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爾德（Michael J. Mansfield，1903-2001），早年服役於陸戰隊，曾駐防天津，最後以一等兵 （private first class, 簡稱Pfc）退役，他七年前過世後葬於阿靈頓國家公墓，墓碑舍棄了他生前顯赫的頭銜如參議員、大使等，而僅寫著："陸戰隊一等兵曼斯菲爾德"。說不定這一等兵是他一生最感驕傲的頭銜，因為他十四歲即輟學，虛報年齡加入海軍，得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因軍旅生涯到過中國和菲律賓，尤其中國的經驗，影響了他一生。
儘管曼斯菲爾德自謙不是中國專家，但他目睹了二十年代初軍閥割據、戰禍頻仍的中國、二戰時到過重慶目擊了掙扎於生死存亡邊緣的中國，以及戰後國共內戰破碎不堪的中國，這些不尋常的第一手經驗，使他能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華後重訪中國時見人所不能見，而寫出一份時隔近四十年後仍值得一讀的報告。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的中國破冰之旅後，同年四月中到五月初曼斯菲爾德和參院少數黨領袖史考特 （Hugh Scott）連袂對中國進行了三週的訪問，足跡遍及北京、上海、西安、廣州等六大城市。那時文革尚未結束，大陸仍是一窮二白，對外封閉。即使是這樣的一個中國，曼氏已看出她未來巨大的潛在發展能力。他以瓶子半滿還是半空比喻中國 （to judge a bottle as half full or as half empty）。曼氏說，若以中國的公路里程、汽車數量、電視機的臺數、政黨及報紙編輯的數字來衡量，瓶子看來自是半空，"可是如果以中國的過去來看，這瓶子就是半滿了，而且快速的要注滿"（If China is viewed in the light of its own past, the bottle is half full and rapidly filling）。
在那樣的年代敢做這樣的預言，是相當大膽的，甚至在反共的右派人士看來，曼氏根本是apologist （為"匪"張目）。不過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曼氏確實是有先見之明。其實曼氏的先見還不止於此，根據《華盛頓郵報》資深外交記者奧柏多弗（Don Oberdorfer）所寫的曼氏傳記說，一九四三年曼斯菲爾德以國會議員和羅斯福總統代表雙重身份訪問重慶、與蔣介石委員長會談後，即已察覺戰後國共內戰不可避免，國民政府終將垮臺。
曼斯菲爾德自一九七二年訪華後，再分別於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兩度去中國考察，並撰寫了報告。他在一九七五年的報告中特別指出，依他的判斷，"中國大陸出現一個新興和充滿活力的國家，將是廿世紀下半葉最深遠的國際發展"。曼氏卅多年前的預言，已絲亳不爽的實現了，他的遠見和卓識，有如料事如神。
一九七六年曼氏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毛澤東已經去世，在他訪問期間，"四人幫"被逮捕，他在事後的報告中對毛的功過有所著墨，惜乎只著眼於功，沒提過，為一大敗筆。在這一點上，曼氏遠不如季辛吉。老季在毛生前雖極盡阿諛之能事，也說過毛是廿世紀影響人類生活品質的巨人（giant） 之一的話，卻不忘在巨人之前，加上"沒有道德判斷"（without moral judgment） 的形容詞，而曼斯菲爾德則直截了當的頌揚毛為"當代的政治巨人之一"（one of the political giants of this age）。他還說："近代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比毛對更多的人的生活有如此直接...正面的影響"。應該說，毛的影響是負面的，可怕的。
在這最後報告中，曼氏再以其一貫的信念預言："到了新舊世紀交替時，中國不僅在人力和天然資源上是巨人，其影響世界的能力，也是巨大無比的"。
曼氏已矣，其言猶在，而且一一兌現，只是繼曼氏之後前往中國求學、並長期在中國採訪的《華盛頓郵報》記者潘文 （John Pomfret)， 雖然基本上同意曼斯菲爾德的觀察，卻不認為中國能在廿一世紀取美國而代之，成為世界超強。潘文列舉的理由之一是中國人的素質不無問題，而且急遽老化後，受一胎化的影響，將出現後繼無人的局面。
對無神論者而言，"福杯滿溢"（My cup runs over）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瓶子半滿"莫非就是天不佑中國的必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