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方政府的征地目的和手段來看，現在的地方政府不像是陽光政府、服務政府，而是牟利政府。因為在征地和拆遷過程中，有些文件是不公開的，例如，南通市政府批准南通市房管局黨組決定強遷等文件是不公開的；南通的拆遷許可證延期到工程結束的依據也是不公開的，很難說南通政府是陽光政府。政府圈地（征地）從出讓金所得與圈地所付出的補償金，有一個巨大的差額，作為政府的巨大利潤。這樣的政府無異於牟利政府，而不是服務政府。
政府徵收農民的土地，制定了一整套補償標準，各地不一。濟南市的征地補償每畝13萬元左右；臨沂市為6萬元上下；菏澤市4萬或者5萬元不等；而南通市約2萬元。看來法制南通對農民的補償最少，故法制南通圈地最為瘋狂。那麼，對農民的土地應當何如補償最為合理呢？當然按土地的市場價格進行補償最為合理。但沒有一個農民能按市場價格得到補償。
如果農民認為被征土地補償太少，要求提高補償標準，即使還遠低於市場價；那麼，政府官員就會給農民扣上無理取鬧的帽子，於是，逼農民簽字，或者停水停電，或者堵交通，甚至強行鏟除農民田裡的莊稼，逼農民交出土地，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將政府徵收農民土地給予的補償金與徵收後所得的出讓金，兩相作一比較，不難得出結論：政府在征地過程中，農民所得，少得可憐。與其說農民要求提高土地補償標準是無理取鬧，不如說政府在掠奪農民的土地。
從上列舉的城市征地補償來看，農民的每畝土地僅有2萬到13萬元不等的補償，而政府掛牌出讓的每畝土地達80萬元以上，而且經幾輪拍賣可達一百多萬。你看，政府出讓金的收入與補償金的支付差距多麼巨大。也就是說，農民的被征土地所得只有市場價的百分之幾，而政府空手套白狼所得出讓金竟是農民所得的幾十倍，無怪乎政府圈地幾近瘋狂。農民要求提高征地補償，被誣陷為無理要求；而政府從農民手裡徵得的土地再予以出讓，其價格是沒有標準的，多多益善。同樣是交易，政府要給農民制定標準，為什麼不給自己制定標準呢？由此可見，這樣的政府哪裡像陽光政府、服務政府？恰像地地道道的與民爭利的牟利政府。當然，政府對農民土地補償越少，政府得利越多，這樣的政府已經成為"與民爭利"的政府，而不是服務政府。暴力圈地、野蠻拆遷愈演愈烈皆緣於此。
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是永久性的，而政府出讓的土地是有期限的，或者40年，或者50年，最長不超過70年。所以，農民被徵收的土地補償金應當遠遠高於政府對土地的出讓金。因為40年或者50年、70年後的土地仍然有使用價值，卻歸政府所有，當然應當給予農民充分的補償。事實上，農民所得的補償金遠遠低於政府的出讓金。而政府來源於農民的土地，得到的巨大差額，可謂之巧取豪奪。
有人認為，出讓金與補償金之間的巨大差額來源於政府對徵收後的土地熟化。對此，我不敢苟同。
所謂的土地熟化，主要就是對土地的平整。而對土地熟化的機構是土地儲備中心，系事業單位，而不是行政機關，怎麼能說是政府在熟化土地呢？誠然，土地儲備機構是政府成立的，但該機構名義上並不屬於政府機關。其實，所謂土地熟化徒有虛名而已。開發商進行開發必然要對土地進行熟化，而政府成立土地儲備機構進行土地熟化，產生巨大的利潤，是對農民土地利益的雙重掠奪。
有人說，如果不是政府操作，土地價格不可能扶搖直上，因此農民不應當要求政府提高補償標準。這種論調似乎有理，但忽視了政府只能是服務政府，而不是"與民爭利"的政府。政府只能向交易雙方收稅，而不是利用公共權力插手交易從中牟利。假如允許農民對土地進行交易，可能不如政府賣價高，但也不會離市場價格太遠，絕不會低到只有土地出讓金的百分之幾。
政府征地的必要條件是公共利益，既然是公共利益，就應當由政府出錢，此錢來源於稅收，這叫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但在許多情況下，政府在征地過程中，並沒有掏一分錢，反而撈取了巨大利潤。政府的利潤數額，就是農民的損失數額。所謂的公共利益是政府撈錢的工具而已。
正因為政府在圈地過程中，有暴利可圖，所以暴力圈地，野蠻拆遷層出不窮，且後患無窮。經濟犯罪的政府官員接踵而至；良田拋荒，失地農民無家可歸；農作物漲價；皆與瘋狂圈地有關。
要真正建立陽光政府、服務政府，最好的辦法是禁止政府與民爭利；要杜絕暴力圈地，野蠻拆遷，最好的辦法是禁止政府在征地過程中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