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王千源父母在青島的居所外被凃上"殺全家"和"殺賣國賊"的紅字。(法新社圖片)
盡情宣泄完愛國熱情，愛國華人互道"拜拜"揚長而去，該幹什麼幹什麼，絲毫不用擔心有誰來"秋後算帳"，不用擔心有誰往檔案袋中放一個小紙條。這樣又自由又安全心情又舒暢的抗議，也只有海外華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去享受。
但要說中國人都覺得自由自在也有些誇大。美國杜克大學有一個叫王千源的小姑娘，在這個自由的環境下說了一些和"愛國"華人不一致的話，遭到同胞的圍攻謾罵和威脅，在網際網路上被五馬分屍，用美國話來說，真的就差點被私刑處死了，就像當年美國南方白人種族主義者對付黑人那樣。甚至她遠在中國的父母的家也遭了殃，被潑上糞便。
手頭正好有一本海外愛國元老、曾經官拜中國政協常委徐四民先生的回憶錄《一個華僑的經歷》，隨便翻到一個地方，其情節何其眼熟，這裡拿來和"愛國同胞"分享。
徐四民先生50年代是緬甸富商、愛國僑領。1958年緬甸政府邀請外國使館和社會知名人士觀賞文藝聯歡，演出中有華人發現節目單上有李香蘭小姐的獨唱"之那之夜"，便報告給在場的中國大使。李香蘭是在北京長大的日本歌星，日本侵華期間她唱的這首歌在中國非常流行。二次大戰後李香蘭跟隨當外交官的丈夫住在緬甸。
中國大使接到報告後讓使館人員去交涉，要求撤銷節目，但主人沒有同意，大使又要求徐四民以僑領身份出面，要參加演奏的華人音樂團體退出演出。徐四民心中非常不滿，用他的話來說，假如這首歌確實是侮辱中華民族，那大使館人員可以離席表示抗議，但現在他們說不動主人，又不願離席，卻把這個難題交給自己。
當徐四民勉為其難地找到華人音樂家時，雖然有人表示應該退出演奏，但其它人和樂隊領導堅決反對，他們說這首軟綿綿的歌曲並非辱華，而是表達了日本官兵思鄉厭戰之情。樂隊領導人說"我們停奏會給緬甸政府下不了臺......我們是緬甸的普通居民，不是外交官，有些還是緬甸籍，我們不能這樣做。"結果中國大使只得帶領使館人員退場。
這只是徐四民親身經歷的和"愛國"有關的尷尬事之一。另一件事發生於1955年南斯拉夫總統鐵托訪問緬甸期間。由於堅持不結盟立場，鐵托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威望很高，緬甸政府為此準備了盛大的歡迎儀式，邀請主要少數民族參與歡迎儀式，以體現多民族國家的特色，華人也在其中。但在蘇聯眼裡，鐵托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國當時拜蘇聯為老大哥，以克里姆林宮的好惡為好惡，於是使館給僑社傳下話來"中國人要停止一切歡迎活動，不管是國家的外交代表或是當地的華僑老百姓"。
徐四民說，本來華僑接到了緬甸政府的邀請後非常高興，正在認真準備，突然間接到使館的這個指示，實在非常為難，不知如何對緬甸政府交代，因為很明顯，不能告訴緬甸政府說這是中國使館給華僑下的指示。
徐四民說到了歡迎鐵托的那天，馬路上搭起了各少數族的歡迎彩樓，當鐵托的車隊經過時人山人海，搖旗吶喊，鐵托在緬甸領導人的陪同下在每個彩樓前停下，向歡迎的人群致意。但華人的彩樓下冷冷清清，只有華商會會長一個人孤零零站在那裡。這種難堪的場景，徐四民畢生都不會忘記。多年以後，他還耿耿於懷地說他"實在不明白這個‘指示'對華僑有什麼意義。"
然而，這只是和"愛國"有關的尷尬事而已，還有一些事就不止是尷尬了。
4月20日，洛陽家樂福超市外，一千多示威者高叫反對臧獨，抵製法國和抗議美國媒體CNN的口號。AFP
但除了這些讓徐四民尷尬的事，還有後果更嚴重的。當時中國大量向有華僑的國家輸出革命文化，特別是電影，緬甸也不例外。1960年，徐四民和緬甸友人達成一項交易，由對方在仰光市中心提供一塊地皮，徐四民籌資建立一座當時設備最先進的大型電影院，為放映中國電影提供一個固定的場地。
電影院建成後，很快就帶來了政治爭論。有人在股東會議上提出影院應該成為中國大陸電影的陣地，只放映中國電影，但徐四民認為從商業角度考慮那樣做經營上無法維持，而且其它電影院也放映一些中國電影，所以主張中國片、緬甸片和歐美蘇聯片各佔三分之一。他說"我主張沖淡政治色彩，讓外國人瞭解，華僑愛祖國並不是一種政治活動"。為了突出非政治性，他提出影院建成後，"第一炮放映一部中外咸宜，老少喜愛而無政治傾向的西方名片"。股東會議最後選了美國迪斯尼出品的《睡美人》做為第一部上映的片子。
《睡美人》連映20多天，場場滿座，盛況空前。接下來影院就大量放映了中國革命電影如《老兵新傳》、 《翠崗紅旗》等等，也有《五朵金花》這樣的娛樂片。徐四民十分高興，他想"以後我們中國的影片在緬甸將有一間頭等的戲院細水長流地放映了"。他甚至開始考慮和其它影院合作建立電影公司。但他不知道的是，華僑中有人正暗中策劃針對他的大批判，要捍衛中國革命文化在緬甸的陣地。不久，當地親中國的華僑報紙發起了"座談"和"討論"，題目就是為什麼要用美國電影作為電影院的首映片，背後的動機究竟是什麼。一家以華人為主的中學在學生中也發起討論，批判"崇美"思想，發出責問："首都電影院放美國片由誰來負責？"
股東開會討論影院的經營情況，很快就有人向"有關方面"打"小報告"，說"提議放映美國片《睡美人》的人是什麼意思？""我們對主張演美國電影的人應有怎樣的看法？"
徐四民說這種"‘看法'雖不是定罪量刑，也同‘政治鑑定'差不多了。後來聽說回國的華僑，有的終身背著那個看不見的‘檔案袋'，我就不能不承認這‘看法'是多麼厲害了。"
但徐四民更沒有想到的是，發起這些"討論"和"座談"的"愛國人士"和向使館打"小報告"的"海外赤子"的真正目的其實充滿了銅臭。這些人是看到了影院的成功，要用政治罪名把他搞垮，然後自己接手經營。他說在這場所謂"政治爭論"的背後"吵的是利益分配，爭的是權力地位"。當徐四民知道他成了放映美國電影的罪魁禍首，而且"重要人物"對他已有"看法"之後，他便辭職了。然而，讓他驚訝的是，換了人之後，這家電影院不但照樣放映美國片，而且放的更多，甚至不但是美國的娛樂片，而且戰爭片也照放不誤，要是上綱上線的話，這些都是"為美帝張目"的。
1964年緬甸政府實行了針對華僑的"國有化"，徐四民喪失了財產，回到中國，在北京住了12年，又聽到了很多以"愛國"為名的骯髒勾當。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一個華僑的經歷》今天仍然有它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