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超級市場貨架上的大米，被香港人一搶而空，有消息說大米會漲價兩成。2008年初，香港市場曾掀起一場"麵粉風波"。北京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調整大陸出口的原糧及其成品出口關稅，香港人以為這一規定也適用於香港，因此香港市場上的麵粉價格快速上漲，香港的麵包店也乘機加價，港人愛吃的菠蘿包，由原來的一隻2港元，提價到2.5港元。當下的香港人，面臨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而顯得很"脆弱"。
香港財政盈餘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香港政府應對通貨膨脹已經打出幾張牌：面對進口地通貨膨脹抬頭的趨勢，將進口產品來源多元化；加強公用事業的價格管制；更吸引人眼球的是政府讓利。前不久，香港特區政府在公布新的年度財政預算時，捎帶推出給民眾發400億港元大紅包的細則：長者每人直接一次性可拿3000港元津貼；每戶香港家庭可獲1800港元電費補貼；政府開支10億港元為低收入家庭代繳一個月公屋租金；減免過去一個年度部分個人所得稅並提高扣稅基數，為刺激行業發展而擴大免稅清單；凍結所有可能影響民生的政府收費......香港政府如此向市民派發"紅包"，旋即產生"派糖效應"，翌日港股應聲反彈，那些因物價上漲而捨不得花錢的老人，每月也能上食肆多飲幾次茶了。
其實，新加坡政府早已有年年向國民發"紅包"的習慣。2007年，新加坡財政盈餘達64億新元（約300多億港元），創1994年以來最高記錄。今年初政府決定，撥款18億新元還富於民，其中8.65億元作為分紅髮給年滿21歲的公民，窮人與老人受惠最多。按新加坡現有人口計算，18億新元攤到每個人頭上為400新元（約合2000港元）。新加坡政府發"紅包"的正式稱謂是"政府盈餘全面分享計畫"，即仿照企業將盈餘回饋給股東的做法。此外，加拿大、印度等國家也都有這樣的先例。
不一樣的感覺
無論是全民發"紅包"，還是減稅、補足社會保障體系，每一個政府都大有可為，可作多方面探索，但核心是政府的執政思路，即關鍵是究竟該藏富於民，還是藏富於政府？財政政策究竟是少數人手中的權力遊戲，還是惠民的社會穩壓器？"國家"，"國家"，"國"和"家"本為一體，政府荷包充裕了，向民眾發紅包，不僅可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和歸屬感，還能為經濟發展的路向增添信心。正如有學者說，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上和富政府絕對不是一回事。掌握在政府手上，要看政府往哪裡花。目的還是要富民，一個政府不可能有獨立於百姓的利益。"紅包"發放可以按照兩種思路設計，一是重點向弱者傾斜，一是向具有較高創造力的人群傾斜，帶有激勵性質。
2007年中國大陸財政收入高達5.1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2.4％，中國GDP排名已位居全球第四。面對似乎沒有盡頭的通貨膨脹，來自各社會階層都提出了讓百姓分享經濟增長，共享紅利的主張。上海市政協委員邢普提出為抵消通貨膨脹給民眾帶來的經濟負擔，財政給每人發1000元人民幣，或者減稅。引發一場爭議和討論的是"按人發錢"說。邢普提出這一建議，是要抵消通貨膨脹對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讓民眾更為公平地分享經濟高增長的好處。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也提出，應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調到5000元人民幣。
不過，不少人對此提出種種異議。其實，"按人發錢"就是讓民眾分享經濟增長好處的最直接辦法。與減稅相比，發錢似乎更有助於窮人。中國大陸目前稅制的主體稅種是流轉稅，而不是所得稅，減稅的好處主要將為企業享受，低收入群體收到的好處是相當有限的。即使是個人所得稅，與窮人也無關，因為窮人原本就沒有達到交個人所得稅的收入門坎，幫助窮人最直接辦法是按人發"紅包"。
不否認，在中國大陸，政府發"紅包"也曾暗貼到百姓身上，比如政府廢除農業稅；每年資助五百億元人民幣，受助的經濟困難學生2000萬；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全部免除；師範大學實行師範生免費教育；一再提高城市退休人員工資水平等等。這些都只是社會財富二次分配，需要繼續擴大領域和範圍，但這和發"紅包"的感覺畢竟還不一樣。
當下，在香港坐出租車（的士），大都需要按的士計價表的價錢再加1港元。香港立法會前不久通過了政府關於的士表加1港元的議案，許多的士的計價表尚未來得及改動。這次加價是對高油價令司機收入減少的一種減負。其實許多人不知道，更大的減負是政府讓利。香港市區環境質量惡化，主因是汽車大多使用柴油而排放廢氣所致，其中的士又佔了主體。如果讓的士改用環保燃料，必定能改善空氣質素。於是，以賣地為重要收入來源的香港政府，這次卻免費供地建專用氣站。香港加油站油價高的主因就是加油站的地價，今後零地價的專用氣站賣出的環保燃料，肯定比以往的加油站便宜多了。政府收入雖減少了，的士司機收入卻多了，城市空氣質量也好轉了。這樣派發"紅包"，無疑是一高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