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新鮮的"服務項目"，立刻火爆蓉城。當今時代，喜歡嘗新鮮的人不少，成都人尤其喜歡趕時髦。這間"真人秀"發泄屋的老闆名叫陽橋，是一個只有二十三歲的小夥子。據陽橋介紹，絡繹不絕的"顧客"以心情壓抑的年輕人為主。而在店裡服務的"真人"名叫趙亮，是一個更年輕的、只有二十歲的小夥子。趙亮剛從吉林某體育學校畢業，看上去體格健壯、敦厚老實。陽橋介紹說，趙亮從小就苦練了散打和跆拳道等項目，依照他的功力，足以應付一般人肆意的"毆打"。另外，店裡還有一個女"真人"，是個十九歲的姑娘，也是學武術的，練散打和套路。既然兩個"真人"都是非同尋常的"練家子"，那麼"發泄者"便可以放心大膽地儘自己所有的力量對他們進行打擊。最後的結果，往往是"發泄者"累得癱倒在地，而兩名"真人"仍然傲然屹立，若無其事。
我趕緊找來報紙仔細閱讀，果然這是一則真實的新聞。讀到記者繪聲繪色的描寫，我的心裏像吞了一隻蒼蠅一樣噁心。這家讓人"耳目一新"的店舖，實施的不就是一種"我有錢，我打人；我沒錢，我被打"的荒唐邏輯嗎？雖然打著"服務"的旗號，雖然是一種"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買賣雙方都自覺自願的行為，但我想追問的是：難道只要買賣雙方都"願意"，這種活動就合理與合法嗎？這家店舖有沒有到工商稅務乃至文化管理部門去辦理相關審批的手續？它是以什麼樣的名義申報辦理的？而主管部門又是以什麼樣的名義批准的？難道它屬於"心理諮詢業"嗎？
開店者的意圖不必深究，無非就是一個年輕人的發財創意罷了。真正讓我警惕的是：這家店開張之後一直生意火爆，前來"發泄"的顧客可謂車水馬龍、爭先恐後。這個事實再次表明，我們的生活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裂縫，我們的心靈結構已經遠離了"健康"的警戒線。暴力成為我們的愛好，侮辱成為我們的消遣，那麼我們成了什麼樣的人？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過："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獸；但不幸就在於想表現為天使的人卻表現為禽獸。"沒有人會明目張膽地說想當禽獸，人人都說想當天使。然而，在實際生活之中，言行接近天使的人很少，接近禽獸的人卻很多。這些前來花錢打人的人，平日裡是否都以文質彬彬的天使的形象出現，只有在此時此刻才恢復禽獸的本來面目？
我們為什麼有打人的慾望呢？是因為我們受到比我們更強悍的人欺壓？還是因為我們需要以此來找回殘存的一點自信？或者我們周邊的環境本來就是鼓勵和讚美暴力的？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一生致力於和平事業的瑞典女政治家阿爾瓦•米達爾曾經嚴峻地指出，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處在一個"被獸性化"的過程中。她直截了當地批評了當代的傳媒："如今效率相當高地促進暴力的一個文化因素就是大眾傳媒，尤其是通過視覺性的媒介傳入我們腦中的每一件事情。"傳媒上傳播、鼓勵和讚賞暴力精神，對公眾產生了重大影響。阿爾瓦•米達爾進一步指出，由於對信息缺乏過濾的能力，"兒童與青年更容易接受殘忍的行為方式"。她準確地抓住了我們時代的主要癥結。
以前我聽說過，在日本的一些大公司裡，專門設計有一個房間，裡面安放著按照老闆模樣製作的充氣人。在下班的時候，工作壓力巨大的員工們，都可以走進這間屋子裡，戴上拳擊手套，狠狠地把假人揍上一頓，以發泄心中對老闆的怨恨。我原來以為，只有心理陰暗的小日本才會有這樣的"發明創造"，卻沒有想到，國人的想像力更是"山外青山樓外樓"，進入了"真人秀"的境界。這種所謂的"真人秀"表現了我們時代的病態：如果因為自己的心理處於壓抑狀態，就要通過毆打他人來發泄和舒緩；那麼，要是自己挨了別人的毆打，是不是就要將暴力升級、乃至到將對方殺死的地步呢？"顧客"先生和"顧客"小姐們，你們想到過沒有：在你們摧殘別人（即便你是"顧客"，別人是"服務者"）的時候，你們同時摧殘的還有自己的人格；在你們在征服一個不能對你還手的對象的時候，你們同時放棄了自己的尊嚴。你們在實施暴力行為的時候，已然處於一種"失控狀態"。雖然你們為暴力行為付出了相應的金錢，但這並不能改變事情的性質--暴力表明瞭人內在的怯懦和卑劣，訴諸於暴力的人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並且對未來完全絕望。
在中國，儒家文化只是一張面具，一堆謊言。其實，中國人從來就只相信"成王敗寇"的鐵血原則。非暴力的文化和精神在中國一直遭到嘲笑和漠視，相反，"力量崇拜"一直是中國靈魂深處的崇拜方式。從《三國演義》到《水滸轉》，暴力是謳歌與讚美的對象。課堂上老師說的話，老師自己都不相信，學生們又怎麼會去身體力行呢？儒家的經典中常常說"仁者愛人"，但中國很少出現真正具有愛心和同情心的"仁者"--朱熹、王陽明、曾國藩這些"大儒"，個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屠夫"。他們殺人的事業比他們的學問更加輝煌。在這片土地上，人們既是暴力行為的實施者，又是暴力行為的承受者。
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充滿戾氣的歷史，歷史的書寫者們在涉及到暴力問題的時候，往往如清風明月般無比輕鬆，如殺人、吃人、酷刑，士大夫們都溫文爾雅地緩緩描寫之。學者趙園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一書中，以專章討論了瀰漫於明末社會的"戾氣"。當時，有識者對時代氛圍均有相同的感受。朱鶴齡說："今也舉國之人皆若餓豺狼焉，有猛於虎者矣。"張爾岐極言"殺人之慘"，曰："殺牛之慘，戒懼迫蹇，血肉淋漓而已；殺人之慘，則有戰懼而不暇，迫蹇而無地，血肉淋漓充滿世間而莫測其際者；何也？殺牛者，刀砧而已；殺人者，不止一刀砧也。"趙園尤其稱讚王夫之對暴戾之氣的深刻剖析和否定："王夫之的犀利，尤在他對隱蔽的暴力傾向的察知，如已成風尚的苛酷刻核。‘苛'幾可視為明代士人（包括明儒）的性格。這本是一個苛刻的時代，人主用重典，士人為苛論，儒者苛於責己，清議苛於論人。雖有‘名士風流'點綴其間，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脫。放蕩不羈，不過‘似'魏晉而已，細細看去，總能感到戾氣的瀰漫，政治文化以至整個社會生活的畸與病。‘苛'，即常為人從道德意義上肯定的不覺其為‘病'的病。"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歷史並沒有完全成為"歷史"。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健康和穩定，其重要的標誌便是：人們如何看待暴力、法治是否能夠有效地避免暴力、文化是否能夠充分地剝離暴力。今天，由於法律和社會秩序的威懾，很多人還只能選擇出錢打人的辦法，來發泄內心的邪惡；明天，假如"王綱解紐"、法律鬆弛，這些人一定會成為新時代的"義和團拳民"，打著諸如"愛國"和"正義"的幌子，實施燒殺搶掠的卑鄙行徑。"文革"不是一個領袖就可以發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領袖迎合了我們殘酷嗜血的"國民性"。
百年來中國人所經歷的深重苦難，大概只有黑人才堪與之相比。但是，中國沒有誕生馬丁•路德•金及其精神取向--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人們會把馬丁•路德•金和甘地這樣的人物當作傻子和瘋子，沒有多少人尊重他們，沒有多少人愛戴他們；沒有多少人願意傾聽他們的話語，沒有多少人願意接受他們的理念。馬丁•路德•金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說過這樣一段話："非暴力是對我們時代的至關重要的政治與道德問題的回答--人類必須克服壓迫與暴力，而不是訴諸暴力與壓迫。文明與暴力是勢不兩立的觀念。繼印度人民之後，美國黑人表明：非暴力並非毫無結果的消極被動，而是一種導致社會變遷的強大的道德力量。"他和跟隨他的黑人們，除了身體之外一無所有，他們的身體裸露在外，迎向警察的凶器。他們選擇了被毆打的命運，而不是暴力反擊的位置，他們沒有失敗，他們健步走向成功。
今天中國暴力文化的氾濫，文化階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文學作品到影視作品，無不充滿了暴力因素。這些視聽文化的潛移默化，使得暴力成為許多人理所當然的一種選擇。由於貧富懸殊的加劇和不公正性的分配制度，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正在積蓄成一股強大的暗流。每天的新聞中幾乎都有關於殘忍的案件的報導，或者是肢解母親的逆子，或者是用汽油燒死懷孕懷了女兒的妻子的惡夫，或者是打了老師兩個耳光的幼兒園裡五歲的孩子，或者是掏槍殺害教授的警察......我沒有辦法改變整個社會的現狀，但我認為，在譴責為富不仁的特權階層的同時，必須將非暴力和仁愛的精神嫁接到當代文化之中，換言之，讓"打人者"成為"愛人者"。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脫胎換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這種精神蛻變也不是瞬間就能完成的。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我盼望著那一天的到來--無論是有錢的人還是沒有錢的人，都不再有打人的慾望，而只有"愛人如己"的心態。
知識份子不應成為偏見和仇恨的傳播者，而應當成為和平的使者與愛的言說者。讓我們記住馬丁•路德•金的告誡："人們就必須為所有的人類衝突找到一種解決辦法，一種排除復仇、侵略和報復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愛。"我想，馬丁•路德•金的這番話不僅是說給美國的黑人和白人聽的，也是說給我們中國人聽的，尤其是說給那些以打人為樂的人聽的。我們應當為打人的衝動而感到恥辱--這與是否付錢無關，付錢改變不了打人的實質。最後，我祝願成都的那家"我有錢，我打人"的"真人秀"早日關門，否則它始終是成都這個中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的一大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