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隆冬時節，大雪紛飛，娘的丈夫終於沒能熬過去，還不到４０歲的他成為全家第叁個餓死的人。那一年，娘的眼淚未乾，另兩個孩子也相繼去了。後來，娘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俺一家餓死五個，能有叁個活著，算是好的了。"紅色高棉只餓死了300萬人，便被人民推翻，被釘上了人類歷史的恥辱柱，而GCD餓死了3000萬，卻仍然洋洋自得地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大躍進期間全國分年度非正常死亡狀況"中國小麥產量超美國"在浮誇狂潮中，《中國畫報》向全世界宣稱，中國小麥產量已經超過美國。這是當年《中國畫報》的報導圖片。密植高產"衛星田"密植高產"衛星田"，稻穀實際上是從別處移栽而來，谷穗密密麻麻，據說撐得住小孩。圖為小孩在高產田稻穗上。
孩子們鬧哄哄地簇擁著我，露出一雙雙好奇的眼睛，那個稍大一點的男孩，興沖沖跑到前面報信去了。而我已全然不認識他們是誰家的孩子。娘早已迎到了家門口。
娘老了，冬日的陽光打在她臉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皺紋上，她的頭髮花白且稀疏，本已瘦小的身材更加矮小，尤其是那雙纏得很小的腳，走起來顯得吃力極了。
看到我的身影，娘無聲地笑著，聽說是用小車送回來的，老人有些吃驚。趕集回來的父親，弄回了一籃子的菜，娘說："買了一隻活雞，我去燉湯給你喝。"父親做得一手好菜，這時候，誰做他也不放心；娘就默默地坐到灶台下燒火。那是她坐了幾十年的地方。她懂得什麼時候該用什麼火頭，她永遠那麼精細地操控著灶膛裡大大小小的火苗。洞悉火候，是一個鄉間母親一生的智慧。在今天鄉親們的眼裡，苦了一輩子的娘已經過上了好日子。她再也不用穿洗得白一塊灰一塊的破舊衣褂，再也不用住那兩間被煙熏火燎了幾十年的破舊土坯房，每個月，她都能從鄉郵局領回５００元錢────我的匯款對娘來說是一筆大錢。她不知道我具體在幹什麼活，但她一直執著地認為，這些錢都是我熬夜掙來的。
但在一閃一閃的火光裡，我看出，娘衰弱多了。更重要的是，娘總還像揣著沉沉的心事。
我是娘在改嫁後生下的孩子。在我之前，娘生了五個，養活了兩個。娘時常講起過去的事情。她平時不說，要說，總是在我們家最"富有"的季節──莊稼收割後，生產隊剛分了糧食，一家人可以盡情地吃上一頓飽飯；或是在月朗星稀的夏夜，娘一邊用大蒲扇給我和弟弟趕著蚊子，一邊就說起往事。
解放前夕，娘嫁到蔡家，那是一戶有幾畝薄地的破敗小地主。幾畝地後來當然是被分了，娘的一家因此也成了地主成分，在村裡抬不起頭。
轉眼到了１９５８年，大約六七月間，生產隊幹部把家裡的鍋和糧食全都拿走了，連一點兒油鹽也不讓留下。娘的一家同社員們一樣，全部集中到生產隊食堂吃飯。後來，連家裡的桌椅板凳也被拉走了，只留下吃飯的碗筷。在"放開肚皮吃飯"的公共食堂，"地主家的人"也得看人臉色，一個人常常只能分到稀湯帶水的一瓢。
１９５９年的春季，收成依然很好，但勞動力都在煉鋼鐵，娘和一些年紀稍大的婦女就成了收割莊稼的主要勞動力，這樣，還是有一部分小麥來不及搶收，被雨淋了後爛到地裡。收上來的糧食大部分都上交了。勉強撐到八九月份，各生產隊實在沒有糧食了，只好宣布食堂暫停，允許家家戶戶開火做飯。
娘面對著無米之炊，這時候，一家共有八口人───公公、兩個大人、五個孩子，最大的兒子也才１３歲。像無數飢餓的生命一樣，他們挖過野菜，吃過樹皮。當年秋季，水稻絕收。幸好生產隊種了一些油菜，這成了社員們的救命菜。
４０年後，娘依舊刻骨銘心的是："有一天夜裡，你哥偷了一筐菜，正想往回走，放哨的生產隊幹部追來了，可憐你哥早已餓得皮包骨，沒跑幾步就摔倒了，被抓住，吊在生產隊的屋樑上。"
我依稀記得，娘每次說到這裡，總是忍不住落淚。"實在餓極了，不偷活不了命。"娘說。"咋不出去要飯呢？"我傻傻地問。娘搖搖頭："要飯？民兵白天黑夜拿著槍放哨，抓到出去要飯的，要打死你！"
在１９５９年寒冬剛剛降臨時，娘的公公成為全家第一個被餓死的人。一家人含著淚，用一塊門板擋著土，掩埋了老人。幾天後，娘的第叁個孩子、已經四歲的老叁眼看不行了，等娘挖菜回來，再抱起這個苦命的孩子時，他的頭已經耷拉下去。
此時，死亡已經變得習以為常，有時人在路上走著走著就倒下了。也還是這一年的隆冬時節，大雪紛飛，娘的丈夫終於沒能熬過去，還不到４０歲的他成為全家第叁個餓死的人。那一年，娘的眼淚未乾，另兩個孩子也相繼去了。
娘至今也不知道，這個普通的八口之家遭遇的劫難，正是所謂"叁年自然災害"期間，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大面積"非正常死亡"，史稱"信陽事件"。
後來，娘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俺一家餓死五個，能有叁個活著，算是好的了。"
我出生後再沒有遇到過死亡的威脅，但我也永遠忘不了飢腸轆轆的感覺。今天當我看到娘在灶膛前的火光裡忙碌不停的時候，朦朧中我又像嗅到了熟稔的紅薯干氣息。
我七八歲時，遇到了青黃不接，特別是冬天，一天只能吃上兩頓稀飯。這也是窮人家通常過的日子，早飯吃得很晚，一般都是九、十點鐘，而中午飯吃完已是叁、四點，晚上的一餐只能緊緊褲腰帶省了。曾有許多個夜晚，我和肚裡空空的弟弟鬧著不肯睡覺。娘就摸摸索索地從糧囤掏出紅薯干，放到大鍋裡炒給我們充飢。只有淮河兩岸的人家有這樣的動作──娘往鍋裡扔一把紅薯干，又往灶膛裡填幾塊紅薯干。劈劈啪啪的聲音響起來，火光把娘大大的身影塗到牆上，這是我們最歡樂的時刻。
非常年代喪夫喪子的痛楚，使娘把全部的心思拴在我們身上。我記得，遇上飯不夠吃的時候，娘總是給我和弟弟的碗裡盛得滿滿的；父親也要吃飽，他要干很重的活；娘一個人在廚房裡，鏟一點鍋底，用開水泡一泡就算一頓了。每當此時，她總是說不餓。
父親是安徽人，家在淮河蒙窪行洪區，是困難時期跑到河南來的。他和娘成了患難夫妻，後來，娘又把僥倖活下來的骨肉──蔡家大兒子送到父親的安徽老家成親。這其中的辛酸，只有娘能體味。丈夫，兒子，都是因為窮，才不得已遠走他鄉去做"上門女婿"的啊。
那年頭，父親常常販一些大米到安徽老家去賣，這在當時叫"投機倒把"，要冒很大的風險。在我大約十來歲的時候，就成了父親的一個好幫手。他悄悄地裝上一架子車米，叁四百斤，車上拴一根繩子，我也幫著拉，算是給他做個伴。
臨行前，娘早早叫我睡上一覺，然後烙好了饃，熱乎乎的，裝在袋子裡，那是我和父親一路上的乾糧。
半夜時，我和父親拉著車子，順著一條坎坷不平的土路，向四十多里外的老家走去。走了二十多里，便來到河南通向安徽的最後一道關卡，父親先探了路，確認安全後，才叁步並作兩步地衝過去。
過了關，就是安徽了。眼前是平坦的淮河故道，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蘆葦，一望無際，前後十多里不見人煙。風吹過來，蘆葦叢嘩嘩地響著，我緊抓著父親的衣服，怕極了。
我們停好車，往四周看了又看，然後拿出娘烙的饃，啃幾口充飢，休息一會，再往前走，一直過了淮河干流的渡口，就到老家了。這時候，已是東方欲曉。
這一趟，可以賺到六七塊錢，用這筆錢，能買叁十多斤大米，足夠接濟一陣子。
漸漸地，我長大了，也多懂了一些事，才知道娘的心裏原來埋藏了那麼多的苦難。娘來到人間，彷彿就是為了這樣無盡地付出。養活孩子，成為她畢生的使命，和生命的全部意義。她用一雙小腳，艱難地走過一個個春夏，又走過一個個秋冬，走遍了人間的坎坷。從黑髮到白髮，一步一步地終於將苦難的日子走到了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