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不需要口號

去年，中央編譯局的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鬧得沸沸揚揚，雖然大家心存疑慮，但內心深處還是希望是真的。不管怎樣，他總是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而不是壞東西。其實，中共從毛澤東起，什麼時候、什麼人又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呢？即便是毛澤東，搞了近30年的超級極權專制，肆無忌憚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也從來沒有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不但沒有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不是到處神侃民主好得很嗎？這些言論，見諸於當年的各種報刊雜誌，白紙黑字，難道還能把它嚼爛吃了不成？可見，民主是個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無須俞可平出來說東道西，人人心知肚明。至於建政之後，中共出自一黨之私利，捲起舌頭胡說八道，在民主中又分出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來。結果民主前面加一人民，後面加一專政，成了人民民主專政；"民主"才成了專政鋼管上的橡皮，那個專政鋼管打起人來才只毀五臟六腑而不見外傷。也許正是這樣一個特殊背景，當俞可平說 "民主是個好東西"時，人們如聽天籟之音，喜歡了好一陣。結果呢？一年過去了，書照禁不誤，人照抓不誤，網路照封殺不誤；而民主呢？且不管他好壞如何，我們似乎並沒有在哪裡看到。既然官方並沒有民主的任何動作，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話一句爾。諸位大可不必當真。

新年伊始，新科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提出"思想解放"，於是，又有人興奮起來。寫文章的寫文章，解讀的解讀，總想從汪洋先生的話語中讀出點什麼新精神，從思想解放的字裡行間讀出什麼微言大義。正好今年是改革開放30週年，於是就有人說："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時和必要的"。（徐友漁）如果說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是必要的，我想這是對的。其原因在於：我們有近30年的閉關鎖國的歷史，有毛澤東近30年的血腥暴力專政，有毛澤東近30年的愚民政治。正是因為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使人們長期生活在虛妄的理想和無恥的謊言中，那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帶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才成為必要。我們需要讓扭曲的人性正常，從盲從的愚昧走向文明，使人們從毛澤東神話的陰影中走出來，從兩個"凡是"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因如此，那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帶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才成為必要。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那麼三十年後的今天，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時和必要的嗎？如果是及時和必要的，那我就敢說，這三十年在思想上我們出現了大倒退，退到了三十年前，或是接近三十年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不但為30年來的體制改革作了很好的精神準備；而且這個建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共同基礎上的運動，促進了全民族對專制體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會導致改革這個體制的內在要求。這就為中國社會的重大轉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之所以把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奠定的思想基礎稱之為牢固的，其依據就在於這場思想運動改變了大多數人的觀念，樹立起人們對這個社會進步發展的信心。這個大多數人，包括了平民百姓、不同社會階層的骨幹，同時也包括當時和當今中共高層的領導。大家同為這一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分子，無論成敗興衰、高低貴賤，我們的命運都和這次思想解放運動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繫。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這個牢固的思想基礎，雖然屢遭風吹雨打，被衝擊被弱化，甚至有人想把已經解放的思想拉回到毛澤東的血腥政治路線，都不過是徒勞而已。這不但與世界潮流不相符，就是與這段歷史息息相關的多數中國人也不允許。因為無論怎樣講，改革三十年，這個社會總體上多少也是進步了。尤其和毛澤東統治時期比，多數人不再是生死線上的苦苦掙扎，多數人不再是在紅色恐怖中偷生。我們批評改革三十年是跛腳改革，就是因為這場改革對政治體制的觸動幾乎沒有，而不是說這場改革什麼都沒有觸動。雖然這個跛腳的改革留下諸多後患--如鉗制言論、國家壟斷、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貪污腐敗等等，但這個社會畢竟還是進步了。雖不那麼富有，但總算是擺脫了極度的貧困；距離政治文明還很遠，但我們總算是擺脫了血腥和殘酷。經過三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走到了今天。我們不再是毛澤東的愚民，由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囗，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對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而言，卻能認識到體制實質上並沒有變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質並沒有變化，體制上毛澤東的陰魂不散，意識形態毛澤東的陰影揮之不去。人們之所以能認識到中國人在近60年的歷史中，不但毛澤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其原因就在於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給我們留下了的思想活力，讓人們懂得了：並不是哪個偉大人物、社會精英才有腦子，我們自己就會思考，就能明辨是非。既然如此，汪洋先生重提"思想解放"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在中國真有誰需要思想解放的話，那就是當政者諸君！從你們那個一黨專制的獨裁思想解放出來，把從你們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夢囈中解放出來。從你們竄改歷史、掩蓋真相的謊言中解放出來！簡而言之，執政的諸君必須時刻銘記在心的是：你們早就不應該是中共的馴服工具，更不該是皇權專制的權臣，而首先應該是一個現代社會合格的公民。

去年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已經忽悠了我們一回，今年汪洋的"思想解放"還有必要再忽悠我們一次嗎？我看大可不必。近6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但凡鬧得昏天黑地的事情，要麼不了了之，要麼事與願違。這次汪洋在廣東高調喊出"思想解放"，國內也有不少文人學士立馬跟進，難道我們又要有什麼大舉措？漸進民主又要跨越式了不成？其實什麼都不是。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說："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黨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之所以是空話，就是光說不練，說了不算，還抱著那個一黨專制死死不放。既然能說會道，就是知而不行。你一個行動都沒有，你就是高呼十次、百次"解放思想"又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也好，民主憲政也罷，在當今中國決不是認識上的問題，而是行動上的問題。對執政黨來說，則是決心、勇氣和政治技巧。鮑彤在年初就說："只要願意做，應該是可以做的。"其實問題的關鍵，就看當政者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玩真的，中共就拿出行動來，玩假的，中共就哼著民主政治小調，和那些文人學者去清談好了。要不理直氣壯公開宣布：一黨專制一百年不變。你們要是敢這樣說，也敢這樣作，我們也就認了。當好奴才，決無二心。無需打著民主憲政，政治改革的幌子，東拉西扯，八方敷衍。我們也就不會在你們的隻言片語、字裡行間去打猜猜，去領會什麼重要精神，去讀出什麼微言大義。這種把戲我們已經玩了幾十年，犯得著嗎？

二十年前蔣經國開放報禁與黨禁，前後分為4個步驟：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老兵大陸探親和解除報禁，在1年半之內循序漸進。臺灣是在軍事戒嚴狀況下解除黨禁和報禁的，因為是玩真的，結果事情十分簡單。他們既沒有唱"思想解放"的高調，更沒有什麼大肆宣傳；既無宏偉規劃，也無民主藍圖。只是他明白也願意這樣做，結果就是可以做，也可以做成。所以步驟清楚，時間確切。而大陸的政改，從八十年代就說起，且不說報告作了多少回，就連黨章也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一會兒是鄧小平理論，一會兒是三個代表，一會兒是科學發展觀。學習啊、心得啊，激動啊、熱淚啊，不知耗費了多少光陰。但至今仍無任何步驟，更無任何時間表可言。號稱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大陸，難道條件還不如軍事戒嚴三十八年的臺灣？是組織領導無能，還是公眾素質太低？種種遁詞，其實沒有哪樣是能拿到桌面上來說的。尤其那個國民素質低下的屁話，說出來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統治大陸近60年，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其素質還不如腐朽、沒落、錯誤的國民黨領導下的人民？軍事戒嚴能走向憲政民主，改革開放還能退回獨裁專制？這可真是天下奇聞。其實，要實現民主憲政，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深奧複雜；既無需幾大本的研究報告，也無需什麼民主路線圖，要的只是當政者的誠意。簡單地講，就是看你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蔣經國玩真的，不到兩年時間就大功告成。慈禧玩假的，好歹也有個七年憲政準備期。我們就是玩假的，總不能連慈禧都不如吧？

作為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的當事人，新聞局長邵玉銘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到："開放報禁時，他們叫我不要問太多，只問‘行政院長'俞國華有什麼樣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麼事情。我要弄清楚他們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是70%、80%還是100%地開放？沒有，沒有給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說，你看著辦，你認為該怎麼開放報禁你就怎麼做，沒有任何的問題。"就是俞國華"你看著辦，你認為該怎麼開放報禁你就怎麼做，沒有任何的問題。"一句話，使邵玉銘清楚了蔣經國的開報禁是100％玩真的。於是他就放開手腳，在短短的一年內，整個臺灣媒體的面貌煥然一新，成為了政治民主的有力武器，而原來的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卻在民主時代走向沒落。對此，邵玉銘說到：" 實際上《中央日報》的沒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解除報禁的結果，我是‘罪魁禍首'。《中央日報》的結束對於我來講，反而證明中國國民黨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個指標。"把《中央日報》的沒落看作是國民黨走向政治民主的一個標誌，而不是把《中央日報》的沒落看作是國民黨的失敗；一個事件的不同結論，恰好是價值觀不同的結果。而中共至今還抱著一黨私利不放，花那麼多的民脂民膏養著中宣部為首的那麼多的廢物，是以一黨之私利為目的，還是以社會進步為宗旨？涇渭分明。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汪洋先生大講"思想解放"又能如何？與其如此，還不如把那個中宣部撤銷了！撤銷中宣部帶來的思想解放，我看比口號和清談強一百倍。

三十年前那次思想解放，使我國的思想文化界在80年代出現了幾年繁榮的氣象。當時的中宣部長朱厚澤，就提倡寬厚、寬容和寬鬆精神，有人稱他為三寬部長。他在中宣部幹了些什麼呢？據他自己講，"來北京，讓我到中宣部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有半年吧，我沒有敢講話。耀邦同志問過我：來後有什麼反映？我說：聽到的就是：（這個人）不見動靜。他關切我，讓我‘放開一點嘛'。"可見他並沒有下車伊始，也沒有燒幾把火，而是到處與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的同志們接觸，認識人，交朋友，瞭解情況，聽取意見，也聽到一些尖銳的爭論和反覆多年的爭吵，......。這樣，在他的頭腦中逐步形成了一個看法，就是："要樹立一種比較寬容的文化精神，建構一種協調融洽的人際關係，形成一種寬鬆和諧的文化氛圍和社會政治環境。"據我所知，那時的中宣部少有發文，也無什麼大肆宣傳。其結果，反而帶來了思想文化的相對繁榮。這又說明瞭什麼？說明朱厚澤只有一個行動，這個行動就是不壓制他人，營造寬鬆環境，而這個行動比那些口若懸河的口號和清談的效果卻好得多。

我並不想過多地抨擊汪洋先生，對他講"思想解放"的正面效應也略知一二。但我覺得應該提醒汪洋先生的是：你應該像邵玉銘那樣，向政治決策層問清楚是玩真還是玩假的。如果是玩真的，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而不是口號和清談。如果是玩假的，你說多少思想解放都毫無意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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