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張丹紅事件」放到歷史大背景下看，它就如一滴水珠，折射出一個變幻的時代。中國因其「低人權優勢」成為世界工廠，在經濟繁榮下產生的中國中產階級，其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這股紅色浪潮正逐步滲透西方，令西方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國土上守衛自己信奉的民主價值觀。
張丹紅成為政治符號
成長於北京的張丹紅，於八○年代留學德國，於九○年進入「德國之聲」中文部，在二○○四年升為中文部副主任。幾年前我認識張丹紅時，她正與「德國之聲」中文部主任馮海音一起，在該電臺增加有關中國人權、民主事業的節目。
最近，費良勇、彭小明等德國民陣的朋友發表了《談張丹紅事件》一文。他們在批評張丹紅錯誤言論的同時，也如實地指出：「張丹紅曾經專注地瞭解海外中國人權民主運動的發展，如實地報導二○○六年柏林支持中國民主化國際大會。她也相當關注國內被打壓、被監控的持不同政見人士的命運，......。」
然而，在二○○八年這樣一個特殊的年頭，這位在西方社會事業順遂，並關注人權的女性，突然轉變為一位「中國共產黨的代言人」。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網高度讚賞她是「為中國仗義執言」的勇士，網上「五毛黨」（中共僱用的網評員）以及愛國者們群情激奮，紛紛聲援敢於反西方的「愛國英雄」張丹紅，並痛罵處分張丹紅的德國媒體「重現納粹幽靈」。
而另一方面，一些站在民主、人權立場的海內外中國人，對張丹紅的言論進行了有理有據、義正辭嚴的批判。還有人對張丹紅的身份產生懷疑，將她視為中共的「文化特務」和「臥底間諜」。筆者認為，至今為止，張丹紅只是發表了一些言論，我們就只能根據她的言論進行分析，不能以猜測來代替理性的分析。
在眾說紛紜之中，「德國之聲」發布了一個《有關張丹紅討論的通告》。通告說：「她的一些表述同德國之聲所奉承的主導理念不相符合。德國之聲主導理念中包括宣揚民主，自由和人權。」「德國之聲有義務就此問題展開調查。依照慣例，調查結束前，當事人將不參加面向公眾的活動，其中包括播音工作。」
張丹紅的言論錯在哪裡？
張丹紅到底發表了哪些不符合民主理念的言論，需要調查處分？由於二○○八年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西藏騷亂、四川地震和奧運，德國人迫切需要瞭解中國，因此，張丹紅就由一個採訪他人的記者，受邀為一個發表自己觀點的嘉賓。也許是「愛國情結」作祟，加上知識侷限和思維方式等問題，她在一些場合信口開河，其中有一些言論錯得離譜。這裡略舉幾例：
第一，在北京奧運開幕前幾天，張丹紅在德國電臺的一次訪談中說，中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成功地「使四億人脫貧」，這說明「中國共產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都要大」。
在這裡，張丹紅犯了認識上的嚴重錯誤。儘管中共確實使一些中國人脫貧，但這不意味著它就不侵犯人權了，事實上，中共在發展經濟時還在不停地侵犯人權。當年希特勒就曾使德國減少失業率，造成經濟發展，我們能說希特勒對人權做出了很大貢獻嗎？
同時，把幾億中國人的脫貧說成是共產黨的「貢獻」，這就忽略了在共產黨統治下曾餓死幾千萬人的歷史，也無視了當今中國人民抵抗共產黨的壓迫和剝削，為爭取自己的生存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更何況，中共至今還在製造新的貧困，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目前仍然有兩億五千萬人失業，很多人養老無著。
筆者感到很難過，作為一個中文記者，張丹紅不會不瞭解許多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事實，例如被無辜監禁的、被強制拆遷的等等。但他人的苦難似乎並沒有在她心裏留下印象，她似乎認為，為了中國奧運的榮光，那些被欺凌、被迫害者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第二，當有人指出中國政府封殺網際網路時，張丹紅說：「德國也有禁止網頁的，例如對有害兒童的黃色網頁被禁止。」有一般社會常識的人都知道，德國禁止有害兒童的色情網頁是為了保護孩子，而中國政府封殺網際網路是侵犯基本人權。
第三，在德國電視二臺的一次討論中談到西藏問題時，張丹紅說：中國政府「為保護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這一點表面上看起來沒有說錯，中共確實給了西藏很多經濟資助。但張丹紅顯然不知道，西藏文化的主體和核心是藏傳佛教，而喇嘛是藏傳佛教徒敬奉的「三寶」之一。今天，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藏傳佛教四大教派領袖，全被一個大漢族政權逼得流亡在外，誰能說中共這是在「保護西藏文化」？
海外華人的一個驚人轉變
由於張丹紅的上述言論，德國《焦點》雜誌稱她是「向中國共產黨獻媚」。德國執政黨之一的社民黨議會黨團內政發言人迪特•威弗爾施皮茨稱，張丹紅的發言是「無與倫比的災難」。不管張丹紅是有意還是無意，她對一個侵犯人權的專制政權的讚頌，客觀上是對民主國家人權理念的背叛，是在人權受害者的傷口上撒鹽，將此視為「災難」並不過分。
在筆者看來，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張丹紅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她的言論彷彿是中國當局官方言論的翻版，和網上的五毛黨同氣相求，同時，她的言論還代表了一些新興愛國的海外華人，甚至代表了國內新富起來的部分知識精英和中產階級。
九十年代初筆者到歐洲避難，曾到一些國家做人權演講。當時海外華人或者同情支持八九民運，或者不問政治，共產黨的宣傳幾乎沒有市場。但十幾年過去，海外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中國開始繁榮強大起來，許多人轉而認同一個強行代表祖國的共產黨政權。一股巨大而混沌的民族主義浪潮滲透世界的每個角落，裹挾了很多華人。
為什麼居住在西方民主社會的華人，會去認同一個專制政權？這裡面既有人之常情，例如中國人傳統的故土之愛、家國之思，也有國民劣根性中愛面子的弱點，以及崇拜強權的奴性。一些海外華人還有投機愛國、牟利愛國等動機。
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近年來，大量國內新富人以及中產階級的子女移民、留學海外，大大改變了海外華人的傳統結構。這些新華僑大都是一些中共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其中不少是貪官污吏及其子女，與過去從共產黨歷次政治運動的鎮壓下逃出來的海外華人，有著本質的區別。不管這些人以什麼手段移居海外，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只要中國強大富裕所帶來的面子榮光和心理上的自豪感，卻不願承擔國內人民在專制統治下所付出的痛苦代價。
中產階級的依附性及其幻覺
網上有報導說，在海外一片紅色浪潮中「挺身而出為中國說話」的張丹紅，曾於二○○七年春節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採訪，她那七歲的女兒，還在採訪時即興唱了兩首歌。可見，作為德國新聞界官員回到祖國，張丹紅受到了禮遇，挺風光也挺愜意的。
筆者認識的一位瑞典漢學家Ｌ，多年來他為中國人權問題仗義執言，頗受我們尊敬。但近年來，Ｌ被中國官方機構頻頻邀請去中國講學，給予合作機會及一些殊榮。於是，在瑞典記者報導北京因奧運會驅趕民工等消息時，這位漢學家在電視上皺著眉頭，指責瑞典記者不該報導中國的負面消息，並大事讚揚中國的進步。
今天，中共「化敵為友」的統戰技巧已日益高明，其統戰姿態也變得非常柔軟。來自最具民主精神的北歐國家的學者，尚且經不起經濟繁榮和中共拉攏的誘惑，又何況一個本來就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張丹紅呢？就連曾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劉再復，也在中共當局恩准他回國之後，不顧「六四」冤魂未散的現實，高聲唱起「千年來中國從來沒有這樣強盛過」的讚歌來。
目前在國內，被認為代表中國民間聲音並左右輿論的，是迅速成長起來的知識精英和中產階級。袁劍在《奇蹟的黃昏》中寫道：「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通過多種方式的贖買，在一九八○年代一度以獨立姿態與政府分庭抗禮的知識精英們，終於心甘情願（甚至是興高采烈）地認可並回歸了體制。」他認為，這個完全泯滅了理想主義的知識精英群體，「很可能是一個盤踞在大眾之上的分贓集團」。
人們曾經相信，中產階級是中國民主的必要條件。然而，在近三十年經濟改革中產生的中國中產階級，並未像西方中產階級那樣反抗權貴，爭取自己獨立的政治地位，而是依附於當權者而獲得利益。因此，他們中很多人（包括筆者過去的朋友和同事）都和張丹紅一樣，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站在當局立場上說話。他們曾同情過被政府機構毆打身亡的大學生孫志剛，也知道兩億民工的疾苦。但為了奧運，北京周邊水庫地區的農民早就被禁止用水，他們飲水困難，莊稼無法播種，而北京的中產階級卻在享受嘩嘩不盡的自來水。
當那些有錢也有閑的中產階級在網上，親親熱熱地稱呼胡錦濤、溫家寶為「胡哥」和「寶寶」的時候，他們顯然是產生了極大的幻覺。一群連選舉權也沒有的可憐蟲，隨時有被當局拋棄或掠奪的危險，但他們居然以為自己真的很平等地，和「胡哥」們一起代表這個國家了。他們儼然以國家主人的身份說話，不許別人說中國不好，喊打喊殺地支持「胡哥」嚴厲鎮壓西藏人。這就令人回憶起希特勒被選為領袖的往事，當時德國中產階級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而擁戴納粹，支持希特勒排猶，其結果是自我毀滅。
德國人對紅色滲透特別警覺
有人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共對西方國家裡中文媒體的滲透已經很普遍，為什麼只有德國人產生警覺，把張丹紅的言論當作一個大事來調查？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德國有很沉痛的歷史教訓。他們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曾經被濫用，使希特勒能因其煽動性的言論而上臺，所以，現在德國在堅持言論自由原則的同時，也非常警惕不讓任何人操縱言論。在美國等國被允許的納粹言論，德國法律卻以「言論自由的例外」而加以禁止。例如，一位著名電視主持人因在節目中說了一句「納粹對家庭的態度是積極的」，便立即被解雇。即使如此嚴格地禁止納粹言論，在「記者無疆界」的各國新聞自由排行榜上，德國仍然名列第二十名，而中國則是第一百六十三名。
之所以要對張丹紅的言論展開調查，這主要是因為張丹紅的公職身份。西方國家的公職人員需要效忠於國家憲法，作為「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必須遵守該電臺的宗旨，否則就是違約。「德國之聲」的宗旨是「致力於傳播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使聽眾「獲悉德國對中國問題的立場，並瞭解發生在中國，但中國當地媒體不能報導的事情。」作為新聞官員，她今年的言論顯然是在和德國的民主價值觀唱反調。過去張丹紅因為遵循民主宗旨而獲得提拔，現在也可以因為她違背民主宗旨而遭到調查甚至處分，這是很正常很符合邏輯的處理方式。但無知的新華網和五毛黨竭力為張丹紅鳴冤叫屈。其實張丹紅仍然有自由發表她讚頌中共的言論，只要她不在乎這個公職就行。
在今年發生的大事件中，張丹紅領導下的「德國之聲」中文部熱衷於採訪一些親中的德國漢學家，讓他們在節目裡讚美中共，而很少報導批評中共的聲音。這就誤導甚至是欺騙了中國聽眾，令聽眾以為德國人都是親中的。其實這些漢學家未必真的那麼熱愛中國和中共，只是利益所系罷了。
針對「德國之聲」的問題，一些德國納稅人質問說：我們交納的稅款，為什麼要用來支持一個新華社德國准分社呢？還有德國人懷疑，張丹紅的言論不太像是真正的個人觀點，而可能有意識形態在背後驅動。這種懷疑不能說毫無依據。奧運之前，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華僑和留學生大規模的紅色集會，都閃現出中國大使館的影子，有的五星紅旗是大使館直接發下去的。
對德國人來說，張丹紅事件體現了一種真正的「中國威脅」，這種「中國威脅」不是經濟上的，而是一種紅色滲透，是對西方民主價值觀的嚴重威脅。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提議要調查處分張丹紅的，並不是傳統反共的德國右派，而是左派的社民黨議員。除了馬克思創辦的報紙記者等極左派為張丹紅抱不平之外，德國的溫和左派、中間派和右派，在張丹紅事件上的看法大體一致。
今天，西方民間支持西藏組織去北京，只要打出寫著「西藏自由」的標語，不出幾分鐘，他們就被中國警察抓捕繳獲，而中國的紅色浪潮卻可以在西方國家暢通無阻地大肆氾濫。在圍繞張丹紅事件的這場大討論中，有德國人說：「我們可以不出口我們的民主理念，但我們自己家裡不能被人如此滲透。」那麼，西方國家將怎樣扞衛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呢？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
二○○八年九月十九日
（原載《爭鳴》2008年10月號）
