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應該以1989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至1989年，是新聞管制相對寬鬆時期。
1978年以後，中國社會政治環境有很大的變化。在華國鋒統治的最初兩年，鄧小平為了奪取黨內最高權力，並為自己的統治正名，必須對毛有所否定，這時候鄧對所謂"黨內民主論"完全認同，並用這種理論作為與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鬥爭的理論工具。這種否定等於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環境，也決定了中國新聞控制的方式有著完全不同的特點。當時鄧小平與中共雖然不想改變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格局，但由於面臨各種特殊的社會條件，使中國自共產黨建政以後出現了少見的寬鬆局面。這些特殊的社會條件包括：
1.中國已經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這種完全出於經濟考慮的對外開放主要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交往對象，中共政府因其文化專制及人權狀況落後而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指責批評，開始考慮到改善所謂"國際形象"。
2.由於文化大革命確實使中共黨內不少官員利益受損，成為受打擊者，對毛式專制有所反省，這時黨內確實有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胡耀邦與趙紫陽的相對開明，確實為社會輿論的開放提供了社會條件，中國在八十年代出現了所謂"思想解放運動"。
3.這一時期政治思想爭論其實完全是中共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其實就是要實現所謂"黨內民主"以形成"集體領導"。由於鄧小平事實上不可能擁有毛當年那種說一不二的權威以實行個人獨裁，陳雲、薄一波等元老雖然不能形成與他分庭抗禮的格局，但卻可以對他的施政進行某種程度的批評。由於參加爭論的人士背後各有中共黨內元老撐腰，手中也各有資源，80年代中國媒體上表現出來的所謂"開放"氣象，實際上就是各種政治力量在背後撐腰的表現。鄧小平對黨內外對民主的要求採取了不同的回應方式：對黨外要求民主的力量，如魏京生與北京西單民主牆等，則採取硬性鎮壓。由於鄧小平在執政初期，為了爭取民心，已經取消了毛澤東時代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鄧為這種硬性鎮壓找了一個新的罪名"泄露國家機密罪"與"危害國家安全罪"，這種罪名很容易讓浸染在愛國主義教育中的中國人與受懲者保持距離。對黨內不同的思潮則仍然沿用毛時代的鬥爭方式，發動思想鬥爭，如1983年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與 1986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一時期的新聞控制事實上一直存在，只是中國的媒體這時還未脫離宣傳色彩，大眾媒體還未興起，媒體數量相對少得多，中共對媒體在新的政治形勢下的控制還處於"學習階段"，這一特點可以從頒布的法律規定內容以及動輒下達文件對所謂思想異己進行公開處理可以看出。加上下列諸種因素，如第一，只進行思想整肅，不會開除公職砸飯碗，即"卡住異議者的胃"這一做法還不普遍；第二，國安部門還未滲透社會生活，尤其是公開承擔思想監控任務；第三，由於政治控制相對寬鬆，知識份子的政治熱情還未衰退，對於因思想問題受到整肅者還抱持同情態度。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由於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各有自己的勢力作後臺，而且沒有任何一種勢力佔居壓倒性優勢，黨內鬥爭已經沒有"文革"時期那種"鬥垮斗臭"的殘酷性與血腥性。上述諸因素的存在，使得這一時期的思想鬥爭出現了一個鄧小平等執政者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受批判者"越批越香"。
這一時期引人注目的報刊雜誌有《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雜誌、《文匯月刊》、《書林》、《學習與探索》，這些雜誌的領導者屬於中共黨內開明派人士。必須提醒的是，這一時期中國人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噩夢中醒來，對鄧小平領導的經濟改革充滿熱情與嚮往，社會的興趣還未從政治轉移到商業及世俗化的時尚方面，政治腐敗也還只是剛剛冒出苗頭。用"充滿希望"來形容當時的中國，還是比較恰當的。至今中國傳媒業人士回憶，都認為80年代是中國媒體真正的"黃金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