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威森塔爾在他著名的《寬恕？！》一書中，記述了他在納粹時期波蘭裡木堡集中營中，親身經歷的一件往事：一個年輕的德國士兵，在瀕死之際，讓護士給他找一名猶太人傾訴他內心一直壓抑的不安。這個叫卡爾的德國士兵，用悔恨的口吻，向西蒙先生訴說了他在德軍服役時，親身參與的對猶太人的屠殺。他要求西蒙先生代表猶太人寬恕他，讓他安心地死去。西蒙先生拒絕了這位臨死幡悟的懺悔者的要求。
西蒙先生從此肩負上這個沈重地負擔：我應該寬恕他嗎？我能代表那些遭到他屠殺的人寬恕他嗎？西蒙先生把這件事告訴了集中營中的難友，引起了爭論，大家紛紜莫是，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誰也沒有替受難者寬恕凶手的權力。其後，這件事一直如夢靨般纏繞著作為集中營倖存者的西蒙先生，他甚至親自到斯圖加特，去見這位黨衛隊隊員的母親，去印證自己做法的對錯，仍然沒有結果。
西蒙先生在戰後加入了美國追查戰犯委員會，後來與昔日的難友們創建了猶太人文獻中心，他們成功地將1100多名納粹戰犯移交審判。西蒙先生的工作，使得他有條件與許多罪惡昭著的凶手接觸，直接觀察這些凶手的表現。
西蒙先生在參與的納粹審判中發現，"只有一個被指控的罪犯表現出有悔改之意。他甚至坦白了沒人看到的一些罪行。其他的罪犯都極力反駁事實。許多人居然對一件事感到遺憾--他們遺憾證人還活著，現在能出來告訴真相。"，"我經常見到一些受到指控的人非常傲慢無禮地對他們的罪行進行解釋，或嘲弄般地露齒一笑......"。西蒙先生總結罪犯的情況發現，"他們很少天生就是凶手的。他們大部分曾經是農民，手工業者，職員，或是官員......。年輕時，他們接受宗教教育，以前誰也沒有犯罪記錄。可是他們都成了凶手，變成了信仰堅定的職業凶手。他們從衣櫃裡取出黨衛隊服裝。換上這樣的服裝，他們也就換掉了他們的良心，他們換掉了自己的良心就像換掉了他們的平民服裝一樣。"
這位名叫卡爾的黨衛隊隊員和他的母親，典型地表現了二戰時德國民眾的情形。卡爾的母親一直堅信卡爾是"一個好孩子"，是一個"隨時準備幫助別人"的人。但就是這個從小篤信宗教"可愛的好孩子"，最後還是在希特勒的鼓惑下，參加了黨衛隊，並且參與了一系列殘殺包括猶太平民在內的暴行。作為沒有參與屠殺的像卡爾母親這些人，是怎樣看待納粹的暴行呢？卡爾母親得知西蒙先生是猶太人時，向他表白："在我們這個地區，我們一直都是和猶太人非常和平地相處的。我們對他們的命運不負有責任。"是的，他（她）們沒有直接參與對猶太人的屠殺，並且"經常對被壓迫者顯示出同情"，但正如西蒙先生所說："......她自己家庭的幸福對她來說還是最重要的。成千上萬的家庭都是在關心著自己小圈子的和平與安寧。這就為凶手上臺和保住政權搭好了臺基。"，納粹因此得以對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其他民族造成災難，並把整個德國的人民也拖進災難的深淵。
那麼，作為同樣是德國納粹受害者的波蘭人、俄國人對猶太人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德國納粹的種族主義理論，同樣感染了這些後繼的受害者。他們把德國納粹的種族主義本土化的工作既簡單又迅速，只是把"神聖的日爾曼民族"換成波蘭人或俄羅斯人就完成了--魔鬼的笛子總是比上帝的話語誘人--他們同樣把猶太人視為"瘟疫"、"虱子"，瘋狂地排擠這個在世界上四處流浪的民族，他們都跟著希特勒的步伐，成為殘殺迫害猶太人的幫凶、幫忙或幫閑。在德軍的坦克履帶碾壓到波蘭人、俄國人的國土上時，這些波蘭人、俄國人面臨同樣的殺戮時，他們仍舊沒有幡悟，仍舊漠視自己已淪為"同類"的猶太人的存滅，甚至有人還在被德國納粹處死的猶太人身上，放置寫有"猶太肉"的紙條，表示對猶太人的憎惡和侮辱。
戰爭結束後，先是人們瞭解了納粹令人難以置信的罪惡；不久，神甫、慈善家和哲學家開始懇求世人寬恕納粹；其後，人們對這場屠殺過千百萬無辜者的人類災難逐漸淡忘；再後，盧安達、波黑、科索沃、車臣等地，一系列人類屠殺悲劇再度在世界各地復活重演，"新納粹"等極端勢力也以各種形式死灰復燃。
為什麼人類總是這麼快就遺忘這些慘烈的罪惡？為什麼人類總是徘徊在罪惡的沼澤地，不時地自陷滅頂的境地呢？為什麼我們總是哀前人之不屑而不鑒之，一次次重蹈罪惡的覆轍呢？無他，置根人心深處的有我無他的私心使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無限度的張揚，導致個人的罪惡，而為民族、國家爭取更多生存空間的所謂"愛國主義"，與人們深藏內心難露崢嶸的貪得無厭的本性是多麼的符合，這種應和人類內心邪惡的邪火一旦點燃起人們的貪慾，形成民族、國家的合力，害人害己的災難就來臨了。制約不住企圖超越自由界石的"心中之賊"，就抗拒不了假民族利益或"愛國主義"行罪惡之實的誘惑，希特勒之流的鼓噪，就會形成肆虐人類颶風的蝴蝶效應。布希總統基於防範權力的濫用，認為必須"把政府關進籠子裡"；人類為避免罪惡的一再肆虐，也應用正義做尺矩用清算做藩籬，綁紮起約束人心的堅固的籠子。
中國所經歷的災難，也是西蒙先生筆下的悲劇的再版。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在上一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末肆虐中國，造成中國人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鄧小平上臺伊始，出於政治需要，"恩准"了在胡耀邦等人的推動下，進行的有限的"冤、假、錯"案的平反。但在這個過程中，不但沒有對罪惡的責任人進行清算，反而掀起一場以曲蕭為代表的對中共獻媚的鬧劇。其後就是：1981年的封堵國人之口的取締西單"民主牆"及"地下刊物"，抓捕"民運分子"；1983年開始的持續十幾年的"嚴打"；198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後終於釀成1989年的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
他們殺地主、資本家，我不吭聲；他們抓民運人士，我不吭聲；他們殺新疆人、西藏人，我不吭聲；他們殺北京的學生，我不吭聲；他們抓"法輪功"，我還是不吭聲。為什麼？他們殺你抓你證明你有問題，否則，為什麼抓你？最後，他們奔我而來，下崗、拆遷、圈地，房改、醫改、教改，一個個大山壓了過來。我們中國人現在正在重複著人類災難形成的程序。
面對罪惡，我們怎麼辦？既然是罪惡，都是過去式或正在進行式。我們能阻止正在進行的罪惡的繼續，但我們只能面對已成事實的罪惡。我們是為了所謂的族群"和解"，一味地寬恕凶手甚至遺忘罪惡，導致災難接踵而至？甚或跪著乞求凶手和解？還是堅守正義，清算罪責人的罪行，讓戒懼攏住人心中惡的無限度膨脹？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耶酥說：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是的，我們知道，很多人的罪行是因為"他們不曉得"，或因為懼怕而陷於罪惡之中，但是也確有"曉得"他們的作為是罪惡的人，他們僅僅因為自己或幫派的私利，而主動去製造或促成這些罪惡實施的。"二戰"及對猶太人的屠殺之與希特勒，蘇聯"大清洗"之與斯大林，中國的"鎮反"、"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之與毛澤東，"六·四"大屠殺之與鄧小平、李鵬，"法輪功"之與江澤民，這些都是例證。我們基於人道考慮或能寬恕那位幡悟的黨衛隊隊員卡爾，但我們怎樣寬恕那位殺人如麻臨死還給自己立七殺碑的張獻忠呢？我們可以在清算罪惡的基礎上和解，我們也可以以悲憫的心胸寬恕那些我們的傷害者，但前提必須是罪責者對自己的罪行負責，接受正義的審判或譴責。只有罪責者對自己的罪行真心懺悔復甦自己的良心，人們才有寬恕其罪與之和解的基礎，才能在今後避免這些災難的發生。
寬恕？和解？那必須在凶手放下屠刀，接受審判，真心悔改之後。慎言寬恕！慎言和解！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這些因罪惡而伴生的不應有的寬恕、和解。
2008-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