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我國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史學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寫的《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一文，詳細論證了政府的產生、政府權力的運作以及他同人民的關係。該文見解深刻，分析透徹，深入淺出，清楚明白，就是現在，也不失為一部進行民主啟蒙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在梁啟超看來，人格化了的國傢俱有最高主權，在國家之下有人民和政府，政府和人民同是國家組成的"要具"，互不隸屬，只有國家才能"握獨一最高主權"。那些重視人民的，認為國家主權在個人，這就導致了無政府主義的產生，使國家無從管理；重視政府的，認為政府是國家的代表，國家之主權在政府，這就會使政府權力無限擴張，導致專制暴政。所以，一個文明進步的國家，必須明確人民和政府的許可權，誰也不能亂來。近年來，關於國家、主權、政府、人民這些概念人們不斷有所論及，可能有些人對梁啟超論證持有不同看法，但無論如何，梁啟超所強調的對政府和人民的許可權要加以限定還是應該完全加以肯定的。
梁啟超進一步論證說，以民權害國家者雖然在西方國家出現過，但是縱觀幾千年的歷史，大多都是政府濫用權力，侵害民眾，以至於把國家禍害得破敗衰弱、盜賊橫行、民不堪命。所以《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雖然說的是限定人民和政府的權力，其實重點是要限定政府的權力。
為什麼要成立個政府呢？在國家成立原理上，梁啟超認同法國思想家盧梭的理論----國家成立在"民約"。人必須群體生存才以發展，才能與外界競爭，人一方面是獨立經營的個人，同時又是通力合作的群體，如果人不須要群體生存，政府就沒有成立的必要。人各有自己需要幹的事，有的務農，有的經商，有的作工，有的上學，都沒有時間顧及群體的事，那就選出一些人來為大家作這些事吧。政府就是這樣產生的，他的宗旨，就是代大家管理眾人的事務，而不是用來鎮壓迫害民眾。政府當盡什麼義務，他們都應該有哪些權力，根據這些來判斷不是很明確嗎？說白了就是作公益之事。梁啟超認為，政府的工作雖然千頭萬緒，但總的來說就兩件：民眾自己力量作不到的事政府幫他作，民眾的自由權益受到侵害政府要給予維護，這才是政府最可寶貴的地方。
回想到中共建政以來，所作所為和梁啟超所說的政府應該作好的工作正好相反。在中國最貧困的時代，民眾自謀富裕之路中共政權不但不幫助反而加以制止，以至於導致幾千萬平民餓死。從49年以來，左一個右一個的運動從來就沒間斷過，每次運動，都有大批的無辜平民被迫害致死。近年來，政府的官員隨著貪慾心膨脹使自己的權力不斷擴大，使官員變成官匪，對農民土地的侵佔，強制拆遷，對和平維權的暴力鎮壓，對法輪功的持續迫害，一樁樁一件件都是政府的直接行為。這樣的政府，誠如梁啟超所說"則有政府或不如其無政府"，沒有政府，人們至少不會受到官匪的侵害。
有人說，中共和中國人民之間不存在民約關係，當初沒人訂這個民約。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前些年有一個筆名"笑蜀"的作家編了一本書，叫《歷史的先聲》，那上邊寫的就是中共在沒有奪取政權時對中國民眾的承諾，這個承諾就是當時的民約。現在，我們就是要拿這本書上的承諾向中共要自由和民主，不用多也不用少，只要把60年前的這些承諾都實現了就行。但是中共食言自肥，在這些關鍵的問題上耍無賴，把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時間又往後推了三十二年，當年的中共 ，為什麼不直接告訴中國人，他要到100年以後才能給中國人民主和自由？那時他們說："一黨專政反民主，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制國，才有民主可言"，"把人民的權力還給人民"（以上言論均見汕頭大學出版社《歷史的先聲》）！
不僅對中國民眾，對藏族中共同樣有承諾。1936年5月的中共紅四方面軍在「波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言」中是這樣號召的："我們就向全世界全中國宣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國於1936年5月1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領土應當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現在藏人還沒有要求獨立，只要求高度自治，中共就使用武力對其血腥鎮壓。
以上這些人權災難，依梁啟超的理論看來，都是由於政府的權力不受限製造成的，所以梁啟超認為對政府的權力必須加以限制。怎麼限制，梁啟超認為，必須隨民眾文明程度的提高減少政府的權力，政府應該"依人民之富以為富，依人民之強以為強，依人民之利以為利，依人民之權以為權。"除公益事業外，政府不應有任何他自己獨特的權力。他舉例說，西方國家，對於本國人民之權，日有所讓，但他們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有尊嚴，其國家聲譽，強過獨裁暴政國家萬萬倍。這些文明國家皆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對民眾侵害之事少之又少。梁啟超認為，立憲政府，就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堯舜無為而治"了。確實如此，一些到過外國民主國家的人說，他們在國外非常自由，幾乎感受不到有政府的存在，只是到了民眾有困難時政府才出現。
天下最大的罪惡就是政府侵害民眾。如果是民眾侵害民眾，有法律可以對其制裁。政府胡作非為，沒有能制裁的，況且政府犯罪由於不能受到制裁，會刺激政府官員犯罪的熱情，以至於愈演愈烈。正由於此，必須對政府權力加以限制。在談這個問題時，梁氏還提出了多數暴政的問題。由於主權在民，政府根據多數人的意見行使權力，少數弱勢之民，就會失去自由。多數暴政比之於君主專制，更為有害，因為他打著民意的晃子，更能騙人。關於這一點，凡經歷過中共所發動的歷次運動的人，相信都有深刻體會。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都聲稱團結95%，打擊一小撮兒，結果使無數無辜民眾在運動中受害。根除多數暴政表面看來是要限制人民權力，但歸根結底還是限制政府權力問題。因為首先多數人的意願要通過政府實施，其次是政府可能會假錯多數人的名義對少數人迫害。
在民主法制的國家裡，沒有一個人可以胡作非為而不受制裁，無論你是君主還是普通公民，也無論你是多數還是少數，都不能例外。"人各有權，權各有限"民主法制的國家就是處於這樣一種良性狀態之中。只有獨裁暴政的國家才有個人高於法律之上，作壞事不受制裁的現象。
對於獨裁暴政，梁氏深惡痛絕，主張人們起來反抗。他說，當政者違背承諾，為政失職，對民眾"壓抑之蹂躪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為叛逆"。在另一篇文章中，梁氏說得更清楚："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睹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侵以至今日，誰能復侵之者？"（見《梁啟超全集》349頁）這個思想同美國的《獨立宣言》有關人民可以起來推翻獨裁暴政的論述簡直就是如出一轍，只是梁氏把獨裁暴政的罪惡歸咎於人民"不悟罪，不悔罪"，認為"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大原，自放棄進發之"（349頁）。這種見解，未免有失偏頗。
梁啟超把中國兩千年來所倡導的仁政同西方的民主自由進行了比較，他認為，這兩種政治理念看上去好像很相似但其精神一點也不一樣。中國的仁政只能闡述政府為政應該怎麼樣作卻不能保證其必須這樣作，這就是兩千多年來孔孟等至聖大賢雖然苦口婆心地倡導仁政而仁政終不能實行的原因。梁氏說："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行暴也，則窮凶極惡，無從限制，流毒全國。"
當前中國的例子也很能說明這個問題，胡溫自上臺以來，不斷作民主秀。中共的十七大說："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 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但是由於中共不想改變一黨專制的獨裁體制，不放棄特權，不進行政改，所說都是一錢不值的廢話，沒有制度作保障的權力等於沒有權力。近年來不斷發生的中共動用軍隊鎮壓民眾抗暴的維權行動，上訪人員不斷被抓被關，失地農民投告無門，法輪功學員持續被迫害，以及前不久發生的西藏流血事件，無一不是中共濫用國家權力，民眾權力不能得到很好保障的最好證據。
梁啟超說西方的民主自由不同於中國所說的仁政，一國之事為舉國人人之事，"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故一治而不復亂也。"
梁啟超以民本思想看待東西方政治之不同，認為中國歷史上所提倡的仁政思想，有其重要的歷史價值，在歷史上也確有實行的必要，因為那時人們還沒有進化到現在的文明程度，只能由開明統治者施"仁政"。這就是梁氏的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政府之權日有所減，民眾之權日有所加的思想。我們先不管梁氏這個思想是不是有商榷的地方，有一點是肯定的，梁氏認為人的權力是自己本身就有的，不是政府給的。因為政府能給就能收回去，而且根據孟子的思想，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因為天下非天子所有。這個思想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鄧小平把天下當成自己家的東西，不但指定國家最高領導人，還隔代指定國家最高領導人，這是犯罪行為，其滔天罪行，必定會受到徹底清算。
總括梁啟超《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的思想，共有以下幾點，一，政府是根據民眾實際需要產生的，政府本身沒有權力，它的權力是民眾給的;二，政府的工作在於作好公益事業；三，政府的許可權必需要加以限制，要有限制政府權力的體制，良好的社會制度可以保證政府官員沒有作惡的條件和能力；四，為防止多數暴政，對人民的權力也要限制，對人民對權力的限制歸根結底要表現在對政府權力限制上；五，政府權力是公民給的，公民的權力是自己本來就有的，政府可以剝奪公民的權力但不能給予公民權力（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不能給自己沒有的東西）。
這些思想真是震聾發聵，《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發表於1902年，距今已有106年，現在無論當政者還是平民，不是應該好好瞭解一下樑啟超的這些思想嗎？人們太需要補課了。
註：梁啟超原著《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見《梁啟超全集》88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