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以下簡稱"中共國新辦"）發表了所謂"《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筆者作為第一次提出"西藏完全可以設立為‘文化特別行政區'"（大家參閱發表於《新世紀網》2004.9.2 03:02；http://www.ncn.org拙作"西藏文化及其現狀"）的角度，抱著極大的希望此白皮書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卻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於2000年6月"中共國新辦"頒布的所謂"《西藏文化發展》白皮書"重述了一遍。也許，這與納粹主義的思路有關，即"一個謊言說了一百遍並能成為真理"。因此，筆者也不再浪費時間和精力去再次評析，重述一遍拙作"西藏文化及其現狀"中的部分內容就足足有餘了。
一丶藏語文步入裝飾化的處境
人們所熟悉的那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明文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又第121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職務的時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的規定，使用當地通用的1種或者幾種語言文字。"〔3〕還所謂西藏自治區先後1987年和1988年頒布的《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的實施細則》和其它各藏區自治州的《自治條例》中也有類似的規定。同時，西藏拉薩為主的部分城鎮內行人能夠看到"機關丶廠礦丶學校丶車站丶機場丶商店丶賓館丶影劇院丶體育館等的門牌以及公章丶證件丶表格丶信箋丶稿紙丶標示丶標牌和街道名稱丶交通路標均使用藏中兩種語文。"〔4〕藏語文作為藏學或西藏文明傳承，發揚和發展的載體，這些顯像是否屬於"維護和保障藏人學習，使用和發展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權利"的範疇？比如筆者曾經工作過的青海省為例，各縣各州（不包括海東地區）設有藏語辦公室，每個辦公室不超過7丶8個人手，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以上門牌和名稱從中文翻譯成藏文以及裝飾，必須傳達到農牧基層不可的文件翻譯等。所謂西藏自治區和其它地區的藏語狀況也就八九不離開十。
從"維護和保障藏人學習，使用和發展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權利"角度看，這不是"學習"或"使用"和"發展"，為了應付某種壓力而採取的1種"裝飾化"的表演。如同1993年江澤民在視察所謂青海省海南州的時候，"青海糊"邊時任海南州委書記東朱嘉一起穿藏袍照相一樣，只能說江先生把當時藏人給了點面子。誰都知道，"給面子"不是學習，也非使用或發展，只不過是1種修飾或裝飾藏丶中關係的假象。其目的在於往外表演"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遊戲。
按理說沒有必要各地設立藏語辦公室，因為，既然藏人必懂"雙語"（即藏語和中文）不可的前提下，西藏各地工作的中國人應當懂得"雙語"，才能說得上已進入了"學習"或"使用"當地民族語言的層面，不過"發展"還要看如此使用的情況。當然，筆者不反對"雙語"或"多語"，但必須要1個同等的地位或使用的空間。現在西藏各地除了藏醫院開單子和部分法院應用雙語下發起訴與判決書外，那個在藏的醫院在使用"雙語"？那個在藏的國營銀行或企實業單位和商業丶稅務丶獸醫，行政單位在使用"雙語"？那個在藏的單位每年一度的總結大會上使用"雙語"開會？"雙語政策"只落實到藏人社會不落實到在藏中國人社會的情況下，藏語在西藏本地能夠發展或延續多長呢？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藏語（翻譯出來的課本）的前途或社會上能夠做些什幺？
誠然，從50年代開始，辦起《西藏日報》和《青海藏文報》，尤其是最近幾年陸續出臺了 ,"西藏衛視"（全天）和"青海衛視"（兩個小時）等藏語頻道，還有一些藏文雜誌和小報。這裡不談論宣傳等手段意義上的需要和戰術，只看看西藏各地的文盲情況就知道裝飾層面上的內涵。如，所謂玉樹藏族自治州丶果絡藏族自治州丶黃南藏族自治州丶甘南藏族自治州丶阿巴藏族自治州丶甘孜藏族自治州丶德欽藏族自治州等7個自治州內"於1992年適齡兒童達1,030,511，其中失學者達680,000，佔全部（7個州）兒童的67%，佔上小學的340,000兒童的33%。"〔5〕當時輪轉到2000年，所謂西藏自治區官方文件顯示"全區文盲達32.5%"〔6〕，實際文盲率官方文件中都不下於42%左右，以下有專論而在此不在贅述。如此高文盲率的地區，怎幺閱讀或享受以上雜誌，報紙和頻道呢？難道這也是"維護和保障藏人學習，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嗎？假如現在藏文信息化走向世界又有西藏各地文盲有何意義和幫助？
二丶進入流逝和篡改中的文化遺產
西藏而言，正如"每個寺院丶宮殿丶官府和家庭擁有文物的多少丶文物的珍貴程度是衡量該寺院，家庭富有程度的標準之一"〔7〕，西藏文物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古文化遺址"（指從遠古至噶丹頗章），"古墓群"（指從遠古至噶丹頗章），"岩畫，石窩和石碑"（指從遠古至噶丹頗章），"石刻文化"（指從遠古至噶丹頗章）和"陶器文物"（指從遠古至噶丹頗章），如此豐富的文物佈滿西藏各地的前提下，怎幺能說舊西藏的文物保護幾乎是空白呢？
其實，"公元1956至1959年間的民主改革和四反運動（反叛亂丶反違法丶反特權丶反剝削）中，部分文物被毀。公元1966至1976年間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藏區95%以上的寺院丶印經院丶宮殿和其它古蹟文物遭到毀滅性破壞，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許多文物，是當時有心人冒著極大的風險密藏下來的倖存物。就連國家下令列入保護的文物古蹟也遭到局部破壞。......自1959年以後，特別是1980年至今（指2001年8月──筆者注），藏族許多珍貴文物流向國外。"〔8〕
西藏典籍也可以包括為伏藏文獻（苯教和佛教），歷史文獻（主要指敦煌吐蕃歷史和手抄歷史），群雄各據時期以後的文獻（歷史傳記丶史書丶佛教史丶文集丶'甘珠爾'即佛陀語，'丹珠爾；即佛陀語的註釋，），辭書文獻（吐蕃統一時期的《翻譯名義大全》和《聲明要領二卷》，當時不僅屬於世界領先的辭書，現在同樣有一點的參考價值和可讀性。還帕主貢瑪時期直至以後撰寫的辭書。）丶石刻文獻丶口傳文獻等等。
同樣公元1956至1959年間的民主改革和四反運動，公元1959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舊文化丶舊思想丶舊風俗丶舊制度），公元1966至1976年間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中，受到了95%以上的典籍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比如，幾乎西北丶西南地區的所有鞋掌應用經書製造的，還應用石刻文獻鋪路以及墊鋪牆根。最明顯的一例是現在從所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縣至烏蘭縣之間的公路上可以辨析應用石刻文獻（經文）鋪路的現實。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當局採取了搶救文物和典籍的措施，但是，搶救率不足破壞率的一半。除了個別宮殿或寺院（如布達拉宮和其它幾個寺廟）外，為搶救文物和典籍而投入的人力財力方面，老百姓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地方當局。在筆者家鄉為例，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所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內的所有寺院已經趨於毀滅，除個別寺院地方當局90年代拉過電以外，全部當地老百姓出錢修建起來的。如有興趣的讀者，就請參考曾瓣禪仁波切撰寫，並且，提交毛澤東的《七萬言上書》，讓你可以耳目一新。
至於考古挖掘方面，最近幾年取得了一些進展，又進展中摻雜的水份相當嚴重。如阿里地區發現的岩畫文字（內容為醫學）為代表的遠古文物推斷的年代有很大的出入，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考古學家單方面推斷為至少4千多年的假設。為什幺西藏出土的重要文物不能與外國專家一起推斷年代？手掌是否曾堵住過陽光？另外，連中文舊史所記載的"欽差大臣"明目張膽地更改為"住藏大臣"或"辦事大臣"的前提下，誰敢說所整理出來的有限的藏文典籍或其它典籍中沒有摻入水份？藏人或忠於事實的有識之士而言，這樣搶救出來的典籍有何價值？
三丶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自由只得到口頭尊重和保護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又第36條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9〕。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當局不顧以上規定，又分為什幺'正常宗教活動'和'不正常宗教活動'兩大類型。
與此同時，傳統節日中又分為被禁止的一類和公開活動的一類。既然"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和"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那幺，怎幺能夠地方當局受制種種限制呢？西藏文化不反對"改革"或"變化"，如同其核心的"生死輪迴"理論能夠說明這個問題。但是，堅決反對任何有目的的強行"改革"或瓦解信仰體系和風俗習慣的漸進式利誘引導下產生的"變化"。因為，那個根本談不上藏人集體自願或者隨著自動改變而產生的結果，又不符合內在自然規律。
有的人認為人可以改變自然，其實人改變的外在自然而非內在意義上的自然規律。比如，生老病死，陰陽交錯等無法徹底改變的鐵規律。至於所謂西藏自治區共有1,700多座寺廟和宗教活動場所以及僧尼46,000多人而言，的確是個較大的數字，這個是否體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當局對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據媒體透露："西藏自治區的共產黨員人數多達120,000"〔10〕，可想而知各個單位或場所分布於從區到村以下，如果按每20人1個場所計算，全區共產黨員的單位和活動場所也不下於6,050多座。從這個層面去思考，就不難看出黨員和單位或活動場所之數基本上3倍地大於僧尼和寺廟之數，這個事實足夠地戳穿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佳話。其它所謂自治州丶自治縣和民族鄉之類的處境也就不難略知一二。
如西藏歷史上的轉世靈童之最噶瑪巴（中文稱大寶法王）和從5世達賴喇嘛執政以來分布西藏各地政教並用的6大寺院之一青海塔爾寺堪布兼寺主阿嘉仁波切選擇流亡事件更加清晰地人們的眼前展示了只有口頭而無實質意義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畫面。另外，目前還未能名譽校長（即瓣禪喇嘛，系筆者母校的名譽校長）轉世靈童和恰扎仁波切（扎什倫布寺民管會主任兼尋訪10世瓣禪轉世靈童小組組長）脫逃軟禁的命運，從1987年開始被勒令停止的每年1度的拉薩傳昭大法會等事件公開而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嚴重事例。尤其是今年三月以來的西藏危機中失蹤的僧人，俗人以及藏人所遭受的災難，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再好不過的活例。筆者看來，如此殘酷的現實清楚地擺到人們面前的今天，只看外在的擺設而不瞧內部運行的觀光或考察，就顯得屬於多此一舉的範疇了。
四丶現代科學教育和新聞事業全面陷入黨權文化統治的歲月
所謂《西藏文化的發展》白皮書稱，"舊西藏沒有一所近代意義的學校......文盲佔95%。"〔15〕可西藏境內學者不這麼認為，如"13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印度避難期間，親眼看到國外先進科學文化技術，以及近代的機器丶建築丶學校等，於是，他提出在藏區開展近代工業丶科技和教育的新思路，以圖自強，有力抵禦外侮。1912年，達賴喇嘛土登嘉措提出擴編軍隊，興辦工廠，興辦學校，開設郵電丶銀行丶礦業，試種茶樹和改革稅制等新政措施,並下令西藏各宗都要創辦小學，規定凡藏民子弟不分出身貴賤，只要願意學習的都可以進校學習，學校一切開支由政府承擔。與此同時，噶廈政府和達賴喇嘛，在藏族青年中挑選有培養前途的青年派往英國丶印度等國去留學。"〔16〕雖然有快慢，但這段歷史有力地證明西藏也同其它東方國家一樣進入了所謂近代意義的道路。相反，"全區總人口為261.63。在全區人口中，接受大學指大專以上教育的3.30萬人，佔1.3%；接受高中含中專教育的8.88萬人，佔3.4%；接受初中教育的16.05萬人，佔6.1%；接受小學教育的80.10萬人，佔30.6%；......文盲人口為85.07萬人，佔32.5%......1990∼2000年間新增人口為42.03萬人，佔19.1%。"〔17〕懂一點加減法的人都知道，以上這些數字能夠列出這樣的程序：
261.63（總人口）
－（3.30+8.88+16.05+80.10）（大學至小學）
－85.07（純文盲）
－42.03（10年新增人數）
＝26.20萬人（系無劃分人口，是屬文盲），
並且，約佔總人口的10%。如此，中共地方當局文件中能夠清晰地看到所謂西藏自治區的文盲為32.5%＋10%＝42.5%。這僅僅是地方當局文件所顯示出來的百分比。實際文盲率還永遠高於這個百分比，因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60屆會議上Katarina Tomasevshi女士所做的報告證實了這一點。另外，1989年1月23日班禪喇嘛在扎西倫布寺的東陵扎西南捷開光大典後1次座談會上用中文發表的演講中提到，"現在我們在教育方面應該互相幫忙，這樣10年丶20年以後，我用1種藏語說話大家都聽懂了，現在我們說話聽不懂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上面各自為政，各自不同。過去藏文是統一的，寺院裡講經的時候，大家都一樣的聽的懂，甚至連蒙古人也能聽懂。現在大家都聽不懂了，5個地方是5種藏文，北京也有幾種藏文，廣播電臺的丶出版社的丶民族學院的丶翻譯局的，同樣在西藏也是用幾種不同的藏文。這樣繼續下去的話，我們的藏文會弄的一塌糊塗。因此藏文需要逐步的統一，逐步的規範化，做到大家都能互相溝通，除教育丶文化的互相交流外，經濟商業應互相促進和幫助。"〔18〕至於其它藏區的教育事業可以以上所謂的西藏自治區等量代換，其總的目的在於"我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國旗是五星紅旗，我們的首都是北京天安門"罷了。
現代意義的藏學研究從哪裡興起呢？又"藏學"一詞從何而來呢？雖然舊西藏本土沒有現代意義的藏學研究，但"藏學研究"也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創舉。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熱衷於現代意義的"藏學研究"，為何西藏著名學者得榮．澤仁鄧珠先生經停薪留職花5年多時光研究出來的自然地理丶社會歷史丶政治丶經濟丶軍事外交丶宗教丶教育丶文化丶文學藝術丶風俗習慣丶交通郵政和體育等12大類合為一體的藏學巨著《藏族通史．吉祥寶瓶》被禁止？（此巨著先前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於2001年8月出版，可是翌年11月左右，中共地方當局每本出3,000元人民幣的高價把已賣出去的幾乎全部加以收購。但其中的少部分還是流入美國丶印度等地了。在中共統治下的藏人，尤其是中國人，失去了1個瞭解西藏的窗口。）又為何前《中國藏學》（藏文）編輯多傑才讓先生因評論"文成公主進藏"而被開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公職呢？
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並不想挖掘藏學的深層，只是讓表面的研究過過場，然後想辦法把這些所謂的"研究成果"轉變為服務於延續其西藏統治的工具。這是一例，也是無可辯駁的現實。
正如筆者拙作《三個女碩士是否代表藏醫史上的首批女碩士？》所指的那樣，"西藏流亡政府為了醫學和天文曆算的繼承與發展而於1961年按照達賴喇嘛批示，位於印北達蘭薩拉的中央藏醫天文院裡設立了附屬藏醫天文學院，學生主要來自西藏境內外丶印度丶蒙古丶日本丶尼泊爾丶以及英丶美等西方國家。這所學院已培養出來的學生多達226位，其中，藏醫男人128，藏醫女人63，男天文曆算本科生31，女天文曆算本科生4。現在流亡社區工作的女藏醫博士達17，女天文曆算碩士為1。"〔14〕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幾百萬藏人的50多年裡，僅僅藏醫界培養出來的藏醫女碩士研究生僅3人，約佔西藏流亡政府在10多萬流亡藏人中培養出來的藏醫女碩士研究生的0.04（＝3:63），博士數目為0。藏醫主治醫師方面的比例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謂《西藏文化的發展》白皮書計算，西藏流亡政府培養出來的藏醫主治醫師約佔中共培養出來的主治醫師的0.70（＝226:165）。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中共怎麼還好意思開口說它撥巨款發展藏醫藏藥事業丶促進了藏醫藏藥事業的蓬勃發展呢？是否這筆巨款又落入雅魯藏布江？50多年裡培養出來的區區165藏醫主治醫師意味著什麼？當然，這僅僅是所謂西藏自治區角度而言，不包括其它藏區。
有人說，現在西藏自治區以及其它自治州丶自治縣和民族鄉等地，已經形成或涉及現代意義上的新聞出版體系。那幺，什幺是現代？人們必需首先搞清楚這個話題以後，才能知道過去的西藏也和全世界一樣未能進入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因為，現代社會是從電力技術革命直至經過電力工業的發展丶催生了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汽車問世和飛機的出現為主要標誌。以電子計算機丶原子能和空間科學技術的發明被稱為第3次科技革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科學技術每10年就有1次大發展，現以軟體開發和大規模產業化為標誌，人類進入了信息革命新紀元。假如人們從這個層面去瞭解"現代"兩個字的涵義，應當說，藏政府內參式傳閱的《手抄新聞》（含國內外重要新聞摘錄）和經過13世達賴喇嘛和噶廈（即藏政府）批准丶欽差大臣張蔭棠拉薩於1907年5月創辦的《西藏白話報》直至後來50年代初夏噶巴創辦的《西藏鏡報》以及淪陷區西康等地陸續創辦的報刊和電臺已經具備步入現代意義新聞出版體系門檻的意義。當然，沒有現在西藏發行的數量，但是，不能一口咬定什麼都沒有。不過數量不等於言論和出版自由，比如，所謂西藏新聞出版總署於2004年8月初下發的《新出報刊》（"2004"18號）規定取締19家連續性內部刊物，其中，藏文刊物達2家。剩下的82家內部刊物中，藏文刊物只有12家，約佔內部刊物總數的14%。中國人佔8%的地區，怎麼中文內部刊物佔86%呢？可想而知藏文淪落到什麼地步。至於違背"言論和出版自由權利"的實例，以上小節中已有闡述。這裡不再在重新論述。
結束語
西藏文化或藏學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的，藏學與其它文化一樣沒有國界的，更不否認變化，即發展。
白皮書稱："達賴集團提出什麽‘西藏文化自治'的主張，其實質是妄圖借‘文化自治'之名，恢復其對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神權文化統治，進而實現‘大藏區獨立'的政治圖謀。這種開歷史倒車的圖謀是絕不可能得逞的。" 其實不然，這個問題要搞明白：
所謂"神權文化統治"和"實現‘大藏區獨立'圖謀"而言，首先，"神權文化"不用"中共國新辦"操心。現今藏內外的知識份子大都是接受現代教育的，誰也不會贊成恢復"神權文化"。同理，誰也不會歡迎"黨權文化"。因此，西藏流亡政府不宣揚"神權文化"，又北京不停留"黨權文化"階梯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筆者認為大家應當回到《經濟丶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然後，就按著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層面西藏問題得以解決的話，達賴喇嘛曾多次闡明過"西藏問題徹底解決後，流亡政府自行解散"。自然就人們不用擔心"神權文化"之類的事情。
又比如，"西藏恢復自由後，以及在制定新憲章之前，將有一個過渡時期，此時，西藏的一切經濟丶教育丶文化丶衛生丶商業丶農牧丶交通等一切必須的日常事務，應由原有的藏人官員負責下繼續運作，同時應選出一名管理政治的領導，我將向他轉交我原有的全部政治職權。與此同時，西藏流亡政府將視同自然撤消，解散後的流亡政府各級官員，除了和其他藏人一樣對雪域西藏所應有的責任而外，沒有繼續原來流亡中官職的任何特權；但他們可在自願的基礎上，以其資歷丶學識和見識等為依據，接受過渡政府分派給他們並且適合其能力的工作。"（《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刊載於《西藏之頁》）
當然，世界在變化，時代在前進，又西藏命運在十字路口徘徊。如果北京不正視現在的西藏問題，將來誰也無法預測，同時，誰也無權剝奪大部分藏人的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