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案正確與否，在於是否有利於人民，是否現實可行？
首先，筆者認為既然「中國民主化現實道路」是關乎十幾億中國人民的大事，因此就應該而且可以大家一起探討，發表不同意見，共同探索一條正確的道路。衛先生再三強調他的方案「僅僅視為建議，探討一種可能性，以擴大......選擇範圍」而不是「視為真理或唯一正確的道路」......，言下之意，就算錯了，別人也不可批評(或無需批評)。衛文更進一步說，他自己是「探索真理的思維方式」，別人則是「政治家式指導中國民主進程」，甚至說「等待xxx先生發動顏色革命。」筆者認為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和出發點是錯誤的！因為方案的正確與否？並不取決於這個方案是否屬於建議性質，屬於可行性探討，所有其他人的意見也統統屬於建議和可行性探討，並沒有誰說要當政治家去指導中國民主進程，筆者更沒有說過自己要「發動顏色革命」。建議方案正確與否？只取決於是否有利於人民和是否現實可行？筆者兩篇文章中對衛先生方案的批評，也僅限於這兩點。筆者指出衛先生的方案只是「半吊子民主」不是真民主，絕不是人民群眾為之奮力抗爭數十年的目標，人民大眾不會接受；同時指出中共當權者嗜權如命，軍頭王震說「誰想奪取政權，拿二千萬條性命來換！」鄧小平說「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和平。」根本就不可能主動交出政權，退入「參議院」；因而筆者認為衛先生提出的方案既不利於人民也不現實可行，所以說這種建議方案是錯誤的，不可取的。
二，中國民主化難以實現，是因為統治者將民主複雜化
衛文提要說「在我看來，一種對民主的簡單化理解，在百餘年間的華人中相當普遍地存在，也許正是民主難以實現的原因之一。」筆者的看法正相反，竊以為反是中共及其御用文人故意將民主複雜化，強調「中國人民素質低，不適合民主制度」丶「臺灣民主造成亂象」......，企圖拖延實行民主憲政，才是中國民主化難以實現的原因。六十年前，中共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時候，就說條件早已成熟，一切都準備好了；六十年後，當中國人民向共產黨要民主的時候，中共反說人民素質低，條件未成熟?！中共不是口口聲聲說「解放」六十年來在他們的領導下取得了多麽多麽偉大輝煌的成績，經濟如何發展了丶教育文化怎樣普及了丶生活水準怎樣提高了......，怎麽人民素質反而比六十年前還不如了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雖然筆者不同意將中華民族吹捧成什麽最優秀的民族，但是和世界其他國家民族相比，中華民族確實同樣具備了實行民主憲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素質，臺灣的中國人給我們做出了最好的榜樣。
三，漫長的過程自然會被視為目的
當海內外輿論強烈要求中共交出實現民主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時，中共放出口風要我們再等三十二年(到2040年)！還不是官方正式的承諾，只是通過幾個御用文人之口測試民意而已。就算是對於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香港，中共2007年開出的期票也是十年和十三年：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對立法會全面普選則隻字不提，引起社會輿論群情洶湧，喬陽才不得不口頭補充「2020年以後可以普選立法會」。衛子游先生與此一脈相承，給我們的建議是「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更是一張無期支票。衛先生解釋說這是一種「民主選項」，是一種「民主過程」，「民主漸進化方案」，十足中共塞進「香港基本法」中所謂「循序漸進」實質「循序不進」的翻版。但是，須知中國人民為民主憲政已經奮鬥犧牲了一百多年，他們對民主憲政的強烈要求，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是勢不可擋，刻不容緩，他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這種過程被不合理的拖延下去，就必然會被人民視作毫無誠意，只是對他們強烈民主訴求的推搪和敷衍，達到延續其獨裁專制政權的目的，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清末的行憲改制失敗引發辛亥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歷史例證和教訓，中共當局及衛先生們不可不引以為戒。
2001年有一個叫辛旗的青年共干在紐約大放厥詞，氣勢洶洶地咆哮：「拖即獨丶獨則打丶打必勝」，他這裡所指的「獨」是指「台獨」；如果將他的這句話改成：「拖即獨丶獨則反丶反必勝」，回贈給他偉光正的共產黨，最合適不過，這裡的「獨」是指「獨裁」，「反」是指人民的「反對」和「造反」。
四，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今天中國的政治形勢和一世紀以前清末的情況極為相似，真可謂世紀輪迴。當年的大清皇朝閉關自守，拒絕和世界文明接軌，歷經鴉片戰爭丶中法戰爭丶太平天國丶義和團之亂丶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丶甲午海戰......，割地賠款內憂外患早已風雨飄搖。慈禧太后從1898年鎮壓戊戌變法到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她倉惶出逃西安，開始意識到再不變法圖強，就只有王朝覆滅一途。於是，就在「西狩」途中，驚魂未定即於1901年1月29日發布了「變法上諭」，宣布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7年開放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地方「諮議局」選舉丶1908年8月宣布「預備立憲」，預備期為九年。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次年已不得不宣布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布憲法。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丶資政局丶地方自治丶戶籍丶財政丶教育丶司法丶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畫，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短短數月之後辛亥革命就將大清皇朝推翻了。
再看看現時中國大陸，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各種固有的社會弊病已經暴露無遺，各種社會矛盾已經無法解決，人民群眾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動盪一觸即發，呼喚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崩潰在即，在當權者大力營造「康乾盛世」的假象中，人們普遍感覺到晚清年代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當年慈禧太后尚且知道不變革就要滅亡，派大臣出國考察，取消科舉制度，開辦新學，開放選舉，宣布君主立憲時間表和路線圖；可是，胡溫的政治嗅覺還比不上慈禧太后，頑固地拒絕學習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至今連一個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欠奉，對人民的民主訴求無動於衷，「春江水暖鴨不知」，歷史的演變往往驚人地相似，很可能重演清末的一幕。
五，過程有選擇，但目標只有一個
衛文說「中國民主就只有完全按李先生所指出的臺灣模式這一條路？如果這條路一直走不通--至少到現在還沒有走通是事實吧，李先生又如何交待呢？臺灣模式是有條件的，如果中共內部一直不出現一個蔣經國，我們就一直睜著眼睛等下去？」又說「什麼是原則？在您眼中，臺灣模式是"原則"，在我眼裡，臺灣 模式卻只是一個選項，只是策略，根本就不是什麼原則。」
筆者從來就沒有說過「只有臺灣模式這一條路」更沒有說過「臺灣模式是原則」。不過，如果衛先生這裡所說的「臺灣模式」是指臺灣今天的民主狀況(也就是我們的目標)：全民普選總統和立法會以及各縣市首長，則筆者同意可以這樣理解拙文的觀點；但若果衛先生所說的「臺灣模式」是指實現民主的過程：總統蔣經國主動提出，接班人李登輝貫徹到底，由上而下的改良實現民主憲政。則不是拙文的原意。因為筆者認為中國的民主至少要達到臺灣目前的水準，而不是衛先生建議的「半吊子」民主；而達到這個目的則有多種途徑，臺灣執政黨內出了個蔣經國只是其中一種。中共和國民黨素質不同，完全沒有民主的基因，很可能好像衛先生所說的始終出不了一個蔣經國，那麽自下而上的革命也同樣可以達到目的。之不過筆者的立場是顏色革命，而不是暴力革命。東歐前蘇聯等國家爆發顏色革命瓦解共產專制政權，則是另一條可行的道路。
同樣地，拙文標題「尊重現實，不等於放棄原則」所說的「原則」是指我們的目標是真正的徹底的民主，而不是衛先生所說的讓中共中央和民主黨派骨幹分子霸佔「參議院」十到二十年的半吊子民主；不能拿人民的民主權利(民選參議院)這個原則去交換中共「遜位」放棄政權這個利益，請衛先生不要誤解。
六，實現民主化歸根到底靠人民的力量，個人的作用不過是加速進程
衛先生說：「它(中共)擁有7000萬黨徒和數百萬重兵，難道憑這些實力還不夠？這麼巨大的力量--雖然如今不免外強中乾，但比起我們這些舞筆桿子的光桿司令們來，難道就 完全沒有發言權？」
當然，如果再像毛澤東一樣，有不同的政見不是通過議會論壇去辯論，去爭取選票，而是用槍桿子解決，從北到南橫掃整個中國，犧牲數千萬同胞生命，亦即海外輿論所說的「砍人頭而不是數人頭」的辦法，去實現政治理想，中共的「七千萬黨徒和數百萬重兵」的確是「巨大的力量」。可是，請衛先生們不要忘了，時代不同了，毛澤東的辦法行不通了，無論是誰，無論為了什麽目的，今天若想再發動一場國內戰爭，非但沒有人願意再當炮灰，而且勢必埋葬戰爭發動者。從這個角度看，「七千萬黨徒和數百萬重兵」就沒有什麽可怕的了。因為他們是人，人是有思想的動物，他們的思想必然會受到社會現實的巨大影響，並且隨著形勢不斷地改變。今天是黨徒士兵，時機一到，他們就會變成民主革命的動力！辛亥革命中的新軍丶支持葉利欽反政變的坦克車丶槍斃壽西斯古的羅馬尼亞人民軍......，不都是很好的例子嗎？所以說貌似強大的中共並不可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大眾，是民心的向背！軍心體現民心，「水可載舟，亦能覆舟」就是這個道理。
其實臺灣蔣經國能夠順應時勢，實行民主變革，除了他一貫的親民無私以及具有國際視野的個人品質之外，黨外民主力量的壯大以及人民群眾民主訴求的高漲，更是推動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報禁，李登輝先生開放全民普選的重要原因。蔣經國坐在輪椅上對國民黨大會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同樣地，七十多年的共產專制國家蘇聯在戈巴卓夫和葉利欽手裡被瓦解，除了他們兩人的個人素質之外，世界民主潮流的有力衝擊丶蘇聯國內反專制要民主的呼聲高漲，以及各加盟共和國強烈要求獨立的頑強鬥爭，都是迫使蘇共放棄獨裁專制，進行政治改革，實現多黨制民主憲政的外部原因。退一步講，即使臺灣不出蔣經國丶也必然會出一個張經國丶王經國；蘇聯不出戈巴卓夫，也必然會出一個戈巴洛夫。意思就是說歷史的潮流誰也阻擋不住，阻礙歷史前進的人必被淘汰，順應歷史潮流的新領袖必會應運而生。中共既然出不了蔣經國，但是被世界民主潮流衝擊，國內民主運動高漲所迫，被強力推動不得已走向民主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胡錦濤不改革，難保黨內不會出現一個張錦濤丶王錦濤？當然，如果他們冥頑不化，再向人民動手，也有可能當中國的壽西斯古。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若再發生八九年的六四慘案，結果就可能大不一樣了。
七，民主與專制
下面和衛先生以及廣大讀者討論的都是些「大題目」，近一世紀來，數代中國人為此爭論不休，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但是儘管如此，筆者認為，其中基本原則的分歧還是涇渭分明的。對此，筆者與衛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
筆者原文是「衛先生忘了獨裁專制和民主憲政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有你無我，不可能共存於一體」。意思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體現在他的政體上，或獨裁專制，或民主憲政，二者必居其一，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個既是獨裁專制(一黨獨裁)又是民主憲政(多黨競爭)的國家。衛先生卻認為民主與專制可以共存一體，他說：「英國的專制獨裁與憲政民主之間，長期共存於一體。......即使是美國，憲政民主與對黑人的專制，也曾共存了一百多年」。
其實，英國美國正是世界公認的民主國家，你說他民主與專制共存恐怕難以被人接受。民主國家最根本的體現就是三權分立丶多黨競爭丶民主普選丶議會政治。而不在於他是否有國王？權力有限的上議院裡是否有貴族？或不完全在於某段時間內佔人口少數的黑人是否有選舉權？至於衛先生所說的英國上議院，與其說是保留專制制度，不如說是保留階級特權。因為上議院從一開始其權力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與美國的參議院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這一小點權力根本「獨裁專制」不起來，因而不妨看作是象徵意義的安慰獎，就像英女王一樣。況且拙文「尊重現實，不等於......」已指出，他剩下來的一點有限權力和階級特權，正在被最後剝奪。至於美國從立國開始就是一個民主憲政國家，不幸有相當一段時間剝奪了黑人和婦女的選舉權，那是因為當時很多西方國家剛剛從中世紀封建農奴社會中走出來，全球的民主憲政剛剛起步，不免帶有舊社會的痕跡。同樣，與其視作專制獨裁政治制度，不如說是種族和性別岐視。我們判別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專制獨裁還是民主憲政，要從根本上著眼，就是上述的幾個標準，不可以偏概全。不可以用衛先生所謂的「民主成分」和「專製成分」的多少進行判別，因為這些所謂「成份」並不能代替「實質」。
當然，現時世界上還存在一種所謂「半民主國家」，指的是亞非拉一些民族主義國家，他們也有普選，但經常有賄選，有違規的地方，不如西方國家般公平公正；他們的總統也往往權力過大，看似獨裁專制。但究其實質，它們當中仍然可以分出獨裁專制和民主憲政國家來。只要看看這些國家有沒有選舉？這些選舉是不是真正「普及而平等」？就大致可判別這個國家屬於獨裁專制還是民主憲政。比如說伊拉克總統薩達姆雖然也是「選舉」產生，但他如同中國丶北韓等共產國家的所謂「選舉」一樣，都是一種得票率高達99%的偽選舉，他就是獨裁專制國家；而伊朗2005年的總統選舉。歷經兩輪投票，從第一輪中的七個候選人到第二輪的兩個候選人，經過激烈競爭才選出總統。得到人民授權和受到民選議會監督，儘管他執行的政策和西方民主國家不同，甚至相反，但這並不妨礙這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質。當地報章引用西方評論家的話說：「雖然美國不認同伊朗的選舉，認為那不是公平的選舉。但從真實情況看來，伊朗的總統選舉的確是中東回教世界的典範，看不出有很大的不妥之處，......無論如何總比美國的中東盟友沙烏地阿拉伯丶科威特等來得好吧！這些美國盟友的人民何嘗試過民主的滋味 呢？」
衛先生為了說明「民主根本就不簡單，專制獨裁才簡單。」「以美 國為例，它的憲法和制度，既有人民作主的部分，如總統和國會議員由人民直選，人民有權對法律丶政策丶施政和司法表達抗議之權等等，但也有"不是為民作主" 的部分，比如它的聯邦最高法院，全體大法官沒有一個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終身制任職，除非大法官犯法，否則人民根本沒有罷免的任何權力，這些非民選的大法 官卻有權推翻民選國會發布的法律，有權否決民選總統發布的政令。美國的一些獨立委員會，比如格林斯潘曾經執掌過並在世界範圍內發揮了巨大影響的美聯儲，其 長官不由人民選舉產生或罷免，長官的工作程序，一定程度上也是獨裁的。」
筆者認為，衛先生的這段話不但不能說明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專制的部分，反而恰恰說明經過兩百多年的民主探索，今天的美國是一個既民主自由又尊重知識的社會。美國最高法院(司法)與美國聯邦政府(行政)丶國會(立法)並駕齊驅，聯邦最高法院九個大法官擁有最高司法審判權，包括解釋憲法權和違憲審查權，這正是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重要標誌。由於是終身制，出現空缺時才由總統提名參議院通過，所以不是每一個總統任內都有機會任命大法官。終身制確保司法獨立和連續性，最大限度地減低其黨派色彩。但是，大法官的否決權並不是如衛先生所說的那樣，而是僅限於總統行政命令和國會的法律修訂案與憲法有牴觸的時侯，無權干預總統和國會其他不違反憲法的任何決定。首席大法官還在國會各種投票會議中擔任主席，總統被彈劾時領導參議院，當布希和戈爾競選總統難分勝負的時候也由大法官裁決，只有高度專業化和中立化的大法官對如此重大的爭議作出裁決才能服眾。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擁有自己獨立的權力，不但不是獨裁專制，反是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體認。同樣地，聯儲局主席由總統提名，國會通過，他的工作同樣是高度專業化的，所以相對獨立，這和民主專制毫不相干。還有衛先生沒有提到的國會委任「獨立調查人」，他甚至有權調查訊問總統，看似權力很大，但這不但不能說明美國政治制度的獨裁和專制，恰恰相反，正說明瞭他的民主和權力制衡。
八，革命和改良
關於革命和改良誰優誰劣？也是歷代有志中國變革的志士仁人們爭論不休，甚至各自付諸實踐的大問題。筆者卻認為兩者沒有什麽優劣之分，所謂革命就是政治制度的急劇改變，而改良則是緩慢的改變，全賴於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和人民群眾的意志而定，不應該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其中之一，更不可能由個別「領袖人物」預先設計，然後再驅使人民群眾「按圖施工」。只要能夠實現中國人民民主憲政的偉大目標，則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都無關宏旨，哪一種辦法能夠成功，而且代價最小成效最大就是最好的辦法，我們不應抗拒。
衛子游先生說：「讓舊的勢力在上院存身，從而避免他們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與新勢力產生激烈對抗」，「你不給他們一個出路，至少發生激烈對抗與實現和平演變的機率就是五對五」。「避免既得利益集團因顧慮遭到清算而採取激烈抵抗民主的一條折中辦法」。
筆者認為，如果衛先生建議安置中共中央以及民主黨派骨幹的「參議院」，只好像他一再引證的英國上議院，沒有否決下議院通過的任何議案的權力，屬於一種「贖買」性質的「安慰獎」，則大家不妨考慮同意。問題是衛子游先生建議的「中國參議院」卻有很大的凌駕於民選國會(人大)的權利，衛先生說：「把現在的實際上的最高決策機關中共中央委員會改成參議院（中共總書記兼任參院議長），其在轉型期的作用主要是防止民選後的全國人大丶國務院制定或執行可能引發內戰的法律及政策。」意思就是他不但有權力否決民選後的國會(人大)通過的決議，還有權力干預國務院的「執行」，即有至高無上的否決權，這就和你引證的英國上議院大不相同了。筆者在文中質問：「這和現今的中共一黨獨大有何區別？和「中共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有何區別？」衛子游先生並沒有回答。
至於說到設參議院安置中共中央是為了免除他們遭受清算的顧慮，則衛先生未免太低估中國人民的理智和文明程度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毛澤東「天天斗」的時代了，連一貫好勇鬥狠的中共都在倡導「和諧」了。有理由相信，理智的中國人已經不再以仇恨和鬥爭為依歸了。筆者主張，共產黨倒臺後，新政府千萬不能再像毛澤東一樣殘殺前朝的遺民，絕不能因為參加過共產黨，就要成為「反革命」，因為參加任何黨派並不犯法。當然，應當追究少數殺害迫害傷害過別人，利用公權侵吞過國家資財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共產黨員，因為他們犯了法。而這是和「黨派清算」不相干的法律行為，遵紀守法的共產黨員不應該害怕被「清算」。
衛先生說：「所謂"天鵝絨革命"的特點，.......這種革命也被稱為不流血革命，或不徹底革命。」筆者和衛子游先生的分歧還在於：是否自上而下，或者雙方協商的改良，甚至連衛先生所說「天鵝絨革命」(即筆者所說的顏色革命)都一定不徹底？非要暴力革命才徹底？如果採用改良或者顏色革命，就一定要給舊勢力保留政治特權？筆者不這樣認為。關鍵在執政者對民主憲政的認識和雙方力量對比。如果執政者有為國為民實行民主憲政的願望，他不會在乎保留象徵意義的政治特權。因為與全權在握時相比，能保留的權力肯定不可同日而語。比如說，臺灣李登輝總統任上開放普選，他和國民黨都沒有要求像衛先生給中共設計的那樣：國民黨中央全體組成「參議院」，李登輝擔任「參議院院長」。蘇共瓦解和下臺的時候，也沒有專門設置一個「參議院」來安置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當然，這需要政治家的民主視野和寬闊胸襟，以中共的素質不一定能做得到，他們的素質決定了將死攬權力不放，所以我說他們不會領衛先生的情。另外，如果人民群眾的民主力量強大，包括中共黨內軍內都有支持民主的力量，幾個執政者再頑固不化，也不可能保留政治特權。清朝皇帝的退位也可看作是改良或是顏色革命的結果，並無保留政治特權，後來連經濟特權都取消了。所以筆者認為和平改良不等於一定不徹底，有可能爭取到完全實現民主憲政的目標。
因此，衛先生所說的給他們退入「參議院」的「出路」，就既不符合民主原則也不現實了，原因已經如上述。人民並非要剝奪中共的「發言權」，只是必須經過人民的授權，因此，中共的唯一出路就是像國民黨一樣，八個字：「交出政權，參與競選」。
九，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
問題不在於革命還是改良？而在於萬一迫不得已發生革命的時候，到底是採用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非暴力不流血革命)，筆者屬意後者，已如前述。
大半個世紀以前毛澤東堅持暴力革命，犧牲數千萬人的生命，最後奪取政權，是因為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造成了暴力革命的客觀基礎。如果當時抗戰勝利後，毛共能夠順從民意，放下武器，實現軍隊國家化，參加競選，共同建立民主憲政，則中國人民不但可以避免了一場長達四年的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國內戰爭，而且還可以避免它建政以後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毛共的暴力革命祇是對他本人本黨而言是勝利，對廣大中國人民來說則是不幸。如上所述，毛澤東的暴力革命拿到今天來，絕不可能成功，甚至絕不可能重演。至於中國將來會因革命還是因改良而最終實現民主的目標，則不但取決於執政者的民主意識和開明程度，更取決於全民民主意識的成熟程度，爭取實現民主憲政的決心和勇氣。如果能夠用自上而下改良的辦法實現憲政民主當然最好，實在不成而實行自下而上的革命，也只能是非暴力不流血的顏色革命。
說到這裡，讓我想起海外民運人士中有些人所說的：「只要目的正確(實現民主)，用什麽手段(包括暴力革命)都可以」，筆者認為大錯特錯！著名的美國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說：「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在你使用不正確手段的同時，你的目的也就變得不正確了。比如說中共當年口口聲聲說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採用了暴力革命的手段，但當他使用暴力手段的時候，使用的過程中就屠殺了千萬中國人民，因而他的「目的」再神聖，再高尚，也早已被鮮血沾污了；更何況暴力得來的政權必靠暴力維持，這是一條客觀規律，早已被歷史所證實。於是，使用不正確的手段後所達到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他原來所宣揚的樣子，結果給我們帶來的是一個更獨裁專制更殘酷血腥更貧窮落後的「新中國」，這是一個多麽深刻和瀋重的歷史教訓啊！如果每一代想變革中國的革命者，都使用暴力，怨怨相報，何時才是盡頭？是故中華民族到了揚棄數千年來以暴易暴惡性循環的時候了，千萬不能再重複過去的錯誤了！
十，「兩院制」和「暴民政治」
衛先生說：「總統由民選產生，「國務院」及其首腦由議會下院多數黨(原文如此--筆者注)，在世界上是十分常見的，以色列，德國，義大利，......舉不勝舉，太多了。這有什麼好成為國際笑話的？李先生是否少見多怪？「國務院」及其首腦的產生程序，在我的文章中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國務院首腦原則上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多數黨領袖擔任"，在您的引文中就有，真不知李先生是如何閱讀的。」
顯然，衛先生將總統制和內閣制混淆了。如果像衛先生所說的「總統由民選產生」指的應是總統制，他們的內閣(即國務院)就不一定由議會中的多數黨組成，而是由總統提名行政首腦組閣，國會通過。比如美國克林頓當總統的時候，國務院是以民主黨為主組成的，但當時國會的多數黨是共和黨；又比如臺灣陳水扁當總統時，他的政府主要是由民進黨組成的，立法院多數黨是國民黨。至於說由國會多數黨組織內閣，那就不是總統制，而是內閣制了。內閣制的國家元首(總統丶國王等)就大多不是民選產生的，比如英國女王和日本天皇等。即使沒有國王的內閣制國家，如德國丶義大利等，他們的總統雖然也經選舉產生，但那只是一個虛位，實權在民選產生的國會多數黨的總理手上。不可能同時普選產生總統和總理，否則就變成兩個權力中心了(法國的半總統半內閣制是唯一的例外，但實質更接近總統制)。
至於中國將來採用總統制還是內閣制？採用一院制還是兩院制？筆者認為與專制獨裁或民主憲政這個主要問題相比，這些都是次要問題了。正如五七年大右派章伯鈞先生所說，既然可以有建築設計院丶機械設計院......，就可以有政治設計院，考慮各種可能性和利弊得失，設計出一種既堅持民主原則，又符合國情，人民大眾樂於接受的政治制度。
辛亥革命成功後，袁世凱竊國，國會為免袁搞專制獨裁，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行內閣制。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丶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廢止「中華民國 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這是一個其中一個教訓。
近年來中共為了阻止香港的民主進程，不惜撕毀基本法，強調無限期保留立法會中「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的名額，強調佔選民中少數的工商界人士創造的GDP佔了香港多少百分比，對香港社會的貢獻怎麽巨大，因而要給他們選舉特權。由此，行政長官曾蔭權放出口風說香港可以考慮如英美的兩院制，為少數親共的工商界和左派土共製造政治特權。這就完全違反了「普及而公平」的選舉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每一個合資格的公民都有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丶每一張選票都有同等的價值。因而隨即遭到社會與輪和民意的強烈反對，閉口不提了。可見正義與邪惡，正確與錯誤在人民心中早有公論，亦可見在法治社會中，公然違法的行為必遭反對和抵制。這是另一個教訓。
衛先生說他建議設立參議院安置中共中央的根據之一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上）》說的一段話：「在任何一個國家裡，總有一些人因出身丶財富或榮譽等緣故而使自身高出普通民眾之上。如果他們和平民混雜在一起，公共的自由就會成為對他們的奴役，而且他們不會有保衛這種自由的任何興趣，因為大多數決議都是和他們作對的。所以，他們參與立法的程度應該和他們在國家中享有的其他利益成正比。如果他們組成一個團體，有權制止平民的侵犯，正如平民有權制止他們的侵犯一樣，這就將有助於實現各階層間 的和平相處。」他(包括衛先生)的觀點很清楚，就是如果實行普世公認的「公平而普及」的選舉，就會造成「暴民政治」，引起社會混亂和倒退，必須設立精英份子(在衛先生的眼裡則是中共中央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的參議院把關。
衛先生忘記了，孟德斯鳩（C·L·Montesquieu，1689-1755）所處的時代是17時代末和18世紀前葉，此時正值法國封建主義和君主專制從發展高峰急劇走向沒落的時期，說這段話的時候，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尚未建立，他對「暴民政治」的擔憂也僅限於預測。數百年以後的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了，民主憲政的實施已經證明他的擔憂是多餘的，正如現實證明馬克思主義的許多理論是荒謬的一樣，衛先生怎麽拿數百年前一位西方人士說的話作為今天實現中國民主化的依據呢？
事實上，臺灣實行一院制，並沒有出現「暴民政治」，從專制到民主短短二十年的演變，經過了暫時的混亂陣痛，已經走上民主憲政的正軌；同樣地，香港也是實行一院制，以古巴共產革命領袖格瓦拉為偶像的街頭鬥士長毛梁國雄也進了立法會，除了讓立法會更多元化，更有機會聽到基層民眾的聲音之外，也沒有出現什麽「暴民政治」，兩地的選舉都和平有序，公正公平。不錯，英國的上議院曾保留了一定數量的貴族議席，但他們正迅速朝著徹底取消特權的方向前進。而美國的參議院如同眾議院一樣，都是由普選產生，並非小圈子選舉產生，更不可能讓少數人獨霸十到二十年！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發展一日千里，遠非過去任何時候可比，為什麽衛先生不叫我們學習迅速民主化的臺灣，還要我們效仿六七百年前中世紀的英國？
中共的政權本來就是暴力取得的，將近六十年了，他們享盡了特權，我們也受夠了。如今請他們交出政權，還政於民，天公地道，有甚麽好客氣的？憑什麽還要為他們特設一個享有否決權的「參議院」，繼續騎在人民頭上？筆者曾經在拙文「尊重現實，不等於......」中所說：「這些靠吹牛拍馬，為了陞官不顧人民死活丶不 惜破壞環境大搞政績工程的政治暴發戶，加上幾個只會看風使舵，阿媚逢迎的民主黨派骨幹，有英國貴族那樣的紳士風度和文明素質嗎？」「任何以"黨內民 主"取代國家民主，任何保留某黨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權，保留未經民選的任何人政治地位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當了！」筆者堅持這種看法。
中共口口聲聲說自己「三個代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其實他代表的是少數特權階級和資本家，他害怕的是人民群眾。他總是拿什麽「統一」和「獨立」來說事，用以煽動憤青狹隘民族主義，提也不敢提「專制」和「民主」，可見其做賊心虛。其實，衛子游先生和筆者都希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化，是一條戰壕裡的戰友，筆者與衛子游先生素昧平生，在這裡批評衛先生的建議，只是希望共同探索一條正確的中國民主化之路。我們都曾經飲過狼奶，血液裡都有中共灌輸的毒素，我們必須徹底揚棄共產黨的一整套思想觀念和思維方法，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
以上看法，如有不當，敬請衛子游先生指教；更希望廣大讀者發表意見，參加討論，共同推進中國民主化。
(寫於5/2/2008，修改於5/12/2008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民主中國」2008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