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瓮安"六•二八"事件之後，中共當局除了以鐵腕鎮壓抗議民眾之外，也象徵性地懲處地方官員，在一個星期之內相繼將四名官員免職，他們是：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政委羅來平，公安局局長申貴榮，縣委書記王勤，縣長王海平，此四人為瓮安縣最有權勢的官員。為了確保奧運會的順利召開，以及在奧運會前夕盡力營造"和諧"氣氛，一旦出現突發事件，中央不惜拿地方開刀。但是，中央始終沒有覺悟到的關鍵問題是：禍亂的根源其實不在地方，而在中央；不在個別官員，而在政治體制。
四名官員突然被免職，是否"大快人心"呢？然而，他們究竟對此事件負有何種責任，相關報導始終語焉不詳。對此，民眾是沒有"知情權"的，政府有關的"信息"也不會向大家公開。因此，這遠遠不是民眾力量的勝利。其次，繼任的公安局長並不是民選的，而是由上級任命的。《新京報》在報導中特別指出，"新任公安局長曾司職國安"，並公布了新任公安局長龐鴻的簡歷--龐鴻此前為貴州公安廳國內安全保衛總隊副總隊長，"維穩經驗豐富"，"四日，他同時被任命為黔南州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瓮安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此一任命對瓮安的百姓而言，真可謂"前門去狼，後門進虎"。
一個社會吏治之敗壞，最後的危險線乃是執法部門的敗壞。倘若捕快與盜匪同流合污，倘若負責公共安全的警察成為公共安全的最大危害，則此社會的法治與公義必定蕩然無存，法律成為空文與笑柄，民眾亦不再以遵紀守法為榮。因此，掌握了巨大的公共權力的警察，如何運用此公共權力，於社會穩定之影響甚大。今日中共的統治危機之一，便體現在暴力機器的高度腐敗上。軍警憲特，凡是掌握暴力的部門，均是腐敗得一塌糊塗的部門。公安部在國務院各部委當中人數最多、權力最大，在每年的人代會上受到的質疑也最多。龐大的警察機構並沒有為民眾提供有效的社會安全保障，反倒成為製造官民對立的罪魁禍首。
中共一向迷信暴力，企圖以暴力維持統治之穩定。然而，警察部門的枉法、腐敗、暴力的氾濫，只能短暫地維持表面上的"穩定"，卻導致了深層次的不穩定。此次瓮安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近期在上海、湖南張家界均發生了普通老百姓以暴易暴，攻擊甚至殺戮官員和警察的惡性刑事案件，當事人並非訓練有素的"暴徒"，而是一直性格內向、逆來順受的順民，連他們也要鋌而走險、以死相搏，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在瓮安事件中，許多中小學生也上街遊行並參與焚燒警車和公安局的大樓，可見民眾對官僚和警察已經痛恨到何種程度！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不禁感嘆說："瓮安不安，正不壓邪。"他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政績不及格，"只能打五十分"。石宗源指出，此次瓮安暴動不是偶然事件，乃是必然事件，"背後深層次原因是瓮安縣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幹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他們工作不作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線，群眾意見很大，不但導致干群關係緊張，而且促使警民關係緊張。"
話雖這樣說，中共當局並沒有從瓮安事件中深刻吸取教訓，進而改進吏治、整頓警務，乃至還政於民。相反，他們反倒認為是地方官員和警察對百姓控制不力，他們自欺欺人地將罪責推諉於"黑惡勢力"身上，殊不知中共自身才是中國最大的黑惡勢力--人民得救的希望便在於"去中共化"。在瓮安事件中，胡錦濤曾經作了親筆批示，但胡錦濤的批示內容為何，卻不為人所知。從特務頭子龐鴻空降瓮安的決策便可以看出，胡錦濤不是下"罪己詔"，乃是大肆啟用特務。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中央認為，單單依靠普通的警察已經不足以震懾民眾了，必須動用他們手中的殺手鐧--那些更加殘暴、更加凶狠、也更加精明的"秘密警察"，即所謂的"國保大隊"的要員。那麼，龐鴻是否能夠"不負胡（濤）望"，讓瓮安百姓"道路以目"、服服帖帖地繼續當奴隸呢？在我看來，這一任命只能是"以油止沸"的愚蠢之舉。
跟普通警察相比，秘密警察確實更加凶殘蠻橫、無法無天。從今日龐鴻的任命可以看出，中共的統治思路乃是明代的一脈相承。有明一朝，歷代皇帝均以"恐怖主義"治國，迷信暴力機器的作用，將國家恐怖主義推展到極致，造成了廠衛橫行、超越法紀、荼毒百姓、為所欲為的局面。魯迅概括說，有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明朝的特務系統便不斷膨脹，東廠、西廠、內行廠、錦衣衛......次第設立，以特務監視百官、軍隊和百姓，再以"特務中的特務"監視特務，無窮盡也。歷史學家丁易在《明代特務政治》一書中指出："明代帝王自身就是特務頭子，司禮監是這個特務頭子的參謀本部，東西廠是和它二位一體，派出去的特務宦官也和它一鼻子出氣，錦衣衛又和東西廠分不開，而司禮太監又是全國政治最高指揮者的‘真宰相'，所以明代政治就是這麼徹頭徹尾地特務化了。"
明朝的皇帝以特務治國，特務卻沒有讓皇帝的江山變成鐵打的水桶一般。特務的肆虐，吏治的敗壞，致使民不聊生，生不如死。一位名叫馬懋才的官員冒死上書說："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草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易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等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在此情形之下，難民遂揭竿而起，既然"不反死、反亦死"，那麼還不如拚死一搏。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檢當政之後，雖然迅速清除了魏忠賢集團，但並不意味著他試圖改變特務政治。朱由檢誅殺魏忠賢，只是權力之爭，而非正邪之別。魏忠賢垮臺之後，朱由檢任用特務、重用特務，跟前朝皇帝相比，更是變本加厲。《明史·刑法志》記載說："莊烈帝疑群下，王德掌東廠，以慘刻輔之，（吳）孟明掌衛印，然觀望廠意，不敢違。而鎮撫梁清宏、喬可用朋比為惡，凡縉紳之門，必有數人來往蹤跡。故常晏起早闔，無敢偶語，旗校過門，如被大盜，官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姦細潛入，佣夫販子，陰為流賊所遣，無一舉發。而高門富豪，踞踏無寧居。其徒恣行請託，稍拂其意，飛誣立構，摘竿牘片字，株連至數十人。"朱由檢強化特務組織，厲行特務政治，企圖以此鞏固皇權，沒有想到反而使得民心日益流失，流寇日漸坐大，內憂加上外患，終於使得明王朝的社稷為之傾覆。明末嘉興學者瀋起堂擬撰《明書》，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廠衛"，可謂一語中的。然而，朱由檢至死不悟，上吊前惟知譴責臣民之不忠，"臣皆亡國之臣，君非亡國之君"。其實，沒有亡國之君，哪來亡國之臣！從朱由檢到齊奧塞斯庫，不都是作繭自縛的標本？
胡錦濤先生思考過朱由檢的命運嗎？是否以此作為"資治通鑒"呢？如果說明朝亡於廠衛，那麼中共將亡於惡警。警察部門的腐敗和暴虐，動搖了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基礎。英國專門研究政府特權部門的腐敗問題的學者斯蒂芬·莫爾在《權力與腐敗》一書中指出，腐敗源於權力的壟斷和不受監督："如果民主監督和平衡力量弱，或者缺乏這種力量，掠奪勢力就會以大規模腐敗和有組織犯罪的形式對這一系統進行滲透。隨著這種破壞力量的壯大，國家經濟進一步削弱，造成腐敗盛行，絕大部分人為了生存而被迫採取非法手段。......在公共部門任職的那些人也許會攫取巨額的不義之財，但其他人的生活只會更加艱辛。腐敗只對少數自私自利之徒有好處。"我相信，如果繼續拒絕政治改革、拒絕民主潮流，即便中共讓國安部和國保大隊這兩支"黨衛軍"的編製擴編一百倍、預算增加一百倍，即便中共將所有的國安、國保都空降到全國各地擔任公安局長，如同火山岩漿一樣沸騰的民怨亦不可能中止。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