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官員，《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從八十年代起任職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並擔任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八九年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並起草公開信，於六四鎮壓之後被清查貶職。九三年來到美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丶華盛頓伍德． 威爾遜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並完成出版了《晚年周恩來》一書。
我叫高文謙，很高興來到希望之聲的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
主持人讓我來談論六四問題。一晃六四（運動）已經過去了十九週年。確實是非常沈重的話題，從我個人的經歷來講。我為什麽來美國，也是跟十九年前發生的六四血腥鎮壓分不開的。六四鎮壓前，我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當時看到六四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我們北京市民和機關幹部心裏都是非常著急的，覺得學生提出的推翻腐敗，推進民主，這些要求在當時也是代表了一般民眾的呼聲，所以才能形成後來聲勢浩大的運動。在這過程中，有些學生的做法，作為機關幹部，我們畢竟年齡大一些，知道東西多一些，有些東西並不贊成，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我更不贊成政府對學生採取那麽一場血腥的鎮壓。
當天晚上我就是一個目擊者，6月3日我去了廣場，感覺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那時候已經可以聞到血腥的味道了。那個時候，我當時就準備在廣場上留下來看一看，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知道會發生什麽，我希望能做一個歷史的見證者。但是後來我妻子不同意，硬把我給拉回去。當時我在廣場上跟她爭論得也非常厲害，我表示不能回去，她的一句話擋住我，她說你既然是研究歷史的，不能無畏的死在這兒，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樣我就回到家裡，我家裡離廣場並不遠，在沙灘兒路上。當天一晚上我沒有睡覺，到了夜裡一丶二點時候，已經聽到了天空中的槍聲，清晰可聞，我們的心就開始被揪著了。天亮的時候，我就跑到廣場上去了。從沙灘兒路往南騎自行車，沿路就看到一些場面，軍車進來之後，毫無道理的向沿途老百姓開槍，扔催淚瓦斯。我親眼看到在沙灘兒路上一家印尼的餐館前，幾個人被打中腿部，老百姓當時是非常氣憤，我當時親歷了這一場（運動），親眼看到了。
到了海外以後，更全面的東西看不到了。等上了六四網站以後，看到了血腥的大屠殺，用慘絕人寰來形容的話，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因為這些原因，六四之後，我下決心跟共產黨要一刀兩斷。當時不讓我出國，因為在六四中我犯了嚴重錯誤，嚴重錯誤無非就是我不贊成政府的這種鎮壓，寫過公開信和其他機關的人去天安門廣場遊行。再一個理由是我接觸過機密檔案，這種人不能隨意地出國，就這樣我跟妻子分居四年多。最後，鄧小平美英講話之後，政治氣氛有了某種鬆動，我才到美國來。 來到美國之後，我把在廣場上妻子對我說的話，開始一步步實現自己的約定。根據我瞭解共產黨的歷史，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根據所看過的歷史檔案，最後了寫一本書《晚年周恩來》，這也算給我前半生畫了一個句號，這就是大體上六四和我的人生經歷的關係。
所謂的沒有死一個人也是騙騙外人，騙那些還信共產黨那一套的人，但是對於北京市民，對於親生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根本騙不了人的。實際上，那時候不僅是學生死得非常慘，聽說在六部口坦克車軋死過人。在當時北京各個機關丶市民，這些人都是目擊者。我的朋友親眼看到在六部口坦克車把撤退的學生碾過去。後來到了海外，親眼在網站上看到被碾成肉醬的慘不忍睹的照片，看得非常清楚。包括方政，北京體育學院的教師，他的腿就是被碾斷的，這些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了。最近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她們發布的實際上是死了一百八十八個人，已經找到了一百八十八個人，其中有學生，北京市民丶工人，另外還有十幾個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他們最近在天安門母親網站，他們經過多年的收集，在網站上作了一個死亡者的示意圖和死亡醫院的示意圖，現在都在網上發表了。像中共官方的袁牧，他撒了一個彌天大謊。這個東西（謊言）只能夠騙沒有經歷過的人，或者是對共產黨制度有著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人，只有這些人才信他們。北京市民，包括各大機關的人每個人心裏都有一筆賬，就是六四是一個天大的血案。
就像蔣彥勇先生向楊尚昆匯報的時候。當時蔣彥勇在三一零醫院當主治大夫，他親自接待了很多槍傷的民眾，有些民眾是被開花彈打死的，進去的是一些小孔，後面是炸開的一個窟窿，這種照片在天安門六四網站上都有。最後楊尚昆聽了蔣彥勇先生的匯報後講，六四是我黨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我相信這話是真的。袁牧講的話就是撒的彌天大謊，連他自己心裏都不會信的。就是因為六四血案這麽慘烈，所以共產黨才千方百計地壓制了十九年，拒絕天安門母親要求的對話丶要求賠償丶要求追究法律責任，這些要求是非常合理的。這裡面，我覺得首先跟這種制度有非常大的關係。這種共產制度本質上是非常鋼性的制度，它不允許有任何的異議，有不同的意見丶不同的想法。在當時五月份六四學潮剛剛起來的時候，參與的人越來越多，中共領導人從內部就有個說法，就是胡喬木，他就說退一步就有退兩步，退兩步就全線崩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共產黨）就寧可採取這種屠殺的方式。當時流傳鄧小平一句話，叫「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但是實際上，這並不是鄧小平的話，但是這種思路確實代表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人的心態。就是寧可殺人也不把所謂革命先烈換來的江山拱手相讓。
從本質上來講，他們一點沒有變，因為最終它絕不會放棄這種權利。絕不會為了老百姓的利益放棄手中的既得利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形式上，二十年過去了，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如果說當年鄧小平還是一種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成分在裡面的話，那麽現在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整個就是一個既得利益的集團。他們沒有任何的理念和信仰，他們看中的最終就是一個權利，為了保住這個權利，它絕不能放鬆。所以在很多形勢上已經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他們已經忘了本了。很多國內的左派對這個問題，都認為鄧小平批判了馬列毛，從本質上來看，沒有任何變化，從形勢上來看，已經變得面目皆非了。比如說「三個代表」，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另外共產黨為了利益，可以犧牲任何意識形態利益，他們都可以做出讓步。換句話說，六四問題不光是共產黨，如果中國要進一步發展的話，這是繞不過去的一個檻。
現在中共領導人的策略就是採取拖的辦法，反正這個事情絕不能有任何的鬆動，包括像溫家寶儘可能得做出一些親民的姿態，包括對飢餓的兒童，以及這次在地震中他們都可以掉不少眼淚。但是對趙紫陽，可以說他們是鐵石心腸，我倒不是指責對溫家寶個人的為人上有什麽缺陷，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六四是一個死穴，確實（共產黨）是繞不過去。所以最後，溫家寶擔任中央辦公室主任的時候，五月十九日他陪趙紫陽去的天安門廣場上。當趙紫陽病重，過世之後，他一句話也沒有，表現的確實是鐵石心腸，倒不完全是溫家寶個人對趙紫陽沒感情，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六四這種問題在黨內是不能碰的，如果碰的話，等於是政治上的一種自殺行為。但是中共真要進步的話，必須要解決六四問題，用一部分人的話就是要給六四平反，用另一部分人的話，就是說六四不是平反的問題，因為平反還是跪著向共產黨去要求平反，六四本身就是應該去審判丶追究包括鄧小平丶李鵬他們這些人的歷史責任，還六四死難者一個公道。所以六四問題很等待，中國社會今後轉型或者是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逾越的檻。這些是要解決，但是從我看來，共產黨領導人絕對沒有任何想法去解決這個問題，繞不過去，但是他（共產黨）又沒有勇氣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他們都在往後拖。
每一代領導人都有任期制，八年，十年後管它洪水滔天，他們不管，但是這個事情（六四事件）誰也不敢碰。我覺得人們是會淡忘，另外，人們也會面臨新的問題，但是六四反映了共產黨集團制度的本性，所以六四的問題不解決，像這種悲劇還會不斷地發生，譬如說，關於法輪功的問題。對法輪功的鎮壓，實際上共產黨用的手法跟當年鎮壓學生是一脈相承的。從法輪功之後，對維權人士的鎮壓的手法都是一樣的，這些事情就變成了六四的檻過不去，共產黨就會用同樣的方式，繼續再來整中國的老百姓，這個本質都是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