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一週後，救援工作仍在進行。已知死亡人數達到4萬多，受傷人數24萬多，無家可歸者，多達500多萬。預估死亡人數將超過6萬，經濟損失將超過百億美元。位於震中或接近震中的重災區，三十年經濟建設毀於一旦，等於推倒重來。
中外人士，極大地關注著遭受空前浩劫的中國，也密切注視著中國政府在這場災難中的表現。
5月18日，中國政府宣布：設立三天哀悼日（5月19至21日），期間，全國下半旗，暫停奧運火炬傳遞。這是中共執政近60年來，首次，不是為領導人、而是為平民所舉行的全國性悼念。
為此，有人稱讚中共「進步」。如果這是一種「進步」的話，那麼，這恰恰就是一個最具說服力的例子，證明批評和壓力，有可能促使中共改變。多年來，每逢天災人禍，就有人呼籲，政府應該為受難平民下半旗、設立哀悼日，卻一律得不到當局響應。這次大地震之後，類似呼聲愈加高漲，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都在不同場合、不同行文中，發出呼聲：設立哀悼日，全國下半旗，暫停奧運火炬傳遞。或以批評，或以勸告，對中南海施壓。
5月16日，遠處中美洲的秘魯政府，頒布最高政令，確定5月19日為「全國哀悼日」，以悼念在四川大地震中死難的中國人。秘魯政府此舉，顯然極大地觸動了中國政府。試想，如果秘魯舉國哀悼中國地震受難者，而中國竟毫無動靜，中國人情何以堪？中國政府如何在國際上自處？秘魯政府的決定，構成直接壓力，迫使中國政府急轉彎，兩天後，即5月18日，中共跟進，宣布設立中國的「全國哀悼日」，也是從5月19日開始。
首次接納外國救援隊伍，是中共在內外批評和壓力下，被迫作出的又一調整。四川大地震發生之日起，多國就向中國政府表示，願意向中國派遣專業救援隊伍，協助拯救瀕危民眾。日本與加拿大等國的救援隊伍，甚至立即待命機場，只待中方同意，即刻起飛。但中共當局卻以種種藉口，予以婉拒。在外界壓力和民間批評聲浪中，僵持幾天後，中共最終讓步，先後允許日本、俄羅斯、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救援隊伍進入災區，但已經錯過了拯救生命的「黃金72小時」。與此同時，中共仍然婉拒來自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救援隊伍，儘管，中共也清楚，美英等國救援隊伍，擁有世界上最優良的裝備、技術和最訓練有術的專業人才。
災情相對公開，鏡頭相對直接，是這次抗震救災中，中國媒體報導方面的又一大「改善」。畢竟，中共需要履行對奧運會的承諾：自2007年1月起，開放境外媒體，在中國境內自由採訪和報導。與「承諾」對應的，就是國際監督與國際壓力。既然紙包不住火，不如自己公開。外界並不知道，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的內情和激烈程度，但，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如溫家寶等人，完全可以利用這一「承諾」，來打開官方新聞封鎖的沉悶局面。
必須提到的，是跨越省界國界的網際網路，對災情公開發揮的巨大作用。這次大地震，強度極高（已經修正為8級），波及範圍極大（大半個中國），四川省內的許多市、縣，尤其被深山阻隔的鎮、鄉、村等，得不到政府的及時救援，當地民眾紛紛展開自救和互救。知情者將這些得不到政府和外界救助的災情，及時傳到網際網路上，補足了官方媒體的「疏漏」，更塑造了中國地震災情空前公開的「新形象」。就此，應該說，中國網民功不可沒。
中國網民還集中曝光：地震後，學校倒塌最多，無數花季兒童慘死。於是，民間紛紛質疑「豆腐渣工程」，譴責貪官污吏，問責於中共各級政府。中共當局雖百般辯解和淡化，但也不得不表態：災後要予以調查，發現問題，將予以追究。
這一切，誠如著名作家章詒和的慨嘆：「僅僅是政府、國民在抗擊災難、拯救災民嗎？不，災難和災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國民，讓權力學會靠近人性，叫人心學會仁厚悲憫。」
說到中共表現，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調整」。而中共的這些「調整」，均屬被動。中共之改變，永遠落在民眾之後，而且是在民眾的不斷批評和外界的持續壓力之下，不得已而為之。
不管是臺灣的「九二一」大地震，還是美國的新奧爾良風災，執政的臺灣政府和美國政府，都受到民間的激烈批評，或被譴責缺乏預警，或被批評救援不力。民選政府尚須批評，何況專制政權？當然，相對而言，民選政府更在乎批評，專制政權更不在乎批評，但這絕不是專制政權不應該受到批評的理由。而且，事實證明，專制政權仍然懼怕輿論，輿論的壓力，或多或少，令其忌憚，或稍加收斂，或改弦易轍。
猶記四川大地震發生後，某種聲音甚囂塵上：「這種時候，救災要緊，不要批評，不要譴責......」或者「先救災，再反思......」於是形成一種奇特的邏輯：太平盛世，不能批評，因為，「政府已經做得很好，無需你們多嘴」；天災人禍，不能批評，因為，「救災要緊，譴責無益」；災難之後，不能批評，理由是，「何必糾纏過去？一切向前看。」
於是，在中國，每一次天災人禍之後，政府和民間，鮮聞反思與批評，只見感恩涕零的歌功頌德。以年初的大雪災為例，事後，何曾有人反思？何曾追究政府責任？幾個月間，只有對「藏獨」的圍剿，只有對奧運火炬的狂熱。大雪災的悲劇，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出現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發生大飢荒，數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直言：「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四十多年過去了，天災與人禍的惡性循環，並沒有終結。迄今未能建立起保障監督與制衡的民主制度，是其中關鍵。
但願，經歷大地震的陣痛之後，中國上下，能夠痛定思痛。民間逐漸強化自主與監督，政府逐漸習慣問責與批評。使即將主辦奧運會的中國，理性地，成熟地，邁向文明和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