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直接資本市場仍然處於發育階段，因此十分不規範。正如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兩年前所指出的，中國的股票市場猶如賭場，並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配置社會資源的作用。事實上，對絕大部分的中小股民而言，中國的股市甚至比賭場更為險惡。因為在真正規範化的賭場，輸贏的機率是隨機的，因此對於參加賭博的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均等的。但是中國的賭場簡直就是一個少數掌握和控制信息的權勢者們對絕大多數中小股民進行掠奪的屠宰場。在這裡，權勢者穩賺不賠；中小股民則只賠不賺。
由於股市等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在現階段對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十分有限，因此絕大多數中國企業的資金需求主要還是依靠通過銀行來間接融資。中國政府則通過長期的低利率政策來人為地壓低生產成本。由於中國政府對中國的銀行業具有絕對的壟斷權，因此中國政府壓抑資金成本的政策對中國的經濟具有全面的影響。
利率的本質是使用資金的價格，這個價格從近期看是由市場的對資金的供求關係決定的；從更加根本的層面上看，由於資金是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資源，因此一個國家的實際利率應該基本與該國在特定時期的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相當。換言之，在一個公平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資本與勞動、管理層、不可再生資源、環境等各種要素一樣都應該參與對經濟增長的合理分紅。
可是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利率卻大大低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學者和官員、以及包括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副行長在內的不少中國金融界人士都曾多次指出，中國的銀行利率太低。不僅名義利率通常低於經濟增長速度五、六個百分點；在許多年份裡，扣除了通貨膨脹的因素之後，中國銀行的存、貸款的實際利率更常常是負值。
這種人為壓低資金價格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對資金資源的大量浪費和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嚴重阻礙。試想，如果一個企業向銀行借貸的成本在扣除通貨膨脹後低於零，它當然就具有向銀行大量舉債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最快獲取利潤的辦法絕對不是通過艱苦的技術創新來提高產品的競爭力，而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低成本資金來擴大生產規模。正是由於這一點，中國各地區和各部門才會出現週而復始地重複建設的投資過熱；中國的產業才會持久地在低附加值、低效率、低技術水平的生產和出口結構上徘徊。
在實行低利率政策的同時，中國政府的官員們還通過國有銀行在中國金融業的壟斷地位，利用其對貸款額度和貸款項目的直接控制等措施，有選擇的對國有企業和其他與政府官員關係密切的企業進行利益輸送。這種低利率和國家直接控制信貸的雙管齊下的政策，正是形成大量有效率的民營企業得不到資金保障，同時大量的資金流向效率低下的企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實際上，許多有效益的民營企業不得不支付高利貸向那些能夠得到便宜資金資源的企業轉借資金。
這種超經濟因素決定的低利率政策對儲蓄存款的持有者是一種赤裸裸的剝奪。超低的存款利率實質上降低了居民將儲蓄存款轉向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機會成本，從而將大量的居民存款驅趕到了股市和房市，大大地刺激了這兩個市場的需求，推動了兩個市場的泡沫的形成。而這兩個市場泡沫的破滅以及資金向其他市場的轉移則進一步增強了中國當前這一輪的通貨膨脹的勢頭。這正是中國經濟滑向危機的一個清晰的路線圖。
應該看到，長期的人為壓制資金成本的政策已經使得中國經濟形成了一種對低成本的依賴。這種對低成本資金的嚴重依賴正是中國當前調整經濟結構、提高技術水平、提高國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障礙；長期通過低成本資金獲得好處的既得利益集團則是任何防止中國經濟滑向危機的政策措施所必須面對的重要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