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會出現"無官不貪"的現象？這是我一直很想找到答案的問題。是體制，還是國民性，或者是傳統文化使然？如果像一些網友所說的是因為中國的"國民性"，那麼到底什麼是中國人的精神，中國的國民性？前天為搬家收拾東西，偶然看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的一篇趙衡毅的文章，通過對反腐小說"阿難"的評論，討論了中國人精神的缺乏和制度性腐敗的關係，覺得很精闢，這裡轉述一些文中的觀點：
"目前的腐敗，幾乎是體制性的。 也就是說，無腐敗做潤滑劑，體制幾乎無法運轉。不賄賂，哪怕合法合理的事情，如升學，上手術臺，都無法辦成，何況下海經營牟大利聚巨財？腐敗性體制運作，效果不一定差，至少比耍權的官僚主義強。。。體制性腐敗的另一個定義是，社會大多數人，誰也逃不了和腐敗沾邊，就像文革後期中國成為無恥的後門社會，濫權社會： 人人咒罵走後門，有機會人人都走後門，人和人只是後門大小的區別。實際上，‘前門進來的也有壞人，後門進來的也有好人'，這句據說的最高指示，的確有無理之妙：它是精神價值最低底線破裂之處。從那以後，善惡再無標準， 一切由實利引導，實效檢驗，倫理的超越性意義，完全無從談起。"
為什麼這樣"人人都腐敗"的"濫權社會"會在中國出現？該文回答說，這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造成了雙重的破壞：一方面以不合現代化需要為理由，拆毀了傳統價值；另一方面，引入的現代性社會更需要信仰。就此，中國不僅落入破而未立的一度真空，而且對價值的超越性要求增大，不得不墮入巨大壓力之下的'雙重信仰真空'"。
類似的觀點在郎咸平的文章中也有提到。他說："他們(指西方企業家)的血是宗教所遺留的信託責任，而我們的血是以自我為中心"。這個觀點的挑戰性不僅僅在於它把宗教對西方人和西方企業家的精神價值觀的影響無限誇大了，更在於他看上去和我們比較固有的觀念相反的看法，那就是，中國的文化是自私的，而西方的宗教精神是利他的。這是中國人缺乏博愛和普世精神的根本原因。這讓我想起麥片粥關於"民主是個老烏龜"那篇文章裡的類似觀點。麥文在提到西方的社會體系的時候說："人權，自由，良心，真理，是基於宗教信仰，是他們真心相信的東西"。這些觀點不由讓我對一個一直感興趣的問題重新進行思考：中國的體制性問題又有多大程度上是源於宗教的缺乏和人們信仰的缺乏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回答另外一個基本的問題，即，"中國人的信仰"到底是什麼？"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不是那麼好回答，因為中國的信仰體繫在過去一百多年裡已經被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打破了。儒家思想早就在火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中變得千瘡百孔；中國歷史上唯一可以算作是"國產"的宗教，道教，除了成為封建皇帝練丹求長生不老之術，似乎對國人的思想也沒有什麼影響了；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原先是藉助科學的力量，後來卻不幸成為了宗教，在引發了一場又一場全民瘋狂的政治鬥爭之後，在中國進入比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還要資本主義的今天，已經被被全體人民所摒棄，只剩下一個"共產黨"的軀殼在那裡苟延殘喘。這樣看來，說中國人處在一個巨大的"信仰真空"裡面，的確不是誇大其詞。
在這樣的"信仰真空"中，良心和真理當然也無從成為人們思想和行為的主導力量。(事實上，中國人從來對真正的"真理髮現"就沒有太強烈的追求，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幾千年來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體系的原因。而西方從兩千多年前的希臘時代開始，就有了以柏拉圖為代表的思辯派和亞里斯多得為代表的實證學派；當然，這是題外話)。因此，實用主義成了指導一切的"精神準則", 加上共產黨的政治體制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監督機制，於是,無商不姦，無官不貪，無人不走後門的"體制性腐敗"得以成為社會的潤滑劑，因為這是各種社會階層進行利益交換，"為我所用"的最好的機制！
這樣說來，如果是文化, 偶然和必然的歷史發展和由此產生的國民性造成了體制性腐敗，那麼不改變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觀和國民性，是否就無法改變目前的制度性腐敗呢？這樣說來，也許我們前一段時間所希望的地震帶來的一些變化能夠引起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是一個wishful thinking?
題目太大，匆忙之間可能有些詞不達意。歡迎大家批評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