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欲稱帝放煙霧蒙啟超(圖)

作為一個政客、軍閥，為人狠毒和功利，從登州投軍到位極人臣，再到逼清退位，以及最後倒行逆施，恢復帝制，直至最終撤銷帝制，撒手人寰，他的一生，是晚清到民國這段複雜混亂的歷史最真實的寫照。

    本篇擷取了馮國璋、梁啟超、張一麟一一被袁世凱矇騙的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過於做皇帝」

    1915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向袁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中日關係極度緊張，袁世凱的總統變皇帝的連台大戲自不便公開表演。等到對日交涉以接受亡國條件而告一段落，袁世凱認為日本政府收了這筆厚禮，不會出頭來干涉他做皇帝了，因此帝制運動舊調重彈，且有急起直追之勢。

    日本報紙的耳報神真快，首先把中國將恢復帝制的消息揭露出來。袁世凱看了這段譯文，立即發表談話說：「辛亥革命初起時，清室願意讓位於我，我堅決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義，不忠不信。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犧牲一己，勉強出面來擔負艱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孫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過於做皇帝。我已犧牲了自己，豈忍再遺禍子孫!」


進步黨首領梁啟超非常關心這個謠言。雖然他和進步黨已被打入冷宮，但是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只要袁世凱不做皇帝，不論做獨裁總統也好，做終身總統也好，他們都願為袁世凱繼續效勞。梁啟超知道由共和倒退到帝制，是逆潮流而動，必將自取滅亡。他和某些人一樣，認為袁世凱不會真想做皇帝，而是想做一個皇帝化的總統。但他記起袁克定對他說的一席話，卻又不能不引起疑心。原來，這年年初，他接到袁克定的一張請帖，請他到湯山參加春宴。他如時前往，一眼看見只有主人和楊度二人在座，別無其他客人，就不免感到驚疑。袁克定滿面春風地迎接他說：「卓如先生，今天沒有邀請外客，我們好隨便談天。」接著，他們坐下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漫談中外古今，漸漸談到政治問題。袁克定似有意又似無意地問追「近來外面輿論都認為共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見?」這一問問得突然，梁啟超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他愣了一會，才結結巴巴地說：「我生平只研究政體而很少研究國體。」

    梁啟超對政治是很敏感的，他把袁世凱的話和復辟之謠以及袁世凱的一切措施結合起來加以觀察，就肯定袁家父子正在搞帝制自為的把戲。他急忙去南京看馮國璋，想從馮國璋的口中探聽北京的政情內幕。

    馮國璋是應袁世凱之召前來述職的。原來，對日交涉屈服後，袁世凱打算召集各省將軍晉京舉行一次大規模軍事會議，公開宣布劃分軍區以及廢省改道等計畫。此時又有狗頭軍師提醒他：「現在正當籌備開國大典的時候，應使將士歸心，廢督廢省等問題還是以緩提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決不久，如果召開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會議，可能引起日本誤會，帶來新的麻煩。」袁世凱聽了這幾句話，又像冷水澆背一樣，於是改變計畫，分批電召各省軍人來京述職，藉以窺探他們對帝制問題的態度。馮國璋一連見袁世凱三次，袁世凱待他特別親熱，每次都同他共進午餐。馮國璋談到外間關於帝制問題的許多推測。袁世凱說：「華甫，你我是自己人，難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謠言也不是無所本的，往日暴民專政時期，曾經有人說過，共和不適合國情，我在口頭上也曾流露過願意退歸田裡或者還政清室；近來新約法頒布，其中有總統得頒授爵位的一條，有人又認為這是變更國體的一個預兆。我早就感覺到，五族權利一律平等，既然滿、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為什麼漢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權利呢?授爵條文對各民族都應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視同仁。可是，為了避免誤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給漢族以爵位。」

    馮國璋想說幾句話，可是沒有機會開口。袁世凱又往下說：「華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對你直說。現在總統的權力和責任已經與皇帝沒有區別，除非為兒孫打算，我實在沒有做皇帝的必要。至於為兒孫，我的大兒子身帶殘疾，老二想做名士，我給他們排長做都不放心，能夠叫他們擔負國家的重任嗎?而且，中國一部歷史，帝王家總是沒有好下場的，即使為兒孫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災禍留給他們。當然，皇帝可以傳賢而不傳子。現在總統也可以傳賢，在這個問題上，皇帝和總統不也是一樣的嗎?」

  馮國璋急忙擋住袁世凱的話頭說：「總統說的是肺腑之言。可是，總統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與人歸的時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凱把眉頭緊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氣的樣子，堅定地說：「不，我決不幹這種傻事!我有一個兒子在倫敦讀書，我已經叫他在那裡置了一點產業，萬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國到倫敦，從此不問國事!」

    袁世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使馮國璋將信將疑。他去找政事堂機要局局長張一麟把袁世凱所講的話照述一番，並且問張一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位蘇州才子在小站練兵時就做袁世凱的文案，參與機密最久，跟馮國璋的私交也很深。他說：「有是有這麼一回事，有人想做開國元勛，鼓動老頭子做皇帝，但是老頭子不會這麼傻。他的話是可以信得過的。」

    馮國璋把以上談話都轉告了梁啟超，於是兩人同下結論說：「仲仁的話是信得過的，老頭子不會這麼傻!」

    梁啟超的周圍經常有新聞記者往來，因此袁世凱、馮國璋二人的談話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謠便又突然沉寂下來。

    秘密設立籌安會

    袁世凱有兩個外國政治法律顧問：一個是美國人古德諾博士，一個是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這兩個人都是袁世凱用以推行帝制運動的開路先鋒。袁世凱為什麼要搬出這兩個外國寶貝來唱開臺戲呢?這是因為：一個寶貝是美國人，美國為共和先進之國，精通政治學的美國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可見中國確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個寶貝是日本人，日本為君主立憲制的強國，日本法學博士出面來鼓吹中國改行帝制，更可說明中國確有改行君主立憲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諾將要回國的時候，袁世凱授意叫他寫了一篇《共和與君主論》，命法制局參事林步隨譯成中文，交《亞細亞報》發表。這是帝制運動公開化的第一聲。

    這時，就有善觀風色的政客，秘密呈請改行帝制，袁世凱命內史夏壽田把他們的意見就商於楊度。袁世凱叫楊度授意徐佛蘇等先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性團體，並且網羅一批大名流參加，先為帝制運動製造輿論。袁世凱對任何重大問題，自己從不出面，叫楊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跡。袁世凱叫楊度只做幕後人，不要拋頭露面。但是，楊認為這樣一個改朝換代的大問題，應該讓他親自出馬，如果隱身幕後，將來做不了開國元勛，充其量不過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袁氏父子都想拉攏幾個大名流，挂出「學術團體」的招牌，以便欺騙國人。楊度則想包打包唱以免別人分功。為搶奪頭功，立即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托夏壽田轉呈。袁世凱親筆寫了「曠代逸才」四個字，製成長匾賜給楊度，並把這篇文章寄給段芝貴，叫他秘密付印，分發各省軍民長官參考。但仍無叫楊度出場露面之意。

    楊度知道一個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須找幾個知名之士，才能使袁世凱滿意。他找到了孫毓筠、胡瑛、嚴復、劉師培、李燮和五人。這些「知名人士」，有的是楊度的老朋友，有的是被楊度硬拉過來做他的幫手的。

    1915年8月14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聯名通電各省，發表組織籌安會的宣言。宣言把「國家所歷之危險，人民所感之痛苦」，都歸罪到人民自己的頭上。接下去援引拉丁美洲各國內戰不停的惡例，以證明共和制不善。然後把美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抬出來作為一塊金字招牌，認為「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政體」。於是宣言論證說：「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為深切明著。」最後，宣言又把筆鋒一轉說，他們組織這個學術團體，「以籌一國之安」，「將於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攄己見，以盡切磋之議」，希望「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

    在發表這個宣言的同時，他們六人還聯名電請各省將軍、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團體派遣代表到北京，共同研討國體問題。但是，他們不等各省代表到來，即於8月23日在石駙馬大街成立籌安會，並自行決定以楊度為理事長。

    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

    馮國璋回到南京不久，活靈活現的帝制機關「籌安會」公然宣告成立。馮國璋打電報問張一麟，張一麟只好承認他自己消息不靈通，事前毫無所聞。馮國璋不禁跳起腳來發火說：「老頭子真會做戲!他哪裡還把我當作自己人!」

    宣言發表後，各省將軍、巡按使看出這個團體的後臺老闆就是袁氏父子，因此紛紛派代表到北京，並且填寫志願書加入該會。於是這個學術研究團體進一步成為表決國體的團體，發表了主張「君憲」的第二次宣言。這個宣言雖是滿紙胡說，但在字裡行間卻也暴露了袁世凱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並且對他的實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國會，廢除舊約法，頒布新約法等罪行，作了貨真價實的供狀。

    該會原擬組織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參政院)舉行變更國體的請願，以示此舉出自真正民意，但因參政院已定於1915年9月1日開會，所謂各省代表來不及全體趕到北京，於是他們採取了偷工減料的速成辦法，指使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公民團」，分途向參政院請願，所有請願書都由該會代為起草。1915年9月1日，參政院開會時，便有所謂山東、江蘇、甘肅、雲南、廣西、湖南、新疆、綏遠等省區的「公民代表」紛紛呈遞請願書。從籌安會成立到組織請願，為期不到十天，像這種高速度的「改革政治運動」，古今中外尚無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