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方主流社會來說，他們首先應當看到。中國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一種是中共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宗旨是希望利用民間的民族主義熱情重新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另一種是民間，尤其是青年群體中自發產生的民族主義熱情，這種熱情相當大程度上並不是當局策劃的結果，而是一個曾經一度很落後的民族國家在新興的成長過程中自然產生的群體心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熱情和中共的愛國主義宣傳，在某些問題上會呈現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比如奧運會和主權問題；但是有時候也會產生衝突，比如對日本的態度等等。不去區分這樣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就容易把今天中國出現的民族主義浪潮簡單化，更可能在批評中國政府的極權性質的同時傷害到中國人民的感情。 20世紀初期，當中國知識份子群體開始尋求普世價值的時候，西方列強對中國民族感情的不夠尊重，導致相當一批知識份子轉向蘇俄道路，最後西方社會和中國知識份子群體雙方都付出很大代價。面對中國今天的新的崛起，西方社會應當吸取歷史教訓。
對於中國的年輕知識份子群體來說，他們也應當知道，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崛起，必然面對一些以前沒有面對過的衝突，包括國際社會對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擔憂和質疑，對中國來說，這是挑戰，也是機會。尤其應當區分的是，中共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政治層面和文明層面的政策，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進行及時的調整，這是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的主要原因，因此應當說，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警惕，主要是對中共的政策的警惕，而不是對中國人民的敵意。面對這次圍繞西藏問題中國留學生群體表現出來的熱情，一位以批判西方資本主義主流體制聞名的歐洲著名左翼知識份子當面向我表示困惑，他的困惑很有代表性，不應被視為是西方對中國的歧視。這次事件告訴中國民間社會，中國要真正崛起，必然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在普世價值上的要求，而協調二者衝突的真正障礙是中國今天的當政者對於政治民主化的拒絕。我們在為西方媒體的報導不公憤慨的同時，也應當從此進一步瞭解到，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在中國崛起過程中不可迴避的重要性。絕不能因為民族主義熱情受到西方社會的質疑就放棄追求民主自由的立場，甚至倒向維護中共極權主義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