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著名的生理學家、瑞典人薩爾丁教授，為我們描述了一幅幅未來體育競技場上的畫面：
注入了增強肌肉基因的標槍運動員，打破98·48米的世界記錄易如反掌。
將促進血紅細胞增長素的基因注入馬拉松運動員體內，大群大群的人，都可以輕輕鬆松地跑完全程，並突破2小時大關。
借用基因技術，注入增高荷爾蒙，籃球運動員可以很快增高十多厘米。這些場上巨人根本用不著起跳，就可以上演灌籃絕技。到時候，飛人喬丹算什麼，不過是一個笨笨的小矮人。
這不是可怕的童話。一個世界反基因興奮劑大會將在美國舉行。一大批基因科學家、體育官員和運動員們，將共同商討應對這一局面的措施。
儘管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聽到基因改造在人身上運用的消息，但是，這項技術在動物實驗方面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人類是否已經掌握了根據需要改變基因的做法？這種被稱作基因興奮劑的做法有多麼普及？改變了體育初衷的魔法會不會被應用體育競賽場上？2008年北京奧運到來之際，潘多拉魔盒是否再次已經開啟？這些都是近年來大批研究人員和媒體記者探究的話題。
曾經兩次被禁的游泳教練徐惠琴（前排中）又回到了國家隊。圖為徐惠琴在今年四月的英國曼城世界游泳錦標賽上。
7 月21日，北京奧運的前夕，德國電視一臺播放了一部有關興奮劑在中國的普及程度的記錄片。片中顯示：一名曾因禁藥被取締的教練又回到中國國家游泳隊；中國市場上可以不費周折地買到人體生長賀爾蒙、類固醇和紅血球生長激素；最糟糕的是，外國體育教練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中國找到醫院為他的運動員進行基因興奮劑治療。影片中沒有明確說出的一句話，顯然是"基因興奮劑惡夢成真，潘多拉魔盒已經重新開啟"。
這部45分鐘的影片一經播出，便掀起了軒然大波。國際媒體紛紛追蹤報導，世界反禁藥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 )主任總幹事霍曼(David Howman)看完該片後表示，這個片子所呈現的"比我最壞的擔心還要糟糕"。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在影片播出後一週內兩次就此片發表評論，抨擊德國電視一臺"居心不良"。
德國電視一臺為什麼拍攝了這樣一部記錄片？在拍攝過程中是如何進行的調查？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田宇採訪了拍攝該片的德國體育記者賽伯爾特先生（H.Seppelt）。
下面請看採訪全文：
記者：賽伯爾特先生，您是德國媒體界的"興奮劑專家"，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報導。請問，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這個題材感興趣的呢？
賽伯爾特：我從很早，很早以前就對體育成績背後的事情感興趣。通過我的工作經歷，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優秀的成績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的，這方面的證據非常多。我們知道這種情況在德國有，在其他西方國家有，在中國也有。到處都有這種不誠實的情況發生，
記者：您從十年前開始就興奮劑的問題寫書、拍片。據我所知，您在1997年和一位德國籍的加拿大女游泳運動員卡琳·海爾姆施泰德（Karrin Helmstaedt)一起拍了第一部有關興奮劑的記錄片，名叫"國家機密：兒童使用興奮劑"，講的是東德小運動員被迫服用興奮劑的事情。2005年拍攝的記錄片"乾淨的體育運動使命"揭露了歐洲反興奮劑檢查不夠嚴格的醜聞，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根據您的觀察，這麼多年來，興奮劑的使用在國際上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賽伯爾特：坦率地講，我認為競技體育的思路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化。很多國家增加了興奮劑檢測的次數，監控系統也比以前好，但是人們使用興奮劑的思路沒有發生改變或者說基本沒有發生改變，因為所有國家競技體育的組織結構非常相像，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德國，市場經濟對商業化了的競技體育都有影響。包括經紀人、贊助商在內的很多人都在從中賺錢，電視轉播為贊助商提供了上鏡率，很多人都想通過競技體育賺錢。當然了，比賽成績越好，來的錢就越多。在這麼大的金錢和經濟效益的作用下，禁藥對運動員就產生了很大的誘惑力。
坦率地說，中國也不例外。比如說，在全運會上，中國各個省之間的競爭非常強烈。運動員的比賽成績如果好的話，能得到很多錢，也能贏得贊助。對運動員來說，這就存在著一種引誘他使用禁藥的誘惑力。不同國家的機制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說，從運動員使用興奮劑這一點上看，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沒有什麼差別。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前幾個月我去中國做過兩次調查，停留的時間比較長。我注意到，中國體育界的等級觀念很強，教練員和體育界的官員對兒童和青年運動員管得很嚴，這種狀況並不利於促進小運動員的獨立性。但我要強調的是興奮劑的問題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這次是拍了一個有關中國興奮劑問題的片子，我們以前也拍過很多有關美國或德國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片子，每次也有人抗議。這是正常現象，有人覺得傷了自己的面子，所以就會有反彈。
記者：您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情況差不多，那您為什麼這次專門拍了一部有關中國興奮劑問題的片子呢？
賽伯爾特：因很簡單：如果今年是美國舉辦奧運會，那麼我們拍的就會是一部有關興奮劑在美國的片子。但因為今年的奧運是在中國舉辦，所以德國電視臺為了從多方面展現中國，對中國進行了大量報導。比如說：德國電視一臺拍了有關長城的記錄片，也拍了中國旅遊、中國建築和中國文化題材，這些片子都已??播放過。我們也拍體育題材，所以也就報導了興奮劑的問題，這是全方位報導的一個組成部分。
記者：您去中國進行實地調查之前，對中國的興奮劑問題有哪些瞭解？
賽伯爾特：中國在90年代出現過多起使用興奮劑的事件，游泳、田徑和舉重方面都有，一直到前幾年都有這種情況。大家都知道這個情況，中國也承認。也就是說，中國顯然存在使用興奮劑的問題，中國官方並不否認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想知道，中國作為奧運會主辦國在反興奮劑的鬥爭中，在奧運即將開始這段時間，到底會怎麼做？官方的宣傳和實際情況是否相符？
記者：2005年您拍的那部題為"乾淨的體育運動使命"的影片談的是興奮劑檢測的問題。您在那個時候就開始涉及中國的興奮劑問題了嗎？
賽伯爾特：當時沒有。我們是從2007年才開始調查中國的興奮劑問題的。調查的過程非常、非常艱難，因為中國的體育系統非常封閉，給我們的感覺是，中國人不願意或者是不敢和外國人多談。
記者：聽說您花了半年多的時間拍攝這部45分鐘的記錄片。您去了多少個國家進行調查？
賽伯爾特：相關調查一共涉及九個國家，我們親自去了六、七個國家瞭解情況。在中國，我們去了七個城市和地區。我們想知道中國的反興奮劑政策是否可信。在德國電視一臺放映的這部影片也表現了中國在反興奮劑方面作出的努力。我們採訪了體育管理部門、教練員和運動員。我想，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去展現中國處理興奮劑問題的方式。我們得到的印象是，不只是在中國，在其他很多國家也一樣，現實情況和宣傳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記者：您這次在中國的採訪進行的順利嗎？
賽伯爾特：採訪官方機構非常困難，因為每約一個採訪都要等好幾個月，對方才告訴我們E?是採訪對象。他們??常要求我們把所有的問題都寫下來，從一個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然後說："我們不負責這件事，您去找另一個部門。"而另一個部門又說："我們也不負責這件事，您再去找另一個部門。"就這麼翻來覆去的折騰，跟打乒乓球似的，讓人很惱火，而且在好多地方還是拿不到拍攝許可。
最讓人惱火的是，中方不遵守自己的定下的規矩。2007年1月，中國開始實施"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根據這個規定，外國記者在中國大陸採訪應該很自由，而事實上，西藏的事情出來後，我們去使館申請簽證的時候，不僅要求我們事先說明要採訪，還要說明準備進行採訪的時間、地點和採訪主題。我認為這種做法完全不合理，我們和他們激烈地爭論了很久，最後找到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我們沒有說我們有可能在現場臨時採訪，事實上我們事先也的確沒法安排，因為很多事情都得根據情況臨時定。
記者：實地拍攝的過程進行的順利嗎？
賽伯爾特：每個去中國的人得到的印象有所不同。有的人在中國有過四周總有人盯著，走到哪裡總有車跟著的經歷。我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但是我們有一次發現，一個酒店的服務員在我們的房間裡仔細檢查了我們放在房間裡的資料。我們覺得很奇怪。
記者：您認為官方部門在接受外媒採訪時，為什麼推來推去呢？
賽伯爾特：我想，這倒不是說共產黨什麼都禁止，這裡有官員們主動自律的因素在內。人們害怕和外國記者接觸，害怕說錯話後會給自己找來麻煩。中國的文化與我們不同，另一方面中國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器，幹什麼事都需要上面許可。
我想這是一個關鍵問題。當然了，時不時上面也會給下面施壓力，禁止他們做一些事情。坦率地說，我認為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體制，主要不在於時時刻刻有來自上面的壓力，讓人感到恐懼。不過，當然了，也有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想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人們有保留沒信任，這一點給我的感受很深。
記者：您認為對於中共政府來說，舉辦一個乾淨的奧運重要還是多拿金牌重要？
賽伯爾特：我感覺，對於中國中央政府來說，在奧運會上拿好成績很重要。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北京當局或許會說，寧可少拿幾塊金牌，也別有讓人查出使用興奮劑的中國運動員，因為那樣會嚴重影響北京奧運的形象。這是一種宣傳手段，在其它國家現在可能也一樣。
至於說是拿到了30塊、35塊還是40塊金牌，對於這場運動會來說是無所謂的。重要的是別查出陽性案例，因為那樣的話，多少年後人們還會記得這些醜聞。但是對於教練員和運動員來說又不一樣。對他們來說，在運動會上拿成績的壓力非常大。這就可能導致他們使用興奮劑。因此，我想中國在這兩方面的考量都有。
記者：您對中國的興奮劑檢測和實驗室的設備印象如何？
賽伯爾特：我的印象是，中國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不錯，但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當然了，你也可以問，北京的實驗室為什麼不是最好的。不過應該說也算相當不錯了，設備符合國際標準，以後有擴充的餘地。我想問題不在實驗室上，當然我們還要再觀察，現在還不好說。當然了，分析師們不把檢測方式的底都泄露出來是對的。在環法自行車賽上，我們也注意到，不把所有的檢測方式都說出來比較好，那樣才查出來一些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因為他們還以為有的藥物實驗室測不出來。
記者：您認為中國能做到全面對運動員進行興奮劑檢測嗎，歐洲好像還做不到這一點？
賽伯爾特：我們沒法查證。歐洲做不到的這一點，中國恐怕也做不到。中國在檢測方面有很大進步，這些年來檢測次數提高了很多。當然了，應該更多。我很想知道，奧運會之後，當全世界的眼睛不再盯著中國的時候會怎麼樣？
檢測次數增加之後，也會產生一種強威懾作用。我想，現在要是有哪個運動員被查出來，他可能真的會受到懲罰。這當然也是一種對外宣傳的手段，說："你們看，我們查出來了幾個！"目的當然也是進行宣傳。
我們沒法核實這一點，因為儘管中共政府向外界承諾過要保持透明度，但是沒讓我們拍實驗室，他們告訴我們的理由是："實驗室關了"。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媒體報導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參觀了實驗室，但為什麼不允許我們去看看呢？
記者：既然實驗室的設備很先進，拿出來給人看應該很有面子才對。您怎麼理解呢？
賽伯爾特：我也不理解。讓我們去看看，應該沒問題呀。我感覺他們對西方媒體有戒心，把一切都看得很緊。儘管他們說一切都是透明的，但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
記者：興奮劑問題很普遍，中國的興奮劑問題與其他國家相比有什麼異同？
賽伯爾特：資本運作的結構很相像，區別在於：中國的運動員往往處於軍營一樣的封閉環境中。他們遠離公眾的監控，你很難在大街上叫住他們。檢測員在中國的工作難度很大，在其他一些大部分運動員被封閉起來的國家也是同樣問題。在中國，絕大部分運動員都是在封閉的環境中，所以特別難查。
記者：中國在國際興奮劑市場上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中國和國際興奮劑市場的關聯有多大？
賽伯爾特：關聯非常密切。在消費市場流通的興奮劑大多來自中國。去年美國和德國等國的機構聯手舉行過一次大的搜查行動，查出很多興奮劑的來源是中國。但是在這部片子中，我們並沒有說，中國人去做基因興奮劑治療，我們說的是在中國存在做基因興奮劑治療的可能性。我們舉的例子是北美的人到中國去做治療。
記者：影片中放映了您喬裝成美國游泳教練走訪中國某醫院，當地醫生向您提供基因興奮劑治療的片段。鏡頭中的中國醫生臉上被打了馬賽克，中文對白也被隱去了。這段場景是擺拍出來的，還是實地拍攝的？
賽伯爾特：這段場景是在醫院裡用針孔式相機拍的。這個醫生做的事情顯然是非法的，但我們也擔心一旦他被查出來，不單單是會被罰款或丟工作，而是有可能受到更嚴厲的懲罰。我們並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們隱去了他的面孔和聲音。但是，我們手上有全部的拍攝資料。
記者：您的片子中有一個場景，就是瑞典的興奮劑檢查員想到一個大院裡去抽查運動員，門口的警衛不讓他們進。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是怎麼規定的？
賽伯爾特：是很難，非常困難。問題在於，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一個守門的小戰士他不知道這些規定。他不知道的時候怎麼辦呢？他就先說"不行"，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總是有這種官僚系統帶來的問題。我想他們倒未必是有意要攔住檢查員。
記者：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的規定，門衛必須讓檢察員進去嗎？
賽伯爾特：對。今年是奧運年，情況或許有些好轉。但是一些興奮劑檢查員證實，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經常出現剛才講到的那種情況。
記者：德國媒體似乎對興奮劑的問題非常關注。這和以前東德的那段歷史有關係嗎？
賽伯爾特：德國有過非常嚴重的興奮劑問題，所以我們對這個題材非常敏感，社會上對這個話題談論的很多。大家在討論，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的比例有多大。所以我們一直關注德國的興奮劑問題，我們拍過德國、美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很多國家的興奮劑問題。因此，我們當然也很想瞭解奧運會主辦國的情況，所以我們就拍了這部片子。
記者：謝謝您接受本報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