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倒了，因為我的一篇《甘肅14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的點名報導所引來的質量問責風暴。
對此，我沒有絲毫地興奮，而是有著諸多的悲傷(不是悲哀），對於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知名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的喪失，對於國內企業傳媒關係上的"弱智"，對於媒體"社會良心"的失落。
說出事實，我一個晚上沒有睡好
我不是患腎病嬰兒的第一個報導者，此前湖北、甘肅等地有媒體早就有過多次報導，但是當說到患腎病嬰兒喝的是奶粉企業時，都是說"某企業"。
我很能理解這些媒體的顧慮。
對於今日的媒體來說，他們要政治家辦報，更要企業化經營。沒有比報社的老總來說更難做的領導了，所有的人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更難為他們的是，手下還有一大堆人等著他拉廣告來養活。
對於今天的記者來說，在市場化地大潮與各種新聞禁錮中，早已沒有了前輩新聞人及自己當初入行時的光榮感和使命感。動不動就坐上被告席的他們在強勢的企業面前只不過是名召之即來呼之即去的"小記"。
9月10日，看到甘肅當地媒體關於14名嬰兒可能因為喝某品牌的奶粉而致腎病報導。聯想到當年安徽阜陽假奶粉的報導，感覺這可能又是一個重要食品質量安全問題。
隨即聯繫到甘肅的解放軍第一醫院，醫生們介紹說，以往一歲以下的嬰兒得腎病非常少見，同時他們也還沒有確定奶粉是不是致病的確切的原因。
因此，在採訪的過程中，記者也在為要不要在稿件中直接點出企業的名字而矛盾。不過，該院的李文輝醫生介紹，嬰兒最主要的食源就是奶粉，另外的可能就是水質。這句話讓記者對於奶粉可能就是嬰兒的病源有了更多的信心。
此時，我感覺證據還不充分。8月底，湖北一家媒體也曾曝出有三名分別來自湖北、河南、江西的嬰兒可能因奶粉而患腎結石，報導也沒有點是哪家企業。通過朋友找到了報導的記者，得知喝的也是三鹿奶粉，只不過報社出於多種原因沒有點名。
多個不同的地方出現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斷這可能不是由於水質問題，最大的根源還是出在奶粉。於是決定寫稿時直接點出"三鹿"的名字，雖然可能會面臨著各種風險。
還是不放心，於是又聯繫到三鹿集團的傳媒部求證。該公司的工作人員信誓旦旦地保證，奶粉沒有質量問題，且聲稱最近甘肅的權威部門對其奶粉進行檢驗也證明質量完全合格。
在奶粉品牌中，國產的三鹿說實話並不陌生，但是對於其真正的歷史還是不太瞭解。於是上三鹿網站進一步地瞭解其資料，幾個信息讓我對這家老牌的國產品牌增加了不少的信用度和好感：有著近半個世紀的悠久歷史；佔市場約18％的份額；還是神七航天員指定專用奶。
神七航天員是否真的天天喝三鹿牛奶，我看未必。從營銷和品牌宣傳的角度看，這點說明三鹿在品牌的宣傳上還是花了不少心思和代價的。
說實話，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浪潮中，一些國內的優秀品牌不是被市場化浪潮捲得無影無蹤就是被國際化的潮流所吞併（如最近的匯源果汁）或求著別人收購（如宗慶後的娃哈哈）時，三鹿仍然能夠在這個浪潮中屹立不倒，讓我對這個國有的民族品牌（雖然外資也點有很大比例）有了更的崇敬和好感。
因此，當做這篇可能會讓企業面臨滅頂之災的報導時，我有過很多的顧慮和掙扎。我怕如果因為自己一篇可能錯誤的小小的報導給這家優秀的企業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造成巨大的損失。到時，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還會為千古罪人，甚至會被人扣上個被外資品牌利用打擊民族品牌的罪名。
所以在奶粉與患病嬰兒之間的關係的論據求證上我格外地嚴謹，在行文寫作時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對於三鹿強調自己的"產品質量沒有問題"回應，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聞標題裡，我再次強調了三鹿公司"沒有證據表明奶粉導致嬰兒患腎病"的結論。
雖然意識各種風險，但還是義無反顧地做出了"點出三鹿企業名字"的決定，否則我總感覺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說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說出一個事實。在這個社會，面對著各種誘惑與風險，要說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其實也不並不容易。
在報導上版時，我腦子裡晃動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氣勢凶凶地打電話指責記者的不負責任，並要把記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說實話，這個晚上，我都沒有怎麼睡好。
出現危機，三鹿缺乏協調應對能力
報導見報後，網站的大量轉載讓三鹿公司隨即陷入一場風暴，我也作好了面臨三鹿公司責難的心理準備。
11日中午到報社上班時，同事就告訴我，上午三鹿公司打來了多個電話。
下午，終於接到了自稱是三鹿公司的劉小姐又打來的電話希望記者從網站上撤稿。其理由是，甘肅14名患腎病嬰兒基本上是分布在同一片區（我不知道她是從哪裡得出這個共同點，這些患病嬰兒分布的地域可謂方圓數百裡），可能因為這些地方的水質有問題，與奶粉無關。其次三鹿的奶粉剛剛被質檢合格，所以問題一定是與患者自己身上。
當記者問：那麼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蘇等地也出現一些因食用三鹿而出現腎病的嬰兒又該作何解釋？難道全國這麼多的省份水質都有問題？這位劉小姐支吾半天說不清楚後稱"這仍可能是與水質有關"。
這位劉小姐反問記者說，石家莊人天天吃這個奶也沒有出現問題啊？
當我詢問這位劉小姐大名時，回答是"就叫劉小姐"。
由於我對三鹿集團的傳媒部有幾個不解。
其一，這位自稱是三鹿集團傳媒部劉小姐說了半天，除了對三鹿的問題奶粉調查發展到了哪一步說不清楚之外，對於同一部門的楊小姐也不認識。對此，劉小姐解釋說的三鹿集團很大，人很多。我真的有點難以想像三鹿公司的傳媒部到底有多大，以致於和媒體溝通前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情況瞭解。
"你什麼都搞不清楚，是對你們公司的不負責，你們公司要這個傳媒部什麼用的？"，記者超出了本身的採訪職責，把這位劉小姐教訓了通。
被逼急的了劉小姐最後說，記者沒有證據證明三鹿公司奶粉有問題，這侵犯了其知識產權（為什麼是知識產權，而不是名譽權，還沒有想通）。
其二，我很奇怪這位小姐為什麼不打我手機，因為頭天我已留下手機給該公司的傳媒部，也是希望如果他們有什麼情況需要補充說明可以隨時聯繫上我。這說明這個傳媒部的管理是一團混亂。
其三，此前一天在採訪三鹿公司的傳媒部的楊小姐時，當記者問晚上是否能聯繫上這個部門，能否留下其手機時，這位小姐稱自己的手機是私人手機不方便留給記者。採訪過很多出了負面新聞的企業，第一次見到不願意留下手機以方便記者聯繫的。
其四，9月10日，記者在採訪甘肅14名嬰兒因食用三鹿奶粉可能致腎病的稿件時聯繫三鹿集團傳媒部，想確認三鹿奶粉是否真的存在質量問題和對嬰兒可能因為吃了三鹿奶粉而患腎病的情況是否知情。
兩點時打了電話，有工作人員告知要到兩點半上班。怕打早了，等到三點才打。接電話的是三鹿公司傳媒部的楊小姐。回答說，三鹿公司已經委託了甘肅權威質檢部門進行了質量檢測，結果證明奶粉質量是完全合格的。
當記者問是甘肅的什麼權威質檢部門？是在何時做的檢測？得到的答覆有些令人失望，這位楊小姐除了重複三鹿是個有多年歷史的知名負責任的企業之外，對於事件進展似乎知之不多。
憑我的觀察，這位楊小姐要不是在糊弄記者，就是對整個三鹿問題奶粉發展到哪一步根本不知情。
從三鹿自己公布的情況來看，在6月份時就知情奶粉可能有問題。在9月11日之前，在所有媒體的報導中的還是"某媒體"的三鹿對於一些患病嬰兒家長的回應如何我不清楚。但是在11日記者的報導見報後，我看到三鹿的在新浪網及人民網的回應中，很多話基本是原封不動的直接引用記者前一天的採訪，甚至連引號中的句子。
我囉唆這麼多的意思是，對於三鹿公司來說，在企業出現危機時，缺乏足夠的協調應對能力，特別在在媒體攻關方面更是"弱智"。
當然，可能三鹿並不弱智，這幾天網上暴出有公關公司為其出謀劃策：出300萬給百度，封殺所有的負責新聞，這招也夠狠，不知其實施了沒。
三月份接到消費者的反映，6月份人越來越多，8月份偷偷摸摸地停產。從三鹿自己公布的信息來看，這家企業對於自己的奶粉有問題早已知情。
那麼為什麼在在長達三個月多的時間裏，為什麼沒有全部收回？為什麼沒有告知消費者？
三個月的時間裏，我沒有看到三鹿集團拿出負責任的行動。如此對消費者生命不負責任的行為必然會導致企業生命的終結。
9月12日上午，當記者的直接點名報導被各大網站大量轉載後。三鹿集團向新浪網和人民網發了一個問答式的回應，聲稱自己的產品質量沒有問題，沒有證據患腎病嬰兒與喝三鹿奶粉之間有必然的聯繫。
早知道自己奶粉有問題的三鹿此時仍然發出這樣的聲明，顯然是想作最後的垂死掙扎。這也可以看出，死到臨頭的三鹿仍沒有一點點回頭是岸的悔意。
12日晚上9點10分，在做完當天的報導後，我坐上從上海飛往蘭州飛機。這飛機上，我心裏還有些忐忑不安，因為報導出來後整整一天，三鹿仍如此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己的產品質量沒有問題，我想"是不是我報導寫錯了"。
近零時，抵達蘭州機場，一開手機就接到同事的簡訊：三鹿決定召回8月6日前的嬰幼兒奶粉。
在一邊指責媒體還沒有足夠的證據之前，心虛的三鹿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這是一個遲到的正確決定，但一切都可能無法挽回，我似乎看到一個號稱有著半個世紀歷史、在國內奶粉市場佔有率最高的企業的轟然倒塌之聲。
回頭看，如果幾個月前，三鹿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情況是不是會好一些？我想，對於一個牽涉到嬰兒健康的食品企業來說，早承認的後果也是死，因為沒有一個母親敢把自己的孩子用作一個拒不認錯企業所生產出來的奶粉的試驗品，何況當初還傷了她們的心。
早承認早死，晚承認晚死，結果一樣，死法不一樣：早死的話，人們在傷心地同時還會誇一句"有勇氣、負責任"；垂死的話，沒有同情只會落得罵名。
事件發生後，一些人在網友發貼號召要支持這個民族品牌（雖然也有不少的外資股份）。我想，如此一個沒有社會責任感、把成千上萬個幼小的生命當兒戲的品牌，不支持也罷！雖然我很多時候也是是個情緒化的民族主義者，但是此時我努力地讓自己保持一點理性。
三鹿的網站上介紹自己時說，經中國品牌資產評價中心評定，三鹿品牌價值達149.07億元。149.07億元，用了半個世紀的積累。149.07億元變成零甚至負數，只用了半年時間。
寫至此處時，我心中沒有絲毫的竊喜，而是有種莫名的悲哀。
然而，在採訪過程中，我看到家長們哭著把不到一歲的孩子送進手術室，我看到正義醫生冒著被指責手術不當的風險為嬰兒實施全身麻醉救死扶傷，我看到5毫米的的管子從痛苦的嬰兒的尿道裡插進去時，對於報導讓企業垮掉我少了一些負罪感。
這個時代的大船會開往何處？
最後還想說下曾經被喻為"社會良心"和"船頭的瞭望者"的媒體。
網上流傳的帖子說，擬讓三鹿用三百萬封百度的口，這事的真實性還不得而知。然而，在業內，媒體被企業用金錢"封口"事已是公開的秘密。
就從這次三鹿奶粉事件來說，有沒有媒體收過"封口費"？就我瞭解的情況來看，是的可能性很大，但我還是不想去指責這些媒體，因為如果你不是一個媒體人，你無法理解現在媒體生存到底有多麼地艱難！在生存就有問題的時候，良心會價值幾何？
大學時上新聞理論課時，教授們批判西方媒體被財閥們所掌控，在打著自由名義的同時又失去了自由，年輕的我們曾對此非常失望。然而，在短短的十來年內，中國的媒體似乎在遭受著同樣的被企業收買和控制的命運。
我有點杞人憂天，如果作為社會良心的媒體沒有了良心，這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船頭沒有了瞭望者，這個時代的大船又會開向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