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它曾是何等風光。
1953年，從國民黨希臘大使館起義的，北洋政府官費留學博士鮑揚廷回到中國大陸。共產黨為了教育這個資產階級文人和國民黨官僚，讓他去中國城市和農村參觀接受教育。其時氣像一新的中共廉潔政治，穿著樸素的人民裝，留著平發，平易近人的共產黨幹部，睹娼一掃而光的簡樸整潔的城市，說話時充滿自信和理想的新中國人民，曾使多少海外歸來的民主知識份子熱淚盈眶："中國這頭睡獅終於甦醒了"。但是掩蓋在這些新氣象下的潛在問題和假象並沒有逃過歷史博士鮑揚廷老辣的眼睛。當農村幹部告訴他，農民打倒了吸血鬼地主，分得土地，走上合作化的幸福道路時，鮑揚廷問了一個問題。他說： " 很好，你們所做的這些都很好，但是當你們將土地又集中起來的時候，誰來管理，這些管理的人會不會又變成騎在農民頭上的新地主去吸窮人的血？"。農民幹部不可能懂得這個問題背後深刻的人性含義， 他們回答：
"不會，共產黨就是專門解放窮困人民來的，他們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鮑揚廷聳了聳肩，不再說話。
半個世紀後，歷史已經對鮑揚廷的問題做了回答，共產黨並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它不但有著人性的貪婪、縱欲、自私和一切人類的其他弱點，而且由於它的專制和專權的程度遠超過滿清、軍閥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所以它的吸血胃口也遠遠超過了其他政府的吸血蟲。它先是將中國糟蹋得餓殍遍地、冤魂啼哭、江河污染、然後才不得不放棄了階級鬥爭的國策。在浪費了中國幾十年寶貴的時光，錯過了五十至七十年代世界經濟起飛的大好時機後，老老實實地回到了亞洲五小龍的當年起點，重新開始。 但是它仍一口咬定問題只在經濟上，拒絕放棄它的一黨專政，拒絕讓它的專制政府受到新聞、民主、黨派、國會、和法律的監督，因此它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如果說共產黨的經濟起飛是在八十年代開始，也就是晚於五小龍的起點六十年代二十年，那麼它的政府體制，還停留在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的初始階段，甚至更壞。因為它是在一個獨裁黨壟斷政治經濟法律新聞，無法無天、沒有制衡的條件下去搞資本主義。
這個被共產黨稱作經濟起飛的實質是什麼呢？說到底，這只是中國由於窮困，勞動力的價格遠低於其他國家，在價格平衡規律作用下，加工市場向著貧窮的地方自動轉移的經濟現象。這就像水從高處向低處流一樣，等到二邊的水面相平的時候，這個起飛的原形就會畢露。因此更確切的說，所謂的經濟起飛只是中國人的生活相形於世界過分貧瘠的經濟反彈和自動平衡。所謂經濟起飛，使中國變成了一個令中國領導人沾沾自喜的世界加工廠和世界垃圾場。中國領導人所以感到沾沾自喜是因為相比於衣食都要發票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這點沾沾自喜的成績已經發展成中國現領導人的偉大光輝成就，變成了他們可以貪污腐化的本錢。於是在共產黨四個堅持和一黨專政這兩個翅膀的同時張開下，中國的貧富分化、官僚貪污、社會道德敗壞、也開始以不輸經濟發展的速度起飛。
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是腐朽壟斷的帝國主義，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將愈來愈尖銳，最後爆發革命。這個預言已經為世界公認失敗了，被世界拋棄。現在看來中國共產黨好像決心要貢獻自己，以身成仁，讓自己變成世界上唯一符合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腐朽國家，走向極端的勞資對抗，最後被工人和窮人推翻，來證明馬克思的分析還是有道理的。從而為一個被證明已經失敗而被世界唾棄的馬克思主義取得一點面子和安慰。但是令馬克思哭笑不得的是這裡他的理論被顛倒了180 度，也就是以他的綱領組織的去解放窮人的共產黨，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化成了他抨擊的剝削人民的資本家，而他描繪的人類最好通向共產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卻莫名其妙地演化成 名符其實的資本壟斷在幾個大家族手中的帝國主義。
中共這個腐朽的專政政權就在這兩個起飛下，開著他們寵愛的寶馬(不是騎著瘦驢)，駛向一座座聳立在煤煙模糊中的燈紅酒綠的鋼筋水泥森林，在那裡一個個貪官抱著二奶花天酒地，醉生夢死。我們離看到這個世界上殘留的唯一的共產大黨，結束它邪惡的命運，從而徹底結束二十世紀以來曾經紅了半個地球的共產惡夢應該已經不遠了。
中國共產黨會怎樣死亡呢？
有人在大聲疾呼：
"用邪惡反邪惡的農民起義精神──來反共，該被清醒地將之結束了！因為它除了流血外不能產生一個民主的政權。"
是的，很多文人，尤其是御用文人都感覺到，如果讓共產黨死於共產黨當年用血流成河清洗國民黨政權和地主老財的方式，未免太殘忍和不符合當今世界的民主精神了。
但是不知這些人是否看到，邪惡的農民起義精神不能結束的原因，並不在於農民和被壓迫的民眾不願結束，而是
"用杜絕一切改革可能和各種下流方法來維持專制和特權利益的統治方法也應該結束了！因為它除了逼迫出一個邪惡的起義外，別無它路。"
不管人們願意看到，或不願看到，人民反抗與特權階層的壓迫是專制社會的兩個死結，它們天天在那裡互相絞索，互相逼迫，互相較量。
作為它們較量的兩個極端是：
如果共產黨不斷地能以武力、欺騙、說謊和各種下流方法來成功地維持住它那個不平等的邪惡政權，而拒絕對它的政權做任何改革和本質的讓步的話，那麼它的最終結果就是逼迫出一個邪惡的起義，中國又將陷入一場血雨腥風的互相廝殺中。而且這個邪惡政權專制統治的時間愈長，那個憋著的氣球就愈漲，一旦爆裂時，襲來的暴風雨也就愈血腥，從民眾地層深處暴發出來的火紅的溶岩也就愈可怕。中國歷史上兩個歷時最長、死人最多的血腥時期，正是兩個中國最強大的王朝漢和唐滅亡後的三國分裂和五代十國。
另外一個極端是這兩種威脅和危險在對抗中產生一個相對溫和的出路，也就是民眾有抑制的反抗，迫使特權階層妥協，分裂，走出專制，自動讓出政權或者向民主演化。這可能是中國人能夠期望的最好的出路，清朝的滅亡就是這種模式。
但是這兩個極端比起橫亙在這兩座大山之間的一片丘陵起伏的廣闊空間，畢竟概率要小得多。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中，如果人民沒有足夠的力量迫使中共放棄改變它的專制，而民眾也無法對中共專制政府做出武裝反抗時，如果有某些特定條件出現，中國歷史很可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找到共產黨死亡的出口。
這就是歷史出現了下列契機：
災荒和大批餓民的出現；
邊疆少數民族對專制的反抗；
人民的和平抗議；
台海暴發戰爭；
中共對民族或民眾的血腥屠殺；
人民的暴力反彈；
國際的支持和譴責；
中共因應制意見不同內部分裂；
中共因利益分配或權力分配不均公開分裂；
軍隊分裂，不服從屠殺民族和民眾的調動。
以上任何一個偶然事情的出現，導致其他事情連鎖反應的時候，中共將會面臨死亡的考驗。這些因素的綜合能不能提供中共滅亡的最關鍵標誌，就是人心。一旦人心全去的時候，中共的大廈將似天崩地裂般倒塌。
可能有人不理解，做了這麼多壞事的共產黨早就人心喪盡，為什麼說它的滅亡的關鍵是中國的人心呢？
這裡人們可能忽略了理解中國人的一把鑰匙，對於一個經過無數災難、無數欺騙、無數暴力後變得非常狡黠的民族，人們不可以，也不應該完全從道義和真理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人心。他們可以像走狗一樣比主子更殘忍的去迫害和殘踏被統治者拋棄的弱者，他們可以助桀為虐。因為在這個專制政體空前嚴密，殘酷的生存環境中，每一個人都活得這麼艱難。為了活，他們有時必須將自己的良心，道德嚴嚴實實的掩蓋起來，甚至於給狗吞噬掉。但是也是這同一個中國人民在適當的時候它也能發出真理的怒吼，將這個舊世界的污穢沖滌得四散五離。只有他們心裏的磅秤估摸到這場衝擊而來的暴風雨足以摧毀這個政權的話，他們才會以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樣子舉起滅共的旗幟，否則的話他們會一如繼往的站在專制政權一邊忠心耿耿地為保衛這個政權搖旗吶喊。人們可能沒有太多理由去責備它，它已經為那些夢付出太多了。因為太多的血腥，太多的殺戮已使這個民族非常小心的防範自己被一個崇高美麗的謊言誘惑到另一個絞肉機中去。
等到那一天到來的時候，當滅共的黑雲以烏雲壓城城欲摧的聲勢滾滾地從地平線壓上來的時候，當大部分中國人都看到共產黨已無法逃脫死亡命運的時候，這時中國的土地、中國的天空、中國的石頭、中國的樹木......都會將它們深深壓抑在心深處一個世紀的憤怒爆發出來，罪孽重重的共產黨的滅亡將比四人幫的覆滅還乾淨，還孤獨，還迅速。
那時候，不但普通的老百姓都會起來討伐這個壞事做絕，天良喪盡的政權。而且各種達官貴人，名人也都會在一夜之間更變顏色，變成比反共人士還反共的人士。經過共產黨幾十年的大風大浪、政治運動、權力鬥爭、那些中國歷史上忠君的死諫人士，那些中國歷史上迂腐得令人可愛可敬的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已經都被共產黨的謊言治國消滅得無影無蹤了。中國民族已被共產黨改造成善豪言壯語，伶俐無比，精通於識時務者為豪傑的變化術的新人種，誰也不會，也不肯傻得去以卵擊石。大家都在騙，每個人都在看風，那種像國共戰爭擺開戰場，幾百萬軍隊殊死拚命疆場的傻事，對日簿西山的共產黨只能在美麗的回憶中去想像了。有一天，胡總，或者其他總，過烏江時，他是不用像霸王項羽那樣問船夫為什麼寡人會有今天的。讓我們拭目以待，這些慣於騎在人民頭上的共產黨頭領在死亡的面前，會有一個良心發現和懺悔嗎？ 或者他們只是著羅瑪利亞書記齊奧塞斯庫夫婦死刑前那種仇恨的表情離開世界？
共產黨的暴政造就了一個說謊成性，欺騙成風的民族，共產黨將自食其果，亡於這個說謊成性，欺騙成風的民族。它會發現這些表面上對它忠心耿耿的子民，只是害怕它的淫威，一旦看到它大勢已趨的時候，他們會比共產黨的背信棄義更快地反戈一擊。同時沒有了說謊成性，欺騙成風的始祖──共產黨，的這個民族，在共產黨死亡後，會被遺留在這個說謊，欺騙成性的土地上，像我們先祖崇拜的鳳凰一樣在罪孽的火海中涅磐，在死亡的痛苦中，尋找新生。
中國民主分娩的陣痛將在共產黨死亡後開始蠕動，共產黨遺留的種種惡習，會在共產黨死亡後發作到頂峰。
人人都成了被共產黨迫害過的冤魂，化作冤禽萬囀聲，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出各種動人的怨聲。而白茫茫大地一片乾淨，誰也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或者曾為共產黨助桀為虐。大地上一片白茫茫，就像中國的土地上從來就沒有過共產黨這種生物和飄個紅色的五星紅旗一樣。相對於已逝去的苦難，這個民族會一如繼往，更關切眼前利益和將來權利的爭奪。從傳統上說這是一個不願意從回顧中思索，總結和尋覓的民族，中國很快就會在向前看的口號聲和豪言壯語中開始一個歷史新的紀元，又會在迫不及待的百年盛世、歌功頌德、稱霸世界的愛國狂潮中自我陶醉。
那時候各種改頭換面的民主祖師、各種救世英雄、民主鬥士、理論導師、儒家祖宗、當世活佛、氣功大師、玉皇大帝下凡、基督重來、等等都會紛紛登場，大打出手， 中國民主分娩的陣痛將在共產黨死亡後不斷上升，在一個遠比臺灣國會肉搏更強烈，更複雜，更長期， 更驚濤駭浪的搏鬥中發出痛苦的呻吟。
但是不管它怎麼痛，怎麼亂，還是要比鐵索鎖鏈綁住的共產黨專制社會好。因為在這個新天空下，邪惡不再是合法的了，邪惡居住的聖壇寺廟給摧毀了。這些由共產黨幾十年的統治滋生的各種邪惡，從它們棲身的倒塌了的祠廟院樓中被亮到光天化日之下，不能忍受太陽強烈的光輝，它們必須去找尋新的地方棲身，整個社會將在大動盪大爭奪中來回拉鋸。直到時間這個歷史的醫生，將在共產黨時期人們已經認作正常的各種習性，全民性權力垂涎症、全民性唯利是圖貪婪症、全民虛榮擺譜症、全民性說謊欺騙症等等，慢慢地涼息下來，人們的興趣和愛好被散分到大自然廣闊的天地中去的時候，中國人性的古老道德從記憶的深處中徐徐浮出，重新敲打這個民族利慾熏心的心扉的時候，中國真正的民主才可能從地平線上慢慢升上天空。
歷史的現在和將來對於中國人那是一場必須迎接的暴風雨，我們不能因為害怕那個動盪，不敢走上那個時代的變革。對於渾身都是傷痛，內心傷痕纍纍，說著共產黨的語言，已經溺身騙海中不知何為騙的中國人，這是遲早要付出，而且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去除共產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留下的毒瘤，共產黨統治癒長，這個毒瘤就長得愈大，割的時候就愈痛。如果我們不願在喪失道德，喪失信仰的人性禽獸化的墮落中變成一個非人的物種，我們就只能像我們先祖崇拜的鳳凰一樣去罪孽的火海中涅磐，死亡或者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