不僅是作為文革的參與者要自省，而且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而對我們的文化反躬自 省。王友琴秉筆直書，甚至儘可能不用形容詞，實事求是地記錄了六百五十九個普通人的死難。她認為："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 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她在扉頁上的獻辭清楚地說明瞭著書的宗旨：
願你們的慘劇，
不再被隱瞞、忽視或遺忘，
而成為永遠的警示：
抵制一切暴行，
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
講 到這裡，我們不妨回過頭去看一下同是北師大附中的學生宋彬彬是怎麼反思文革這段歷史的，在卡瑪拍攝的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宋彬彬與幾個當年的名聲 大振的紅衛兵領袖（如清華附中的駱小海）都在黑暗中接受了採訪，我們在觀看這部記錄片中這些採訪段落時，也只聞其聲而未能一見真面目。導演卡瑪的解釋是， 當事人不願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宋彬彬在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接受採訪時說："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 給毛主席戴紅袖章的‘宋要武'，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學校來看我， 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麼是這麼一個樣子，你跟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 自己一點控制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紅衛兵都特別激動，紛紛都去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帶紅袖章，有一個人問我說：彬彬，你幹嘛不去給主席帶袖章呢？就 有人領我到主席跟前""當時我還是很天真，就把這做一個很隨意的談話，但是很快呢，報紙上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我給毛主席帶上了紅袖章》，通篇文章用 的是第一人稱，而且呢還署名一個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擱一個括弧，宋彬彬。真沒想到報紙為了宣傳的需要，竟呢掛鉤這麼無中生有的給我安上這麼一個 名字，而且以我的名義去發表這麼一篇文章，我就覺得這個名字不再屬於我了，不能再用了，我的同學就建議我，由她們來翻字典，隨便翻到哪一頁，指到哪一個 字，就用這個字作為我的新名字，就這樣給我改了一個新的單字的名字。""我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麼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的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 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
宋彬彬給毛澤東帶紅衛兵袖章的照片鋪天蓋地 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傳播，加之那句"要武嘛"的最高指示，這些文化符號結合起來，與卞仲耘的死亡和《人民日報》發表的《好得很！》的社論放在一起，在鮮血和 暴力交織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中，其背後所顯示的信息誰都能夠輕易解讀，宋彬彬可以說自己沒有動手打過人，也可以說她不同意官方"強加"給她的那個 宋要武的名字，但是對這些引發紅衛兵血腥及暴力行為的文化符號，只是輕輕一句"非常難過"就可以一筆帶過嗎？！
北師大附中對宋彬彬的這種肯 定，代表了官方對文革歷史的拒絕懺悔的態度，這種不懺悔的形態，其實就是對歷史真相的反動，從另一層意思來理解，就是對過去乃至現在的惡行的掩蓋，做惡而 不懺悔就預示著再次做惡的可能。文革雖然結束了四十年，但是從很多地方來看，文革並沒有結束，文革的暴民意識、對生命的蔑視和對文化的破壞，至今仍然在我 們中間以某種方式蔓延著。
從宋彬彬和王友琴兩位女士對文革的反思程度，我們不難認定誰是更該寫入北師大附中校史和值得我們尊敬的北師大附中 的知名校友。誰更應該被下一代學子和年輕人所學習所尊重，並引為榜樣。我們更希望反思成為常識，能貫穿到每一位國人的思想行為中，而不願意看到我們的同輩 乃至後代，對自己錯誤的刻意掩蓋和敷衍，甚至不惜以新的謊言來掩蓋舊謊言。
2007年歲末草就於長安城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