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庭 大時代

李大立的回憶錄《中國──個普通家庭的故事》通過其家庭群體命運的真實記述，反映了赤色思潮的輾壓痕跡。

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說：「自傳雖是一個人的歷史，但卻是史學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離開了傳記材料，歷史的建構，無論規模大小或時間長短，都是不可能的……自傳出於傳主的親筆，是所謂第一手史料，價值更高，遠在後人所寫的傳記之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無不盼望著自傳的出現和流傳。」（注）筆者近年專力於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研究，讀了數百部（篇）個人傳記，十分認同余先生「傳記建構歷史」的論斷，每一部自傳的出現都會引起我強烈的閱讀期待。尤其海外出版的自傳，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的期待度會更高，渴讀度也更強。

小家庭的悲歡離合
李大立先生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乃是李先生六旬過後的回憶錄，且因身患癌症，有了強烈的生命敘述願望，故而勉力留傳於世。李先生本名容國維，字張之，喻指「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名字搭配如此機巧，一望可知出身書香。祖父容伯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既認識孫中山，任職國民黨廣東支部總務主任（支部長胡漢民），也認識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主辦過廣東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中華新報》，並宣傳過共產主義，被吳鐵城槍殺。外祖父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其父畢業於交通部柳州高級鐵路學校，抗戰後出任廣州鐵路站長。其母出生香港，就讀於貴族名校聖保羅女子書院，中英文俱佳。李先生本人不足五歲入學，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廣州頂尖中學──廣雅中學，一九六七年畢業上海同濟大學。這樣一位出身與教育俱佳的「中產子弟」，躬逢反右，文革這樣的大時代，小家庭的悲歡離合自然捎帶上時代的興亡盛衰，不免有了許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一經撰述風詠，當可嚼吮一番。

真實最有力量
該傳的最大特色是真實性。同濟出身的李先生以工科態度操文科之事，追求客觀真實乃是本色當行，或曰「習慣性思維」。該傳一路據實寫來，入微的描述、詳盡的細節，處處可引起親歷者的回憶性映證，事事可找到歷史背景與時代邏輯。筆者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尤其是作為那個時代的研究者，也從中得到似曾相識但又首次聽聞的許多故事。

真實總是最有力量的，真實也一定來自於細節。如該傳對大飢荒（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有一段堪稱經典的描述。一九六O年初，年近六旬的姑母從澳門偷渡入港，以家庭婦女身份月賺九百港幣，時合人民幣三百餘元，達到七八級中共高幹的薪階。她那時每次回穗探親，最好的禮物竟是帶一 鍋紅燒肉：

在那段全國陷入大飢荒的歲月，姑母每次上來廣州都帶一大鋁鍋紅燒肉，一寸見方肥瘦相間的紅燒肉浸在褐色的醬油裡面，面上漂浮著一層白色的豬油。在那段飢餓的日子裡，這是比金子還要貴重的禮物。我只記得自己在飢腸輔輔的情況下，吃下一塊姑母帶回來的紅燒肉，空蕩蕩的肚子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脂肪，沒有能力消化它，反而不斷從胃裡往上湧出一股蛋白質的氣味，幾乎因此引致嘔吐：吃下一塊這樣的紅燒肉，好幾天都覺得飽。姑母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家，肩挑背馱帶著一大鋁鍋紅燒肉長途跋涉給我們這些年輕人補充營養，真是令我既感動又傷感。（一 六二頁）

該傳的另一特點是家族群體列傳，從一個家族的整體遭遇上反映赤色思潮的碾壓痕跡。如表姐朱丹霞原本嫁與才郎，親戚們都認為天造地設，育有一子二女。但成分論及南下幹部插足弄得這對恩愛夫妻反目成仇，表姐為追求「進步」，不顧子女尚幼，硬與資本家兒子的丈夫離婚，以示與剝削階級劃清界限，逼得溫文爾雅的丈夫居然想自殺與殺人，最後觸電斷失二指。妹妹容洵美天生麗質，聰明伶俐，不得已嫁給外省工人子弟，年僅三十三歲即勞累而死。一條階級論，當年擺弄出多少這樣「成分婚姻」的悲劇。

由於家庭出身及父母歷史問題，少年李大立初識愁滋味。其後，父親一步步降職降薪，從廣州站長調為佛山站長、西南站長，最後降為普通員工。而父親的每一步遭遇又如何牽掛著家人的命運，包括母親的下放勞動、妹妹的婚戀與死去，他內心所激起的陣陣漣漪與波濤，無不在書中一一展現。

另一富有歷史資訊與閱讀趣點是：貌正學高的廣州覦仔李先生，居然三十歲尚未找到對象，而之所以淪落至此，乃是因為大學裡錯過很多機會，畢業後卻想找一位女大學生，而且獨鍾上海小姐。身在貴州大山裡的李先生，他的婚戀軌跡最後竟是「寶雞相親」、「昆明邂逅」。原本上寶雞去見一位西安女大學生（被認為是「最後機會」），失望而回，卻在昆明挽上一位上海知青，還是一見鍾情。如此偏愛上海小姐，既有時代特色，也有個人因素，趣味多多。

李先生不避醜陋地記述了大飢荒年代如何偷吃食堂炒河粉、如何省錢搭車、如何為七元薪差盤算心機，以及如何一點點對共產思潮產生價值質疑，清晰留下一位一九六O年代中國大學生對社會與歷史的反思腳印。

命運轉機──移居香港
李先生的命運轉機發生於一九八O年代中期，得力於母親首先移民香港，然後他以四十一歲之齡攜家移港，完成人生戰略大轉移，打拼於港美。近年關掉紐約曼哈頓百張座席的中餐館，轉行「自由撰稿人」，專心撰述，已發表百餘篇政論，並撰成這本傳記，希望能為中國的民主自由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他畢竟還惦記著這塊土地上的事兒。李先生能夠留下自己走過的腳印，將自己的個人生平留示世人，且達到一定深度，無論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雁鳴長空，暮雲播雨，該傳忠實記錄了一個家族的「非正常活著」，林林種種，讓讀者通過事實去得出自己的判斷。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世上惟有符合人性的價值理念才能天長地久，社會科學領域的所謂真理也只是符合人性的一種認識。各種被描繪得再好的東西，只要與人性相悖，即使一時其興也勃，但歷經實踐的檢驗，最終必然其亡也忽。任何政治人物的政績最終須由人民評說，依靠暴力把持話筒的自說自好，只會留笑於後人。而且，歷史又不可能只由大人物獨唱獨演，經濟基礎的小人物聯繫著巍巍高聳的上層建築，他們的每一聲泣笑都在註釋著時代，都是對政治大人物功過的評估考量。從廣義上來說，李先生這本回憶錄乃是赤潮退落後留在沙灘上的一粒貝殼，裡面既存有大海曾經的轟鳴，也留下種種無聲的昭示。

歷史需要敘述才能得以保存，人生需要記載才能成為經驗。尊重每一位生命就是尊重我們自己，閱讀別人的傳記，會得到許多意外之財。雖然該傳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處，情節失於枝蔓，篇幅失於冗長，但真實性使它擁有自身的重量，會沉澱為那一時代整體記憶的一部分，並最終進入學者視野，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研究的基礎資料。

（注）余英時：《代序：人生識字憂患始──中國知識人的現代宿命》，參見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5月第2版，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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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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