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5年末至1966年5月，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先後在全國範圍開展了對《海瑞罷官》、"三家村"的批判，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還解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職務。不過，行政權仍掌握在劉少奇等中央領導手中，他們有秩序地開展著"文化大革命"。但從6月1日晚間以後，"文革"局勢大變，首先從大專院校開始，群眾由響應領導號召、聽從指揮的角色，捲入向領導者造反的狂潮。而這一切皆源於一張大字報。
北大七名共產黨員的大字報尖銳指責上級領導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牆上，貼出了以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為首的哲學系七名黨員(另六名是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署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被大字報嚴厲指責的這三個人，分別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以及北大黨委副書記。
大字報批判了"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以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等幾個來自領導方面的觀點和要求，然後指責說，宋碩等人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修正主義軌道，"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壓制群眾革命。
大字報上綱上線，用詞激烈："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你們是什麼人，搞的什麼鬼"，"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大革命。告訴你們，螳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大字報最後號召："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幾名共產黨員將黨內矛盾公開，貼出如此強烈指責上級黨的領導幹部包括市委領導幹部的大字報，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包括1957年"反右"期間，全國還沒有出現過。因此，大字報一貼出，立即轟動全校。
當晚，陸平召開全校黨員大會，強調內外有別，共產黨員要有組織紀律性。接著，召開校黨委會。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池必卿，和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郭影秋、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張彥，趕到北大，瞭解情況，開會研究。
午夜，在再次召開的全校黨員大會上，李雪峰講話強調："不要把內部和外部問題的大字報都貼在一起。黨內問題貼大字報，涉及到黨和國家機密的，不要在外面張貼。要內外有別嘛。"不提倡寫大字報，要有領導、有步驟，"黨有黨紀，國有國法"，"這不是束縛大家的手腳，而是為了搞好革命"。
次日，校黨委派副校長黃一然找聶元梓談話，要聶"主動檢查，把大字報撕下來"，聶表示拒絕。
毛澤東指示要見報要立即廣播
6月1日中午，毛澤東看到了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他沒有給劉少奇，而是給康生打了電話，說："5月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是寫不出來的。但是左派們寫出來了，我看好得很！"又說："對聶元梓的大字報，我決定立即廣播。請你通知陳伯達，要在明天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時要配社論，給左派們以最大的支持。"
毛澤東又在材料上寫了這樣的批語："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下午4時，批示送到康生手中。
毛澤東是從哪裡看到這張大字報的？一般說法是康生讓曹軼歐向聶元梓要走了大字報底稿(或抄件)，然後密報了毛澤東。聶元梓回憶說，江青說是她"親自送給毛主席看的，當時毛主席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報，非常危險，還有人跟蹤，是劉少奇派的人"。這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江青說的。
6月1日晚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首先播送的就是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大字報。播出後，北大震驚，全國震驚。北大校園就像開了鍋一樣，沸騰起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黨中央的表態。原先對大字報持觀望態度及許多持反對意見的師生，迅速轉變態度，支持七人大字報。
強烈反對的一些人高喊："不要盲從！""在三個小時內把中央廣播電臺的氣焰壓下！"截至23時45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接到質問的58次電話，絕大多數是從北大打去的。
對這張大字報的內容進行過最後修改和定調的聶元梓，此時剛從母親住院治療的協和醫院出來，準備返回學校，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聶元梓後來回憶說：
忽然聽到街頭大喇叭響了，在"嘟嘟"地報過晚上8時以後，一個洪亮的男聲響了起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現在是《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時間。下面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個同志寫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播音員慷慨激昂的聲調更顯示出我們的大字報的氣勢。我不由得駐足傾聽......這可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根本沒有想到中央會作出這樣驚人的決定。
緊跟著廣播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那就大不一樣了。其火力之猛烈，上綱上線之高，的確振聾發聵。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將黨"一分為二"
那篇《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批駁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說的"加強領導，堅守崗位"，聲稱"為陸平、彭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
文章還說："你們所說的黨是什麼黨？你們的組織是什麼組織？""事實使我們不能不作出這樣的回答，你們的‘黨'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
文章第一次明確地告訴當時只知有"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廣大群眾：你們過去一貫尊崇、服從的黨組織，是要分析和區別對待的，有的是假的、修正主義的"黨"！當然，對領導者也要分析。不要再盲從下去了，要造反！
文章將黨"一分為二"：假的和真的---有人不是總強調"黨的領導"嗎，你們就要看看是什麼樣的"黨"的領導！兩個月後，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把黨的"司令部"也分成了兩個，其中一個是應該"炮打"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毛澤東一直在考慮、尋找"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像過去農村包圍城市、向城市進攻那樣，他要設法直接發動群眾，由群眾向"走資派"、向中央及地方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進攻，由"天下大亂再到天下大治"。
如今有了。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提供了這個契機。毛澤東對七人大字報，給予了高度評價。對於這張大字報的實際作用，毛澤東後來也作了評價。他在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1967年元旦社論也作了評價："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決定發表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個以打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重點的群眾運動。"
清靜幽雅的燕園成了喧鬧的大廟會
北大校園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對以陸平為首的原校黨委展開了全面進攻。從6月1日至6日的六天內，校內貼出大字報5萬餘張。
千萬封聲援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的信件和電報，雪片似的從全國各地飛進北大。各地報紙也大量刊登聲援文章。《人民日報》4日刊登的工農兵和學生的文章有：《學習你們大無畏的戰鬥精神》、《我們工人階級誓做你們的後盾》、《這一炮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等等。
北京各高校紛紛來人到北大學習批判校黨委的經驗。不僅是本市的學校、機關、企業的群眾，甚至連外地的一些學生和工人，也趕到北大來看大字報。校園裡人山人海，每天來看大字報的人，達數萬甚至更多。北大成了全國學習的榜樣。參加農村"四清"尚未結束的北大師生，全部奉命急速回校參加"文革"。
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及《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在全國各地引起強烈反響。
如果說前一階段主要是聽從本單位領導的指揮棒，去批判"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人們開始按照當時中央報刊、電臺廣播的指向，自發地去"與人奮鬥"了。
造反運動不斷擴大升級，一些學校甚至出現體罰和打人現象。許多大學掀起以批鬥黨組織負責人、校長甚至教師為對象的造反浪潮。同時造反浪潮還波及全國其他城市的高校。各地青年學生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揪鬥校黨委或黨支部成員，批判專家、學者、權威，批判"師道尊嚴"和教師......成千上萬個"牛鬼蛇神"紛紛被揪了出來！不幾日就使全國許多大、中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陷入癱瘓或基本癱瘓。
不僅大學如此，中學也沸騰了，許多中學生也捲入了造反潮。
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人事先毫不知情
對事態的發展，各界人士都感到非常震驚。連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對大字報的發表，事先毫不知情。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記述：這篇社論發表前沒有報告中央。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一天之內，風雲突變，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甚感驚愕。
周恩來是從康生打來的電話中，才得知要廣播七人大字報的。而李雪峰、郭影秋等人是在廣播前幾個小時得知的。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七人大字報以後，北大緊急召開校黨委會議。會上，李雪峰及國務院外辦的張彥講了話。李雪峰宣布從現在起，北大黨委停止工作，派張承先率領的工作組進駐北大，領導北大工作。
6月2日，《人民日報》下半版以通欄標題《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副題《"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全文刊登了七人大字報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6月3日，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決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對北京市委進行改組。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領導。從而間接地告訴人們，彭真、劉仁被罷官了。
同時報導，新改組的中共北京市委決定：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撤銷陸平、彭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在北大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宋碩的一切職務也被撤銷。
這些決定更鼓舞了造反者的鬥志。
6月4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說："在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現在，北京大學已經出現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
傳媒的大力宣傳把造反之火越煽越旺
隨後幾天，《人民日報》又先後發表了《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以及《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等社論，使造反之火燒得更旺。
同時，還刊登了大量批判文章和工農兵及學生們的來信。這些文章具有強烈的"戰鬥性"，看看文章的題目，就知其內容了：《再接再厲乘勝追擊》、《誰要反黨就堅決打垮他》、《向資產階級"權威"開火》、《誰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打倒他》......傳媒的大力宣傳，把造反之火煽得越來越旺。
5月31日晚，陳伯達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他採取了兩項行動：一是奪權。他進駐後立即宣布副總編輯以上幹部靠邊站。二是刊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及《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等重要文章，事先不交中央一線領導審閱......
《人民日報》從此也一改毛澤東曾經聲稱"《人民日報》我不看"、備受冷落的局面，成為"文革"輿論導向的主力，在後來的"兩報一刊"中，坐上第一把交椅。
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面對北京及其他各地突然冒出來的造反烈火，猝不及防。七人大字報廣播以後的當晚，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就在一起議論了大字報。但劉少奇對這張大字報的認識，遠遠沒達到毛澤東那樣的水平。直到8月18日，他在參加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時，還對伍修權說，自己把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反覆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麼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摘自《黨史博覽》2007年第12期莽東鴻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