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信貸增長速度與去年第二季度相似，當時中國經濟較上年同期增長了近12%。而此次增長正值中國共產黨力圖抑制通脹之際，1月的消費物價指數(CPI)比上年同期上漲了7.1%。
技術面因素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何貨幣基礎在1月實現了如此狂熱的增長。中國的春節長假今年來得比平時早，推動了對資金的需求。不過，為過春節而花的錢通常從積蓄中提取，而不是向銀行借貸。嚴重的雪災迫使中央政府緊急撥款數百億元用於救援。但這個數字對中國財政來說也只是微不足道，中國一個季度的財政收入就達到了人民幣上萬億元。
更有說服力的原因是，主要借貨者都在向銀行施壓，以求儘可能多地貸款。公司希望利用較低的實際利率，為今年剩下的時間囤積成本低廉的資金。雖然國有企業等有影響力的大公司確實在向銀行施壓，但國務院的貸款限制顯然是希望讓所有銀行步調一致地減少貸款，從而將公司施壓的影響減到最小。然而，銀行業人士卻認定高層不過在虛張聲勢，因而繼續熱情高漲地發放貸款。其結果是，銀行是在逼迫中央進一步加強貸款限制，從而使今年下半年面臨大範圍缺乏流動資金的風險。
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老鷹抓小雞"的遊戲。中國的主要銀行全都是由政府控股，並由共產黨指定的管理者經營，卻對最高行政機關發布的政令不屑一顧。在由政府主導的銀行系統中，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情況，就好像中層管理人員公然違反首席執行長和董事會的意願。形式上，那些技術官僚得到了執政共產黨的充分支持，可以隨時將任何銀行家解職。但是，國有銀行高層人士的卻沒有表現出將去職威脅放在眼裡的意思。反正他們以前也壓倒過這樣的威脅──在中國，高層的政治紛爭常常讓銀行不得不違抗正式的政令。
政治因素可能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首先，中國的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關、話語權越來越大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在3月初召開新一次會議。包括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內的許多頂級技術官僚都將接受新的任命。其他人則會再度擔任現有職務。這樣一來，技術官僚可能不願實施貸款限制，因為他們不想激怒全國人大中希望獲得貸款的地方和行業代表。不過，雖然全國人大在形式上要投票任命部委官員，但實際上，這些人的任命都是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的，而後者正是在11月投票決定支持緊縮政策的機構。這樣一來，技術官僚就不會覺得全國人大對他們構成威脅，雖然全國人大可能不願實施信貸緊縮政策。
這類為政治因素驅動的貸款增長已有不少先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互相爭鬥的政治派別鼓動他們在各省的支持者從銀行大量借貸。銀行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層領導人支持放寬貸款，因而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大開貸款之門。同樣，由於技術官僚知道銀行是在高層的政治壓力下發放貸款，他們也很難處罰銀行。技術官僚和銀行的服務對象都一樣──共產黨的高層領導。這通常導致嚴重的通脹問題，直到在經濟危機中損失最大的一派決定支持高級技術官僚，收緊貸款，從而結束寬鬆的貸款政策，抑制通脹。
現在也可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面對去年年底日漸嚴重的通脹，國家主席胡錦濤決定支持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緊縮政策。但也有跡象表明，並非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支持緊縮政策。舉例來說，就在11月政治局常委會議之前幾天，溫家寶出訪新加坡時宣布，降低房價是政府工作的重點。然而，政治局會議並沒有認可這一政策目標，強有力地表明高層領導人中的一些成員反對該目標。
最有可能反對嚴厲貨幣政策的是有勢力的"太子黨"，即共產黨元老的子女，這些人與中國沿海城市的經濟勢力有著密切聯繫。包括製造廠商和房地產開發商在內的這類經濟勢力中，已經有一些因緊縮的貨幣政策而蒙受了損失。銀行家們查覺到高層在緊縮政策上存在紛爭，由此更為大膽地枉顧中央政令，認定支持他們的高層領導會保護他們不受技術官僚的處罰。
中共政府需要通過提高利率和銀行準備金率繼續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此外，胡錦濤和溫家寶也需要克服內部的反對意見，讓銀行家明白，輕視中央政令會產生嚴重後果，甚至可能被解職。否則的話，就有任通脹螺旋形上升至危險水平的風險。在霧裡看花的中國政治體系中，除了政令和法規之外，強有力的信號也依然是切實可行的政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