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這個利令智昏的餿主意害得最慘的還是中國的勞苦大眾，1958年搞所謂"大兵團作戰"的"全民煉鋼"，讓成熟的農作物沒人收割爛在地裡，緊接著第二年農業"放高產衛星"，吹噓糧食畝產萬斤甚至十幾萬斤，實際上違犯農業生產常規，胡作非為地移栽密植，幾乎使糧食顆粒無收，最後造成震驚世界的大飢荒，全國餓死的平民百姓在四千萬人以上。
那時，我早已是一名右派勞教分子了，四川省將右派勞教分子中的年輕力壯者約六千人，押送到一個名叫公安廳勞動教養筑路二支隊的新單位，像這類能將右派份子改造得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地方，共產黨無論如何也得把我弄去。就這樣我到了內江至昆明的鐵路工地，地點在與四川接壤的雲南省鹽津縣。我所在的是一個隧道中隊，具體的勞動就是在隧道裡打炮眼、放炮和出渣。當時這個重體力工種的糧食標準也許是全國最高的，每人每月六十斤。可惜好景不長，自1959年開始，突然降為五十二斤，然後四十二斤，更可怕的是伴之而來的糖、油之類副食品從市場上消失，我們便開始接受飢餓的煎熬。某日，在我們下班後排隊打飯時，我聽見排在我身後的一位來自中江縣的丁姓小學校長，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唉！活了四十歲才第一次聞到飯香！"這便是剛剛被共產黨的鐵蹄踩破了膽的知識份子在飢餓熬煎中的一聲微弱的呻吟。
隨著工程進展的需要，支隊部辦了一個安砌工培訓班，其實只是從各中隊抽調些勞動力去突擊修建一個大型橋墩。在這裡，我碰到一個和我一樣也是來自南充的老熟人，他是駐軍預備師的一個中尉軍官，在南充時，我倆同為文學愛好者有點交往。見面時他一改以往那種玩世不恭的樂天作派，而是苦笑著說："這輩子我作過挨槍斃的準備，就沒作過挨餓的準備"。我盯著他身高一米八三的大塊頭，只好用解嘲的口吻安慰他說："當了右派，你反倒連升兩級，從中尉直接晉升到大胃（尉）了"，回答我這個苦澀的詼諧的依然是一臉苦笑。幾天以後，安砌培訓班結束，我倆便各自回到原來的中隊。
突然間，內昆鐵路下馬停建，筑路支隊將全部遷往大涼山去修成昆鐵路。按中共對付被專政者的慣用手段，絕對不會宣布這類調動的來龍去脈，以防階級敵人乘機逃跑或搞其他破壞。直到出發前夕，監管幹部像騙幼兒園的小孩似的對我們這群"狡猾的敵人"說："我們將去的地方物資供應特別好，豬肉都不定量......"一年多的勞教生涯，特別是近年來吹得離譜的"高產衛星"，加上右派們剛剛領教過共產黨在反右運動中搞陽謀的自我暴露，認清了他那副"騙你沒商量"的蠻橫嘴臉，付之一笑而已。
此前，炊事房忙了幾天，烤製出一批特大型的燒餅，每個勞教分子發了六個並宣布說："這是你們途中三天的早餐和午餐。"按勞教隊轉移工地的常規，爬上大卡車以後，"分子"們用各自的背包充著坐椅，列成四排一個緊挨著一個擁擠在車上。最前面是一個手持衝鋒槍的武警士兵，他虎視耽眈地注視著這一群飢腸轆轆的勞教分子，他們盯著前面那陰森的槍口納悶："不是口口聲聲說我們還有公民權嗎，槍口對準的公民還能叫公民嗎？"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湖南痞子"的那一句無恥讕言，他說："我這個人就是無法無天"。
三天的旅途結束，我們便來到大涼山裡的喜德縣工地，等待著我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壞消息，那位經常苦笑的（大胃）軍官死了，他在旅途中一頓就吃完了六個大燒餅活活脹死了，那年他才二十四歲。
不到一年，成昆鐵路又下馬停建，再次扔下一個半成品，我們又被押解到旺蒼縣，去修建一條廣元到旺蒼的鐵路支線。經過此番大飢荒的掃蕩，農村裡已是十室九空，餓死的人多，空房子也多，勞教分子們被安排住進那些十室九空的大四合院，它替代了以往自己搭建的簡陋工棚。
鄰居們便是熬過了飢荒的倖存者，在聽過他們講述的各種餓死人的往事裡，一則脹死人的離奇更令我終生難忘：
住地的對面有一條公路，公路前方的拐彎處，有一段陡峭的上坡，汽車上行到這裡都得氣喘吁吁地爬坡，飢荒年代，汽車裡裝著的一袋袋大米更容易刺傷飢民的眼球。某夜，被飢餓逼上樑山的四個有心人協同配合弄了一袋回來，此刻他們最迫切的願望是飽餐一頓，便七手八腳的用一口大沙鍋煮了滿滿一鍋，就在即將生米煮成熟飯的那一刻，傳來了敲門聲，敲門者在門外晃著電筒自稱民兵前來查夜，這四個氣急敗壞的"有心人"只好從後門倉惶逃出。破門而入的兩個民兵聞出屋內似有異味，而這股異味正是久違的飯香。那年頭的凡夫俗子沒人能抗拒飯香的誘惑，在爐火的引導下，他倆很快地找到了沙鍋的所在。說時遲那時快，這鍋夾生飯作為戰利品把他倆脹得東倒西歪苦不堪言。上世紀所修的老式房屋，房門的下方都鑲嵌有一塊長形木板充作門檻，堂屋的大門下更嵌有一塊高達三十多公分的木板，可能為防止雞鴨等家禽竄入屋內影響衛生。其中一個民兵甚至俯臥在門檻上將脹得難受的腹部在上面壓揉，直到他呼媽喊娘的叫聲變成低聲呻吟，到最後一聲不吭了；另一個經過一番嘔吐，捂著肚子哼了半個多小時似乎有了轉機，他以為他的同夥已經睡著，一邊叫他的名字一邊向他走近，來到身邊用電筒一照，那張瞪眼歪嘴的畸形面孔讓他著實嚇了一大跳，一摸他的鼻孔，斷氣了......
說完這則往事，講述者硬拉著我去看那塊俯臥過死者的門檻，距我們說話的地點還不到十米遠。
兩個月後，我從勞教隊逃跑，抓回來便以叛國投敵罪判刑十八年，押解到地處大涼山的雷馬屏勞改農場服刑，這是個關押了近萬人的大型農場。1956年左右，涼山彞族人民曾抵抗共軍的入侵而奮起自衛，遭到中共血腥鎮壓，戰鬥中的被俘者七百餘人曾經被關押在這座監獄裡，他們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地方度過了可怕的三年大飢荒年代。1962年這批彞族犯人遷往西昌監獄，離開這座監獄時只剩下七十多人，不足十分之一。我到這個農場後，老犯們也常常講述前幾年餓死人的慘狀：
1960年冬，農場開始播種小麥，便派了犯人到場部去挑運麥種。飢荒年代的犯人，還能挑五十斤左右的絕對靠偷吃生產成品才保有這個體力，這個挑麥種的彞族犯人以往生包谷、生洋芋、生南瓜曾經吃過，這些麥粒似乎更為可口，加上他獨自一人除卻相互監督的壓力，吃起來精神放鬆毫無後顧之憂，左一把右一把地大飽口福。回到中隊以後，為避免嫌疑他照常吃下自己那份不多的口糧。睡覺以後，他口渴難忍，不斷地喝水止渴，顯然肚子裡的麥種吸收水分以後膨脹，肚子明顯鼓脹起來，他也痛得得呼媽喊娘滿地打滾。犯人衛生員要求隊部允許將他送進醫院，但崎嶇的山路和四肢無力的犯人阻止了這個搶救機會，次日凌晨就死了，死時他的肚子已大得像一個臨盆的產婦。
我作為那場飢荒的見證人，知道那千千萬萬死難者，在臨終前絮絮叨叨的呻吟著說的一句話是讓我吃一頓飽飯，比起那些連吃頓飽飯再死的願望都無法實現的不幸同胞，這些被脹死的人也許可算是"幸運兒"，但他們的這種幸運的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