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年期間，他坐的牢五花八門。既有"明牢"：2007年12月27日至今，他被拘禁在北京市看守所；2006年9月7日、8日、26日和2007年5月18日，他被公安局傳喚到北京市通州區中倉派出所長時間問話。
也有"灰牢"和"黑牢"。這是一種由警察執行卻在台面上說不清道不明的非法拘禁。共同特點是：便衣警察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抓住胡佳往車裡塞，有時還套上黑頭套，運到一個已經佈置好的"小黑屋"（一般是某個旅館的地下室或緊拉窗簾的小房間）；要麼對其進行"說服教育"，要麼用污言穢語對其攻擊謾罵，要麼對其拳打腳踢，甚至用皮帶把其全身捆住並坐在胡佳的身上；每次少則一兩天，多則四十一天，次數多得記不清；這些 "灰牢"、"黑牢"，警察們不但沒有任何法律手續，事後還一概不承認。由於這些回憶很痛苦，被我有意識地忘記，現在只能列舉一些有確鑿記錄的"灰牢"、 "黑牢"記錄：2004年4月3日、4日、5日；4月13日、14日、15日（中間釋放過一次）；5月22日至6月6日（先被軟禁在家，後被帶走關到旅館地下室）；2005年4月28日至5月4日；7月2日胡佳從北京市朝陽區搬到通州區後，又多次短暫"失蹤"，詳情只能將來再述1；11月在鄭州舉辦的中國愛滋病防治工作會議期間，胡佳被警方抓走後，因衛生部高級官員出面干預，他僥倖免住"小黑屋"，而是被警察挾持著到洛陽等地"參觀"愛滋病防治示範區； 2006年2月16日至3月28日被便衣警察綁架秘密關押共41天。
第三種是"家牢"。簡單地說，早上外出時，突然被一群穿便衣的警察和保安攔在家裡，沒有任何的法律手續，只是說"今天領導有命令，你不能出去"，日復一日，不知何日休止。無論胡佳是講道理擺法律，還是拼盡力氣往外衝，都無法成功外出。被軟禁在家的時間，一次比一次持續得更長。詳細的情況，可以看我們的記錄片《自由城的囚徒》
第四種是"移動的牢籠"和"株連的冤牢"。無論是在河南做調研工作，抑或只是單純地為愛滋病逝者朱進中送葬，還是為躲避六四前後的再次非法拘禁而蟄居鄭州，抑或只是陪同我回福建探親，以及在北京的敏感日子和平常日子，身後無不明目張膽地跟著幾車（一般是兩輛車，有時也有摩托車等）的便衣國保，"必要的時候"立即把胡佳強制帶走，沒有任何的法律依據。作為妻子，我也被牽連，常常和胡佳一樣失去自由。一些故友和密友，也莫名其妙地受牽連，間或失去自由。
據不完全統計，胡佳沒有自由的日子，2005年有126天，2006年有214天，2007年有226天，2008年至今沒有自由。
這究竟是為什麼？一個連螞蟻也不忍踩死的佛教徒，一個愛護環境、愛惜生命的素食者，一個為百姓請命的"好管閑事者"，對這個社會，不但沒有壞處，而且稱得上小有貢獻。現在他因為寫了幾篇文章，接受了外國記者採訪，就被起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我心揪得緊緊的，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他已過世的姥爺，因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曾經在國民黨政府任職及信仰藏傳佛教等，被勞教，從1958年到80年代初，扣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姥爺的子女在臭老九被踩腳下的年代，也受牢獄之災，現在他們不願多談；他八十多歲的伯父從1955年"肅反"開始，被判刑、強制勞動長達25 年，根本原因，也不過是其要公道敢說話；他七十多歲的父母1957年還是大學生，都因言獲罪被劃為"右派"，被下放強制勞動長達22年；如今胡佳還在看守所裡，妻兒也不得真正的自由。
我們都是普通人，也常常恐懼，我們盼望的，無非是家庭團圓幸福，推動並受益於社會進步。胡佳的健康，在41天失蹤時已經被嚴重傷害不能康復，目前最多隻是維持現狀。如果他被判刑，對於我們這個家庭，對於他的健康，是雪上加霜；對於我們這個社會，也是悲劇。如果還用舊的方式對待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對待又直又憨的青年，損失犧牲的不僅是我們這些家庭，更是這個社會，那麼中國的將來，誰還願意、還敢、還能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